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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总统拜登在85辆轿车的车队护送下到达格拉斯哥，参加第26届联合国气候灾难缔约方大会（COP26），这似乎证实了数月前他的“我是爱车人”的说法。我们在第11期红色警报《只有一个地球》中详细介绍了气候灾难。全世界仅芬兰、安道尔、意大利的人均汽车拥有量高于美国，但三国人口远少于美国。

早在出席二十国集团（G20）峰会、与方济各会面、参加COP26前，拜登就唆使其政府向欧佩克+产油国施压，要求其“在供应方面满足需求”，即提高原油产量。就在美方强迫欧佩克+加大原油产量时，联合国环境规划署发布了一份关于全球排放的重要报告。报告指出，G20成员国的温室气体排放量占全球总量近80%，其中沙特阿拉伯、澳大利亚、美国的人均碳排放量最高。沙特阿拉伯人口为3400万，澳大利亚为2600万人，远低于美国的3.3亿。由此可见，美国的二氧化碳总排放量比沙特阿拉伯和澳大利亚高得多。澳大利亚的总碳排放量仅占全球的1.2%，沙特阿拉伯占1.8%，美国却高达14.8%。

格拉斯哥会议前，G20领导人齐聚罗马，明确各国应对气候灾难的举措。会议达成的联合公报《二十国集团领导人罗马峰会宣言》言辞不痛不痒，使用了“取得进展”、“加强行动”、“扩大规模”等字眼。根据政府间气候变化专门委员会（IPCC）的报告，若无法减少碳排，全球升温与工业化前相比不超过1.5℃的关键目标则难以实现。IPCC指出，假如从现在起直到实现净零排放时减排至300千兆吨，达成上述目标几率为83%。若只能减排至900千兆吨，那么全球升温控制在1.5℃以内的几率仅有17%。目前每年有35千兆吨碳排来自化石燃料。IPCC表示，越早实现全球净零排放，越有可能阻止灾难性的全球变暖。

2015年巴黎第21届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上，各大国对“净零排放”只字不提。多亏IPCC报告和针对气候危机的群众行动，以“爱车人”自居的领导人现在不得不开始谈论这个话题。虽然2050年必须实现净零排放已经提出多年，但G20的声明仍然将其忽略，只模糊地表述为“到本世纪中叶前后”必须实现。甲烷是仅次于二氧化碳的人为温室气体，它的全球排放问题也少有提及。

COP26会议召开前夕，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米歇尔·巴切莱特呼吁：“是时候抛弃空洞的讲话、背弃的诺言、落空的承诺。制定法律、实施计划、迅速投入适当资金已刻不容缓。”然而，自1992年的里约热内卢联合国环境与发展大会以来，这个进程却不断推迟。在1972年的斯德哥尔摩联合国人类环境会议上，各国做出了两个承诺：扭转环境恶化局面、确认发达国家和发展中国家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显然，以西方和老牌殖民国家为主的发达国家早已超额使用了其“碳预算”，发展中国家在造成气候灾难方面责任较小，却很难满足人民的基本需求。

里约宣言所倡导的“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影响了1997年的《京都议定书》和2015年的《巴黎协定》。承诺成了一纸空谈。发达国家承诺进行“气候融资”，以减轻气候灾难造成的严重后果、用其他能源代替碳基能源。然而绿色气候基金会的资金远低于2009年所承诺的每年1000亿美金。G20罗马峰会也未能就这一空头支票达成共识。而以发达国家为主的政府在2020年3月到2021年3月疫情期间为刺激经济共支出了高达16万亿美元的财政拨款，这一鲜明对比不容忽视。鉴于严肃讨论气候融资已不现实，COP26极有可能以失败告终。

可悲的是，COP26的进程被危险的地缘政治紧张局势裹胁，主要原因在于美国企图阻止中国的科技发展。煤炭是争论的焦点，有人提出，碳减排只有在中国和印度削减火电厂数量的基础上才可能实现。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9月的联大会议上表明：“中国力争2030年前实现碳达峰，2060年前实现碳中和”。他还表示，中国“不会在海外新建燃煤电项目。”这一发言具有里程碑意义，承诺力度之大远超其他大国。西方国家主导的争论绝非想要实现承诺，而是诋毁中国等发展中国家，将气候灾难归罪于它们。

经济学家约翰·罗斯在研究IPCC的数据后表示，根据美国提出的在2005年的基础上减排50-52%的计划，到2030年其人均碳排放量仍将是全球平均水平的220%。假设美国实现该目标，其2030年的人均碳排放量将比中国目前水平多出42%。美国希望2030年前全球减排一半。按照当前不平衡的排放基线，美国可以排放8.0吨二氧化碳，中国3.7吨，巴西1.2吨，印度1吨，刚果民主共和国0.02吨。罗斯表示，中国目前的人均碳排量仅为美国的46%，其他发展中国家则更少，印度尼西亚的人均碳排量是美国的15%，巴西是美国的14%，印度是美国的12%。更多详情，请关注由斯瓦米纳坦研究基金会和印度班加罗尔国家高等研究院共同开发的气候公平监测仪网站（Climate Equity Monitor）。

发达国家对迫在眉睫的能源转型毫不关心，反而诋毁中国、印度等个别发展中国家。能源转型委员会的报告《使实现净零经济成为可能》（Making Mission Possible: Delivering a Net-Zero Economy）预计，能源转型支出到2050年将占全球GDP的0.5%。但与岛国消失、气候模式日趋变化无常等灾难性后果相比，这个数字微不足道。

陆上风电厂、太阳能光伏电池、电池等关键技术成本的下降，使能源转型成本随之下降。但我们必须认识到，成本是人为压低的。因为开采为这些技术供能的矿物和金属的矿工只能赚取微薄的工资，比如刚果民主共和国的钴旷工；也因为南方国家收取了极少的原材料使用费。如果据实支付成本，能源转型将花费更多资金，南方国家便可掌握足够的资源用于能源转型，无需依靠气候资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