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期汇编的艺术作品均出自“我们的美洲”艾蒂·桑塔马里亚艺术馆藏（Haydée Santamaría Art of Our America collection）。“我们的美洲”于 1959 年古巴革命胜利后创立，是践行反帝国主义、文化国际主义的重要阵地，与知名艺术家、作家、知识分子及进步政治活动家建立了紧密联结。馆内展厅已承办多题材、多学科、多技法的艺术展览，参展创作者以拉美与加勒比地区数代艺术家为主。不少作品首度亮相便在“我们的美洲”展出、随后斩获赛事奖项；也有作品由艺术家本人捐赠，自此入藏，成为珍贵的艺术遗产。

《丝网版画》，何塞·万徒勒里（智利）作于1970年，版数15/90，260 x 430毫米。

过去一百个月以来，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团队每月都会完成一份汇编的调研、撰写与编排工作。汇编内容涉猎广泛，既涵盖帝国主义史与民族解放史，也包含经济政策、国家主权、战争局势与世界秩序变局等议题的分析，最终以英语、印地语、葡萄牙语、阿拉伯语、泰语、西班牙语¹等多种语言在全球广泛传播。本篇是我们推出的第一百份汇编，正因如此，我们决定暂作停歇，以历史唯物主义视角，阐释本研究所的核心理念之一：未来。

本研究所于 2015 年酝酿创立之初，便确立了三大主要研究方向：

1. 深入理解当代资本主义以及塑造阶级斗争的本质。
2. 深入理解特殊类型极右翼的兴起态势。²
3. 深入理解未来——或下一步的走向。

第三项研究方向根植于对历史进程的唯物主义认知：当下并非永恒不变的既定状态，而是具备变革重塑的可能性。换言之，人们能够改造当下，缔造全新形态的未来。我们身处的资本主义体系并非恒久不变，依托阶级斗争与生产力发展，其终将向着社会主义制度完成转型。

本文首次从哲学与政治双重维度对未来展开研判。基于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解放传统，我们认为未来不应只是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也应代表希望，体现对未来的深切感受。³

我们衷心希望诸位能如研读此前99份汇编一样品读本文，并在读书会或是其他政治学习活动中分享、探讨本文，并展开辩论。我们始终欢迎各位提出建议。

世界上的每种语言都有一个词代表“未来”，指当下之后的时间。以全球使用最广泛的几种语言为例，以下词语表示“未来”：

英语：future，指尚未发生之时。
中文：未来，指尚未到来。
印地语：bhavishya（भविष्य），指将要发生或将要形成。
西班牙语：futuro，指尚未到来之时。
法语：avenir，指将要到来之事。
阿拉伯语：mustaqbal (مستقبل)，指将要面对之事。
孟加拉语：bhobishyot（ভবিষ্যৎ），指尚未发生或尚未形成之事。
葡萄牙语：futuro，指尚未到来之时。
俄语：bhobishyot（будущее），指终将发生。
乌尔都语：mustaqbi（مستقبل），指将要迎接或将要面对之事。

这些词汇的内涵不尽相同，背后蕴含着不同文化对于变革的价值取向。部分词汇仅指代时间维度，即有今日便有明日；另一部分则指向未来将要发生、必须面对的种种遭遇。我们必须认清一点：即便是阅读这类由单一语言撰写、再译为多种语言的文本，“未来”一词所承载的丰富意蕴，也无法在语言转换中完整传递。尽管各类语言对“未来”有着不同的诠释，但在资本主义文明通行的所有语言里，我们都能提出相同的追问：未来是否真实存在？换言之，我们是否生活在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的所灌输的“永恒的当下”中？⁴是否真的存在不同于今日的明天？

在当前时代，我们通过斗争让人理解气候灾难与气候不公、无休止的战争与连绵的种族屠杀、金融资本独裁统治，以及紧缩政策常态化等种种乱象，这些问题便至关重要。⁵数十年以来，资本主义现实主义蒙蔽人们的思想，让人们除了全球灾难之外，构想不出任何可能性。

未来是否存在？答案必然是肯定的，我们正奋力建设未来，此刻便在构筑当中。

《红鸟》，埃米略·佩托鲁蒂作于1959年。布面油画，116 x 63厘米。

第一部分：决裂

在主流权力话语体系中，未来被塑造成当下状态的延续，不含感情色彩。人们用日历丈量时间，用增长曲线预判趋势，依靠各类预测进行统筹规划。在这种视角下，未来无需奋力争取，只需静静等候。它会像账簿的下一页一样如期而至。这种未来观极具保守色彩，默认当下既定的剥削、等级与支配秩序只能优化完善，不会彻底推翻。资本主义社会中，包括媒体、中小学、高校、智库和慈善基金会在内的各大主流机构都在重复这样的未来观，满口空谈变革，却是在宣扬资本主义“无可替代”的信条，从而禁锢世人。

在我们看来，未来不仅是日历上的某个日期，而是一场割裂，是与现存秩序的决裂，是社会关系、政治权利和人类发展可能的结构性变革。秉持这样的未来观并非沉溺空想，而是重拾被刻意压制的政治内核，拥有构想、建设全新世界的能力。二十世纪与二十一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始终为之奋斗，且进程参差，却已然迈上实现之路。这样的未来观拒绝循序渐进的改良主义，也否定无序崩塌的灾变论。统治阶级炮制出创业神话、绿色资本主义、军事化安全体系等诸多虚假的未来，却无一具备真正的解放内涵。

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提出 “尚未”理论（Noch-Nicht）⁶，为这一未来观奠定了思想根基。布洛赫直接承袭马克思的思想内核，认为未来并非被搁置在明日的抽象概念，而是根植于当下、竭力冲破现实桎梏的能动力量。布洛赫主张现实始终处于未完成状态，这一观点与那些认为世界已然定型、完备且可被完全阐释的哲学思潮截然对立。他认为，当下社会处处蕴藏着指向未来的发展趋势、精神诉求与内在矛盾。所谓“尚未”，并非脱离现实历史的空想乌托邦，而是蕴藏在物质现实与群众斗争之中的潜在力量。“尚未”理论体现在诸多反殖民斗争的理想追求之中。1955年的万隆会议最后公报、1961年的不结盟运动贝尔格莱德宣言、1966年的三大洲会议决议、1974年联合国大会的新国际经济秩序宣言，都将其化作纲领性主张。此外，1917年的十月革命、1945年的越南革命、1949 年中国完成革命以及 1959 年的古巴革命⁷，也在革命进程中处处彰显着这份未来观。

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中，未来并非必然。这一观点立足于资本主义体系内在矛盾中衍生出的两大唯物主义论断。

首先，历史的现实进程推动生产力发展，扩大社会剩余。但由于这类发展始终受到私有制的束缚，进而加剧了贫富差距，让绝大多数民众深陷社会苦难。我们必须认清，如今的生产力早已不再局限于工厂与机器，护理劳务、数字基础设施、全球供应链等都囊括其中，而这些领域均依靠日益社会化的劳动力来运转。同时需要明确，资本主义一方面发展生产力，另一方面又压制其发展潜能，借助私有制、平台“优步化”垄断、打压工会、财政紧缩、军事化管控等各类资本管控手段对其加以限制。

第二，资本主义生来便造就社会苦难，催生出屈辱和怒火，进而自发演变为反抗运动。但这类斗争不会自然而然走向解放之路：政治力量会对其加以引导，要么顺应人民的切实需求走向社会主义，要么歪曲民众诉求、借助有害的反社会理念制造民众对立，与社会主义背道而驰。⁸由此而言，未来并非被动降临在我们身上，而是必须由我们缔造。而且唯有破除滋生苦难、重复苦难的现有体制，我们才能缔造未来。这样的未来观摒弃了宿命论和历史必然论，提醒我们历史是开放的，当下也蕴含着诸多可能尚未实现，通过斗争便可实现。

在这一思想体系中，希望并非单纯的乐观心态，也不是消极地坐等期盼，而是面对未竟的世界抱有激进的价值取向。希望诞生于贫困潦倒、强权压迫和权益剥夺当中，拒绝接受“苦难自有定数”。对于指导本研究所工作的全球南方各项运动，希望从来不是奢侈品。在农民、工人，以及妇女领导的各项运动和各个组织中，众人携手谋求尊严，希望应运而生。⁹这些运动追求的从来不是在当下的基础上有所提升，而是共同建立一套全新的社会秩序。他们的未来无关时序，而是深植于结构性变革之中。心怀希望，便是认清当下难以忍受、无以持久，认清剥削与压迫的现状并非天生注定、也非最终结局。这份希望对统治阶级极具威胁，因为这股改变认知的实质力量会促使民众不再一味忍受当下，转而主动行动、奔赴未来。

在这种与现存秩序决裂的思想传统中，未来并非一己之力可以创造，而是具备集体属性。资本主义文化诱导人们构想个人层面的未来：事业前程、安稳居所、人身安全，以及永无止境的“自我提升”，却封堵了集体共同前进的前景。这种文化充斥着个人焦虑，而非集体担当与社会变革的追求。在资本主义体系下，仅遵循时间维度的未来被视作可管控之物，由一众标榜中立的机构进行预测、规划、定价、维稳与统筹管理。这些机构将自身决策包装成客观技术刚需，而非带有立场的政治选择，声称由专家、市场、国家与国家安全机器代为统筹打理。这些机构无法指明通往解放的前路，只会让灾难在人为管控下持续蔓延。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特殊类型的极右翼势力趁势兴起，勾勒出以排外、等级秩序与暴力为根基的虚幻未来。这也恰恰印证了资本主义已然无力塑造正向的未来图景。¹⁰未来绝不能由这类极右翼构筑，而是需要重新夺回，成为属于人民主权的发展空间。灾难与解放都并非命定。我们必须奋力抵抗灾难降临，也要通过斗争赢得解放。从与现存秩序决裂与结构性变革的视角来看，实现目标依靠的不是个人进步，而是能够抗衡顽固既得利益者的组织，包括政党、工会与各类社会运动。若缺少这些力量，“尚未”理论便只是一纸空谈、无路可走。心怀希望的背后离不开组织架构、行动纪律，以及长久坚守。

未来并非游离于人类历史之外的事物，而是早已潜藏在各类预示全新社会形态的零星实践、行动探索与斗争实践之中。这其中包含合作社这样的劳动模式、互助关怀实践、大众民主尝试，以及中国、古巴等国家历经争议、仍在推进的社会主义建设进程。¹¹这些绝非小众另类的特例，而是全新社会运行逻辑的先行实践。梳理总结这些实践，并非刻意美化渲染，而是认清其现实意义与内在潜能。它们让我们明白，我们一心向往的理想世界并非遥不可及的抽象愿景，而是实实在在可以实现的目标。马克思主义者的使命从来不是预测未来，而是为缔造未来凝聚力量。与当下腐朽现状彻底决裂，需要清醒的认知、无畏的勇气与统一的集体纪律。唯有与现实决裂，真正的未来才会到来。由此而言，未来本身就是一片斗争阵地，想要为之奋斗，就必须认清那些妄图阻断未来发展的势力。

《丝网版画》，西尔瓦诺·洛拉（多米尼加共和国），作于1976 年，版数 18/60。 640 × 570 毫米。

未来之敌

未来并非一片静待人类理想去填满的空旷远景，它正被各类强势力量主动规划、塑造与束缚。这些力量一心想要维系现存的支配关系。未来之敌并非抽象的趋势思潮，而是决意将当下秩序延续至未来的现实势力。¹²下文将剖析四大核心的未来之敌：金融资本、平台资本、资源掠夺主义，以及军国主义。这些势力不仅固守现存社会关系，更是提前殖民未来。

金融资本居于这一势力格局的核心。它掌控着殖民与新殖民体系的收益、资本流向，借助投机运作与债务强权规训各国与社会，不断压缩未来的发展空间。¹³绝大多数扎根于全球北方的信用评级机构、多边借贷机构及私人金融机构，实则是为北方统治阶级规划未来，确保未来始终服务于资本积累，而非人类共同发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一众机构制定的各项规则，已然成为众多背负债务的前殖民地国家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处境。¹⁴

平台资本。资本主义科技垄断企业将技术创新与生产效率悉数用于数据攫取、劳动重构，以及社会生活割裂等活动中。算法操控着人们的时间、注意力与精神诉求，而平台用工模式则彻底剥夺了劳动者的稳定保障与集体抗争力量。¹⁵

资源掠夺主义。尽管科学界已有充足证据证实生态灾难迫在眉睫，石油、天然气、煤炭、矿产及农业巨头依旧持续主导能源体系、劳动力市场与国家政策走向。它们的发展眼光极度短浅，奉行掠夺资源、攫取利润、弃置残局的行事逻辑。以气候危机为例，这并非缺乏远见酿成的意外，而是资本主义企业刻意抉择的结果，它们甘愿以破坏地球生态为代价换取资本积累。¹⁶

军国主义。资本主义体系催生并激化战争、人口流离、气候灾难等各类危机，而应对之策并非社会与政治层面的治本方案，而是依靠常态化战时经济，以军事手段处理政治矛盾。在帝国主义核心区域，军国主义表现为大肆囤积军备、严苛边境管控、全域监视以及紧急状态治理常态化。在全球南方，军国主义则体现为帝国主义侵略、代理人战争、军事占领，同时逼迫各国将稀缺公共资源倾斜投入军队与安防建设，最终让军工产业从中牟利。军国主义不断压缩政治发展空间，借紧急状态推行威权举措、压制异议，让恐慌情绪成为常态。对绝大多数民众，尤其是全球南方民众而言，未来不再充满希望，只剩下无尽动荡、流离失所，以及死亡威胁。战争已然成为资本主义用以消解自身危机的工具。¹⁷

这些未来之敌不仅阻碍社会变革，更是刻意打造出一种只为少数人稳固特权，却让绝大多数民众深陷劳碌奔波、动荡不安与绝望境地的未来。唯有正面抗衡、挑战它们的势力，我们才能夺回未来。

即将实现决裂的社会力量

有产阶级执意固守当下、永恒不变，因此唯有依靠广大群众的集体斗争，才能重新夺回未来。能够与现存秩序实现彻底决裂的社会力量已然存在，只是这些力量分散零散、发展不均，还常常被遮蔽埋没。这其中，包括正规与非正规经济领域的劳动者、农民与农村劳动者组织的工农、女性群体、青年群体、受压迫群体，以及马克思所说的“过剩人口”——他们在资本积累循环中遭到排挤与边缘化，却依旧作为产业后备军与社会再生产力量，在资本主义体系中不可或缺。¹⁸

尽管“后马克思主义”思潮与各类强调政治主体碎片化的新理论层出不穷，但城乡工人阶级依旧居于核心地位，只是其人员构成已然发生改变。国际劳工组织与世界银行多项报告显示，全球劳动力总数接近 40 亿人，涵盖在职人员与正在求职的人群。全球就业人口大致行业分布如下：

1. 农业/ 9.23亿人
2. 工业/ 8亿人
3. 服务业/18亿人
4. 交通运输/物流行业/ 2.3亿人
5. 平台从业者/ 1.54亿至4.35亿人¹⁹

产业工人与服务业、运输业、仓储业、护理行业、配送行业以及平台零工从业者（也可以理解为“优步化”、的从业者）并存。在绝大多数全球南方国家，非正规就业早已不是特例，而是普遍常态。无论身处工厂、农田还是仓库，这些劳动者都面临着极度不稳定的生存处境，缺乏完善的法律保障、甚至毫无保障，随时面临失业风险。即便工会覆盖率持续走低，劳动者依旧掌握着关键性力量，包括商品生产运输、农业耕种、矿产开采、民生服务、城市建设，以及日常生活运转。从物流枢纽罢工、无地农民群体性抗争，再到家政工人集体停工，种种斗争无不印证劳资之间的对立矛盾始终存在。

各类斗争并非总是以工人联合起来自觉反抗资本的形式直接显现，往往因为父权制、种性与种族等社会层级带来的制度压迫爆发，或是由代际经历和其他社会形态催生。例如女性运动揭露了现有经济体系如何不断压榨民众的身心与时间，广大女性，尤其是黑人女性、外来务工女性以及有色人种工薪女性更是深受其害。同样，争取社会尊严的斗争虽依托非阶级属性的身份诉求展开，却也揭露了资本主义为完成资本积累，重拾旧式等级制度的复杂运作逻辑。例如，资本主义利用种姓、种族差异服务于自身积累，因此争取尊严的抗争，同样能够为社会主义斗争筑牢根基。外来务工者、失业人群、无地农民、城市贫民等过剩人口，常常被视作政治边缘群体，却最能直观体会到资本主义最赤裸的本质。他们争取住房、公共服务与人格尊严的斗争，本质上就是维系基本生存的斗争。诸多形式的抗争充分证明，工人阶级具备凝聚力量、结成反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同盟、共同争取未来的强大潜力。

如今席卷城乡各地的诸多抗议活动，大多依靠小型团体组织发起，或是借助社交媒体号召民众自发参与。资本一直依靠制造内部分裂维系自身统治：分化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群体、城市与乡村群体、男性、女性和性别异见者、本土民众与外来群体。²⁰当下，阶级结构与社会组织形式趋于碎片化，给政治组织与有规则的统一行动带来巨大阻碍。诸多民众积攒的愤怒情绪要么被反动势力利用，要么沦为消极绝望。想要实现与现有秩序彻底决裂，就必须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凝聚共识，构建能够凝聚共同利益、确立共同目标的政治纲领。如果缺少稳固组织，社会力量只能被动应对危机；而建立起统一组织，民众才能成为掌控未来的历史主体。全世界左翼力量当下最核心的组织任务，就是立足于民众客观存在的苦难处境与生存现实，搭建起主动抗争的思想与行动阵地。

时间

资本主义将自身的时间观念强加于整个社会：节奏紧迫却漫无方向，行事迅疾却毫无目标，危机频发却无解可施。焦躁浮躁的氛围席卷社会生活，打乱人们对日常节奏的掌控，挤占消磨闲暇时光。缺少闲暇，人们便难以凝聚力量构建社群联结。（不过，国家层面的社会政策不断衰退，迫使工人阶级女性搭建起社会再生产互助体系，这也让她们在当代诸多工人抗争运动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倘若没有充足可支配时间，人们便无法在工厂车间、街巷社区之中凝聚组织力量。

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催生了诸多自发抗争，这类斗争往往源于低薪与恶劣的工作环境，也源自供水保障、公共空间、平价衣食能源等社会基本生存需求得不到满足。部分抗争依托长期积淀的社会人际网络发起，也有不少是因民生与劳动条件急剧恶化，民众集体情绪爆发而兴起。这类自发抗争纵然充满勇气，却远远不够；缺乏严明组织的抗争纵然能够冲击现有秩序，却难以重塑未来。纵观历次伟大革命，无一不是依靠长期坚韧的革命实践，在持续斗争中凝聚群众力量，最终掀起颠覆旧世界的革命浪潮。自发抗争承载着民众真切的愤怒与诉求，能够走上街头唤起希望，也能推翻现有政权。但诸如2011年埃及革命一般历史经验已然证明，缺少强健持久的组织力量，这类抗争极易遭到镇压、被势力收编，最终走向力量耗竭。有产阶级深谙时间战略，往往做出长达数十年的长远布局。而仅局限于当下抗议的社会运动，只会将长远发展的主动权拱手让给对手。

组织

组织

想要跳出短期抗争的局限，就必须建立组织。组织形式不拘一格，既包括松散的社会运动，也涵盖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列宁式政党。本文无意辨析两类组织形式的优劣，核心主旨在于阐明：各类政治组织，都是统筹调配时间、奔赴解放目标的重要载体。政党、统一阵线、工会、农民组织、妇女协会、青年运动各司其职、紧密联动。列宁式政党能够制定长远纲领，开展政权层面的斗争；群众组织让抗争扎根日常生活，维系群众运动的持续性；统一阵线能够凝聚多元力量，无需强求思想完全统一。依靠组织力量，分散受压的工人阶级得以整合利用有限时间，重建被资本剥夺的理想社会秩序。

纪律

列宁式政党的一大优势，便是有将纪律置于核心地位的传统。尽管实践中极易滑向误区，但纪律绝非盲从服从，也不是僵化的官僚教条。真正的纪律，是培育具备政治素养的骨干力量，使其明晰政党存在的必要性、凝聚共识与制定纲领的集体流程、党内代表领导的核心架构，并且坚定不移地坚守共同目标、斗争策略与责任监督机制。纪律能够让组织积蓄力量、总结经验，跨越危机困境长久存续，将一时反抗沉淀为持之以恒的奋斗事业。

整套斗争体系的核心中坚，是源自工人、农民与基层群众运动的新型知识分子，他们是政治理想坚定的传播者。²¹其使命在于梳理整合思想、总结提炼经验、传递统一理念，将民众现实生活中的切身遭遇转化为切实可行的政治斗争策略，让运动参与者既认清斗争的反抗对象，也明晰未来社会的建设方向。

国际主义

仅凭单一国家的力量，无法长久实现与资本主义的彻底决裂。资本早已借助金融、贸易、军事同盟、全球供应链与意识形态机构完成国际化布局，立志构筑的力量也必须如此。国际主义并非流于表面的道德情怀与情感表态，而是立足全球经济格局、契合被压迫群体共同处境的现实刚需。践行国际主义，就是搭建跨国斗争联结、借鉴各国革命实践成果、反抗帝国主义来捍卫国家主权、统筹开展政治思想教育、发起社会运动，并且落实实质性互助支援。脱离国际主义，局部斗争取得的胜利终将孤立无援、极易瓦解；秉持国际主义，地方、国家与区域层面的抗争才能汇聚力量，形成规模、对抗全球体系。

未来无法一蹴而就，必须依靠全体民众沉稳耐心、自觉主动地共同构筑。时间开辟斗争空间，组织搭建斗争框架，纪律筑牢斗争底气，国际主义拓宽斗争规模。面对统治阶级精心谋划、充斥剥削与排挤的未来图景，被压迫群体唯有依托这些手段，才能亲手缔造属于自己、立足人格尊严、人人平等、守护生命本源的未来。

《切》（系列集体作品），阿尔弗雷多·普朗克、伊格纳西奥·科隆布雷斯、卡洛斯·塞萨诺、胡安·曼努埃尔·桑切斯、纳尼・卡普尔罗（阿根廷）作于1968 年。布面油画，单幅尺寸 195 × 150 厘米。

第二部分：构筑未来

我们应当建立何种体系来取代当下的现存秩序？未来的实现不能只依靠斗争、组织与纪律，还必须落实到物质基础、制度架构与国际联动的层面。这就要求我们直面所有制、经济规划、国家主权以及维系一个截然不同的社会秩序所需的统筹协作机制等核心问题。

公有制与统筹规划

未来道路的抉择，与所有制及社会统筹问题密不可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私有制让少数阶级掌握了生产内容、生产方式与产品分配的决定权。这种权力的行使不以全社会共同利益为宗旨，而是完全服从于利润诉求、市场竞争与短期资本积累的逻辑。由此便形成了尖锐矛盾：生产力早已高度社会化，但其管控权却依旧被少数私人牢牢把持。如今劳动形式已然具备集体性与国际性，可集体劳动创造的技术成果与经济剩余却被少数人侵占占有。因此，任何关于社会主义未来的严肃探讨，都必须通过变革物权关系来破解这一核心矛盾。

公有制绝非单纯在法律层面将私有资产划归国家所有。国家本身就是阶级斗争的场域，必须争取将其改造为引领社会发展方向的工具。能源、交通、金融、土地、通信、重工业等战略产业实现公有化之后，社会便能主导生产与技术创新，使其服务于全体民众的共同需求，而非私人资本的财富积累。资本主义存在系统性资源错配的问题，过度生产奢侈品、过度发展破坏性产业，却在民生服务、教育、医疗、住房等领域供给不足。公有制能够筑牢物质根基，推动生产活动重新服务于社会再生产、布局长期投资、实现共同富裕的正确方向。

推行公有制的必要性同样体现在技术发展层面。在私有制体系下，技术研发完全依附于盈利目标、知识产权垄断与劳动管控需求。技术创新多用于压缩生产成本、实施监控管控、服务军事化建设以及垄断知识成果，而非用以缩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增进全体民众福祉。对生产力实行民主管控，才能让技术真正造福社会：缩短工时、创造就业岗位、完善公共服务、提升民众素养、降低生态破坏。那些被资本主义用来加剧剥削的数字体系与物流调度系统，本身也蕴藏着实现合理化、人性化生产与分配的巨大潜力。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将统筹规划污蔑为天生专制且低效的体制，却把市场吹捧为中立、民主的社会协调机制。事实上，资本主义本身早已高度实行统筹规划，只不过这种规划完全服务于资本家的利益。跨国企业、金融机构与军事同盟都在内部开展全面规划、长期预判与战略协同。市场无法取代规划，它只会割裂社会决策、模糊责任边界，让全体社会生活屈从于狭隘的资本积累逻辑。市场价格往往在社会与生态遭到破坏之后才发出滞后信号，它推崇短期盈利，而非符合社会长远利益的理性发展。

社会主义统筹规划绝非脱离民众生活的官僚式指令，而是对全社会劳动进行跨时段、自觉且民主的统筹调配。规划是抵御资本主义短期逐利思维的有力武器，能够让社会确立共同发展重心，例如低碳转型、产业多元发展、粮食主权、普惠民生保障等，并据此调配各类社会资源。它能够平衡区域发展、产业布局与民生需求，避免任由市场竞争带来失衡且具有破坏性的发展结果。依靠统筹规划，社会才能认清现实：未来不会自动到来，必须依靠自觉主动的建设才能实现。

很重要的一点是，统筹规划并非否定民主，反而要求民主进一步拓展深化。具备解放意义的规划必须扎根于民众参与、劳动者管控以及能够表达社会诉求的群众组织之中。资本主义时代社会化大生产早已需要大范围协同运作，而社会主义旨在让这种协同运作变得公开透明、权责明晰，始终以人为发展核心。当劳动者、基层社群与公共机构共同参与目标制定与成效监督，规划便不再是技术官僚的强行推行，而成为全民共同探索进步的实践过程。唯有如此，社会剩余财富才能被自觉投入教育、医疗、住房、文化建设与生态修复等民生事业之中。²²

走向新国际主义

二战结束后，强大社会主义阵营的崛起与接连出现的非殖民化浪潮，奠定了以反帝国主义与反新殖民主义为根基的国际主义根基。这一思潮旨在构建全新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重塑全球治理格局。²³

受债务危机冲击、新自由主义大举入侵，加之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解体，旧式国际主义走向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行推行的虚假全球化：全面开放市场、国家退出生产领域、取消资本管制、出让本土资源、思想文化被动依附，最终造成各国主权遭到全方位侵蚀。

苏联解体数十年后，新国际主义兴起的客观条件已然逐步成熟。北方发达国家深陷去工业化、生产能力衰退的深度危机，而中国等广大南方国家日渐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及各类双边合作平台的蓬勃发展，正是这一时代格局变化的直观体现。

尽管局势发生转变，全球治理体系依旧由北方国家牢牢掌控。以美国为首的同盟势力四处肆意打压他国，从加沙、委内瑞拉、古巴、刚果（金），一直到伊朗皆是如此，致使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形同虚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依旧推行严苛霸道的结构调整政策，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未能惠及普通民众，新冠疫情期间更是出现“疫苗不公”的现象。更为严峻的是，诸多南方国家组建的多边机构要么运转乏力，要么已然沾染新自由主义的行事逻辑。

当下关于全球治理新架构的讨论多聚焦于多极格局，但单纯的多极化格局存在明显局限，极易复刻冷战时期的对立博弈思维。新国际主义必须以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核心内核。重塑联合国地位、捍卫《联合国宪章》这一全人类共同精神财富，是践行多边主义的核心抓手。联合国安理会与联合国大会均需改革，广大南方国家更应携手协同，为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等各类联合国下属机构制定统一共同议程。如今迫切需要重启思想与政治层面的斗争，为各类国际机构制定贴合民众诉求、契合南方国家发展愿景的民生发展纲领并为之奔走倡导。

在重振多边主义的同时，左翼力量与爱国力量应当扶持并壮大过去三十年间已然迷失发展方向的区域组织；若无法实现革新，则应推动组建全新的区域合作机制。2000年至2010年代初，拉美粉红浪潮时期（the Pink Tide）所建立的各类经济、社会与政治联盟，至今仍是可供借鉴的成功范本。如今，萨赫勒国家联盟既顺应了非洲大陆深化一体化发展的强烈诉求，同时也抵制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 ，Economic Community of West African States）所秉持的新殖民主义逻辑。²⁴金砖国家在金融、贸易、科学领域的基建、技术、医疗、教育、农业、气候合作及学术研究等诸多领域开启的合作进程，也为各类区域组织发展树立了全新范式。

捍卫国家主权是新国际主义的起点，却绝非终点。它更要树立以变革社会关系为根基的世界性未来愿景。这一愿景无法依靠单一国家实现，也不能仅凭各国政府独自推动，还需要联合全球各地进步运动力量，共同突破资本主义体系的桎梏。社会主义者应当发掘、借鉴并依托那些能够改变力量格局的潜在事业，搭建通往理想未来的前沿阵地。

任何纲领纵使极具现实必要性，倘若缺少能够践行它的社会力量，以及能够凝聚斗争意志的理想信念，终究难以长久维系。构筑未来固然需要依托各类机构、所有制改革、统筹规划与国际协同，同样也离不开深入人心的政治精神内核。而这份精神内核便是希望。

《玫瑰》，路易斯·冈萨雷斯·帕尔马（危地马拉）摄于1991年。调色手工银盐摄影作品，47 × 48.5厘米。

第三部分：希望

如今，资本主义正深陷合法性危机。其所推崇的个人主义、创业至上、消费主义等价值观，再也无法兑现新自由主义长久以来承诺的社会阶层流动与物质富足。与此同时，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在经济与政治层面实力持续衰退，于是愈发倚重自身依旧占据绝对优势的两大领域：文化生产与军事力量。二者表现形式截然不同，最终目的却别无二致：固守现存秩序，封堵未来出路。美国主导的势力借助军事侵略施压所有拒不服从华盛顿共识、不愿屈从于私人资本利益的国家，断绝一切不甘依附顺从的政治发展可能。凭借对文化生产体系的垄断，它们不仅把控信息话语权、定义何为既定事实，更试图塑造被支配民众的文化观念与价值取向。这一步步压缩着人们的想象边界和对希望的期许。希望一旦消逝，工人阶级便极易陷入两种精神困境：要么滑向极右翼的极端悲观主义，嘲讽一切构建全新未来的构想；要么陷入消极逃避的失败主义，认定未来已然毫无希望。

中文里对于“未来”的释义，能够清晰点明其中要义。字面上看，“未来”即指“尚未到来”。它由两个汉字组成：“未”代表“尚且没有”、“还没发生”，“来”代表“到来”、“降临”。二字合一，凸显出未来本就处于尚未定型的特质。悲观与希望的分野正源于此：未来并非早已注定，它蕴藏着无限可能，而人的实践行动正是改写走向的关键。

在此背景下，希望已然成为思想博弈与精神较量的斗争阵地。正因如此，希望绝不能只停留在内心情绪层面，更要转化为切实行动：依托大众教育与文化建设培育希望，立足历史根基坚定信念，将怀揣希望的信念融入日常点滴实践之中。

思想之战

统治阶级大肆宣扬个人主义、功利主义与保守主义等自身价值观，刻意模糊阶级关系与共同阶级利益。这套思维逻辑让被统治阶级下意识排斥各类政治实践，将其视作徒劳无功、脱离现实的空想，同时把集体行动当成天真之举或是危险行径。在这样的环境下，希望无法依靠个人独自萌生，必须化作具体实践重新打开发展前路，对抗当下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日常“固有观念”。

因此，必须依托切实的政治实践凝聚希望、开辟出路，这就要求我们做到以下几点：

培育政治构想力。左翼力量应当搭建新型劳动组织与社会关系模式，明晰未来发展。唯有将对未来的期许落实到改善民众现实生活处境的具体行动之中，让工人阶级认清自身是历史的缔造者，而非资本主义危机的旁观者，希望才能真正调动起来。

阅以致学，学以致用。胡志明曾说：“读书千卷，若不付诸实践，终究只是一座书架。”²⁵读书唯有结合实践，才能成为孕育希望的途径。学习应当以集体形式开展，聚焦民众在工作岗位、社区生活与各类组织中遇到的现实难题。学习的目的不在于单纯积累学识，而是发展共同语言、拓展分析能力、积累信心，并在实践中得到检验。

培育大众反主流文化。没有对应的文化根基，就无法树立对立的意识形态。这就需要打造大众文化表达新形态，破除个人主义与消极悲观思想的桎梏，重塑人格尊严，彰显团结互助的价值魅力，弘扬工人阶级文化。

宣讲未来愿景。左翼力量需将行动纲领转化为通俗易懂、易于宣讲的内容。宣讲并非居高临下的说教，而是讲究方式策略，结合民众切身经历，依托实际案例清晰阐释发展主张。目的是跳出抽象理论，指明实践方向，让大众清楚行动目标、实施主体与可用资源。²⁶

回溯思想本源。重拾革命历史与革命文化，发掘各类优秀历史文化资源。历史本身就是孕育希望的实践，它打破了当下秩序永恒不变的认知。回望历次社会决裂、集体抗争与社会转型，人们能够证实变革切实可行，并从中习得变革的实现路径。回望历史绝非沉湎怀旧，而是研习斗争策略、体悟奉献精神、坚定理想信念。²⁷

永做说服者。左翼力量必须抢占各类公共活动阵地，传播工人阶级思想主张。必须深入民众聚集的每一处场所，不做过客式宣讲，而是成为组织力量。葛兰西笔下的“新型知识分子”，是“建设者”、“组织者”，更是立足现实生活、“永做说服者”，而非仅凭一时雄辩。

情绪之争

资本主义社会必然滋生剥削与资源剥夺，民众理应普遍产生不满。统治阶级必须始终疏导这类情绪。一旦不满情绪形成组织力量、认清斗争对象并凝聚团结之力，便会极具威胁。为此，统治阶级不断转移情绪导向，消解集体斗争意志，使之沦为恐惧、怨怼、愤世嫉俗与消极顺从。如今舆论传播格局进一步加剧了这一态势，青年工人群体被大量吸入宣扬个人主义的虚拟空间。这类平台以攫取流量、注意力变现为目的，消耗人的认知能力，且不少平台被极右翼势力把控。²⁸这些空间可以捕获不满、通过短暂的情绪宣泄将之暂时消解。其结果就是，不满并未真正消解，却被资本把控管理（、牟取暴利），使得工人阶级各自旁观，混淆自然情绪反应与政治行动。

身处这样的环境之中，我们必须将愤怒与迷茫转化为清醒认知，将清醒认知凝聚为希望，再将希望付诸集体行动。这就需要做到：

树立媒介素养。左翼力量必须向工人阶级普及网络虚拟空间与相关技术的运行架构、显性与隐性目的，及其背后的政治经济逻辑。要让大众看清被动情绪参与和实际掌握行动之间的差距，分清网络发帖发声与线下组织斗争的本质区别，认清统治阶级如何借助网络空间垄断管控信息、煽动极端情绪、泛化人际疏离。此举并非号召脱离网络世界，而是教会大众理性辨别、合理运用网络，认清其固有局限。

立足现实政治实践。在借助虚拟空间开展思想宣传与力量动员的同时，左翼力量必须搭建现实政治参与渠道，让民众切实看到改变现状、共建美好未来的可行路径。这就需要摆脱算法操控、举办互动交流，让民众可以面对面沟通思想、统筹组织、共同决策、协同完成集体事务并见证实际成果。要跳出基于浅层私利的短暂社交联结，构建依托共同阶级利益的长效团结组织。

树立对立价值理念。左翼力量应当践行社会主义价值观，以实际政治行动作出示范。让团结互助、彼此关怀、严守纪律、同心同德不再是空泛口号，而是落到实处。我们相处的方式、共事的方式、解决异见的模式、服务社群的态度，在组织这些工作的过程中，对立价值的力量得到了体现。在盛行极端个人主义与消极思潮的文化背景下，践行社会主义价值观本身就是一场情绪层面的思想博弈：它向世人展现了一套截然不同的社会相处模式，让人们真切预见一个以不同价值理念构筑的未来社会。

通过希望，化理论为实践

倘若“未来”指“将要到来”的尚未之境，那么希望便是一种深切感受，可以使这扇“尚未”之门始终敞开，并利用实践，防止悲观主义、浮华景象和消极顺从将大门紧闭。统治阶级将未来禁锢于牢笼，让当下得以永恒，把资本主义体系下滋生的不满情绪扭曲为犬儒主义或冷酷心境。我们秉持的思想传统则与之截然不同。我们坚定认为，希望绝非消极乐观或坐等期许，而是直面“世界尚未定型”这一本质的斗争立场。这样的信念在全球南方争取人格尊严的诸多斗争中淬炼而成。它之所以令统治阶级忌惮，正因其具备现实力量：唤醒民众思想觉悟，推动人们不再一味隐忍度日，转而奋起付诸行动。

这也正是希望离不开集体架构、严明纪律与组织力量的缘由。民众开展运动，其文化思想能够冲破资本主义循环往复的固有观念时，他们就能成为主导未来的决定性力量。这并非背离唯物主义，而是对唯物主义辩证内涵的完善践行。就此而言，以天下为公、和睦共处为内核的大同社会绝非流于空谈的空想愿景，而是在指引的长远策略；而小康社会则代表着在资源有限的现实条件下，保障民众体面生活的具体路径。唯有把“将要到来”的未来从一纸愿景落为行动纲领，希望才算真正落地。我们的使命不在于凭空畅想虚无蓝图，而是立足现实发展趋势、依托实践不断夯实根基，构筑切实可行的理想社会，直至“尚未”抵达的有形未来化作亲手铸就的真切现实。

《生命之树》，阿方索·索特诺·费尔南德斯（墨西哥，墨西哥州梅特佩克市）作于1975年。明火烧制陶土辅清漆丙烯彩绘，高6米。

注释

引言

继军方进步派系掀起一系列政变浪潮之后，2023年9月，布基纳法索、马里与尼日尔三国元首齐聚马里首都巴马科，共同签署了《利普塔科-古尔马宪章》，宣布成立萨赫勒国家联盟（Alliance des États du Sahel，AES，简称“萨赫勒联盟”）¹ 。该宪章第六条明确规定：

任何对一个或多个缔约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均应被视为对其他缔约方的侵略。所有缔约方均有义务以单独或集体的方式对其他成员国提供援助和救济，包括动用武装力量，以恢复并保障联盟疆域内的安全。²

成立萨赫勒国家联盟，是针对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简称“西非经共体”）此前威胁军事干预尼日尔民众革命的直接回应。在马里（2020年8月）、布基纳法索（2022年1月）和尼日尔（2023年7月）各自爆发革命后，西非经共体与非洲联盟（AU，简称“非盟”）不仅对这三国实施制裁，还撤销了它们的成员国资格。

2024年1月，布基纳法索、马里和尼日尔联合宣布退出西非经共体。此决定于2025年1月正式生效，三国在声明中阐明了理由：

布基纳法索、马里和尼日尔英勇的人民看到西非经共体这一组织已然背离其创始人的崇高理想与泛非主义精神。他们深感失望与遗憾。它不再为成员国人民的利益服务，反而沦为对各国及其人民的威胁，彻底违背了其保障人民幸福的初衷。³

萨赫勒国家联盟的三位领导人——马里的阿西米·戈伊塔（Assimi Goïta）、布基纳法索的易卜拉欣·特拉奥雷（Ibrahim Traoré）和尼日尔的阿卜杜拉赫曼·奇亚尼（Abdourahamane Tchiani）——因同样通过民众支持的革命上台、同样对西非经共体亲西方的政治路线感到不耐而紧密团结。他们代表了引导并传达民众对法国新殖民主义普遍失望情绪的新一代军官。他们毅然退出西非经共体，根源在于该组织长期存在的历史局限性。

西非经共体虽于1975年成立，加纳的阿昌庞将军（General Acheampong）等领袖曾发表泛非主义豪言，誓言要“铲除数世纪以来外界强加于西非的分裂与人为壁垒”，但它终究是一个愿景有限的计划。⁴ 实际上，该组织成立之初便将重心放在经济事务上，如建立共同市场，对政治一体化缺乏真正的雄心。这一狭隘格局很快就因内部分裂及更致命的外部势力掣肘而步履维艰。由法国扶植、与之并行的法语区西非经济共同体（CEAO）时常暗中瓦解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目标。1979至1981年的乍得危机便是一个例证：法国与法语区西非经济共同体为了坐收渔翁之利联手破坏尼日利亚的维和行动，导致西非经共体任务失败。同样，法国与其前殖民地之间盘根错节的军事协定，也让构建共同防御战略的努力屡屡受挫。⁵

正是这段内部分裂、外力横行的历史，塑造了今日萨赫勒国家联盟的视角。联盟指出，西非经共体现已沦为外部利益的区域代理人，因“受外国势力操控”而背叛了其创始原则。⁶ 因此，在萨赫勒联盟宣告成立的尼亚美峰会上，成员国明确表示，即便未来向文官治理过渡，退出西非经共体的决定也绝不逆转。

尽管主流安全机构、政治评论员和非政府组织都承认，西非经共体和其他安全合作机制未能在该地区提供有效的安全保障，但他们仍普遍谴责萨赫勒联盟的举动，称其“沉重打击了区域一体化进程”，可能“加剧分裂”并“令本已恶化的安全局势雪上加霜”。⁷然而，一种截然不同的叙事正在萨赫勒地区兴起。无论是在萨赫勒联盟的政治领袖、地方民间组织还是广大民众看来，这个联盟是在当今全球南方国家普遍面临的不安全与不平等困境中淬炼而生的，这些国家正在主权与发展的道路上奋力求索。对萨赫勒联盟成员国而言，2023年是历史性的转折点，意味着与失败的安全框架（如萨赫勒五国集团）、丧失合法性的区域机构（如西非经共体和非盟），以及同欧盟、法国和美国之间长期不平等的政治纠葛进行一场彻底的集体决裂——而所有这一切的根基，正是数十年来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⁸

本汇编旨在探讨萨赫勒国家联盟的崛起，并就该地区的当前局势引发一场深刻的辩论。我们视这一新联盟为反帝国主义区域主义的典范，它生动地展示了全球南方国家如何在主权、依附以及内外安全挑战的复杂格局中进行博弈。它引导我们反思并辩论重返主权之路的意义与内涵——这并非沉湎于过去的民族主义，而是在极化帝国主义的压迫下，为重夺政治自主、经济自决和文明尊严而发起的一场大胆而必要的斗争。

从殖民统治到“旗帜独立”

布基纳法索、马里和尼日尔是地处内陆的邻邦，其广袤的国土横亘在撒哈拉沙漠的南缘。三国总面积约占西非的45%，人口合计7300万，占西非总人口的17%（尼日尔2620万，马里2380万，布基纳法索2300万）。⁹ 这些国家共享深厚的文化纽带，其社会高度重视社群价值、口述传统和农耕生活，而主流宗教伊斯兰教则深刻地塑造了其社会结构与日常伦理。

与西非多数地区一样，这些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深切地感受到了殖民统治的尖锐内在矛盾。诺曼底登陆虽被誉为法国军事史上的光辉时刻，但历史叙事却常常遗漏这样一个事实：那些为战胜纳粹德国立下汗马功劳的军队和劳工中，有许多人正来自非洲法属殖民地，包括今天的布基纳法索、马里和尼日尔。他们血洒欧洲战场，唤醒了人们日益增长的政治意识，为战后争取平等与自决的斗争奠定了基石¹⁰

战后，在崛起的社会主义阵营的鼓舞下，独立的呼声响彻云霄。在尼日尔，尼日尔进步党（Nigerien Progressive Party）于1946年成立，并加入了由马里的莫迪博·凯塔（Modibo Keïta）、几内亚的艾哈迈德·塞古·杜尔（Ahmed Sékou Touré）等巨擘领导的泛非反殖民运动——非洲民主联盟（African Democratic Rally）。该联盟起初要求与法国公民享有同等待遇，但迅速将目标转向完全独立。在布基纳法索，沃尔特联盟（Voltaic Union）也曾加入非洲民主联盟，以期建立区域性的民族解放阵线，但最终在法国的重压下被迫解散。这一波政治觉醒，为西非民族解放斗争的燎原之火备足了薪柴。

1954年在越南的惨败加上阿尔及利亚战争（1954-1962）的不断升级使法国在内政外交上面临空前压力。为免在非洲丧失全部经济与政治影响力，重新上台的夏尔·戴高乐总统于1958年借推行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新宪法之机，在非洲殖民地发起了一场全民公投。殖民地人民面临两个选择：投“赞成票”，留在法国主导的“法非共同体”内（这是一种所谓的“过渡”选项，法国承诺未来给予独立，但核心权力仍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或者投“反对票”，立即实现独立，但代价是法国的即刻抽身与迫在眉睫的经济动荡。萨瓦巴党（Sawaba，豪萨语意为“自由”）的创始人、1957年首次选举后出任尼日尔政府首脑的吉博·巴卡里（Djibo Bakary）领导了“投反对票”的运动。最终，只有塞古·杜尔领导的几内亚成功投出反对票，于1958年成为西非第一个挣脱法国殖民枷锁的国家。

像巴卡里这样主张与法国彻底决裂的爱国者遭到了残酷的国内镇压，并被殖民体系的附庸者们——包括传统领袖、殖民地官员以及所谓的“进化阶层”（évolués，指接受法国教育、被授予有限权利、并被精心培养以服务殖民秩序的非洲精英）——排挤出局。¹¹ 为破坏尼日尔的公投并削弱同样反对法国掠夺铀矿的萨瓦巴党，戴高乐派来了新总督唐·让·科隆巴尼（Don Jean Colombani）。科隆巴尼政府动用其掌控的安全、财政和地方行政等所有国家机器，发动了一场集镇压、恐吓乃至心理战于一体的攻势，其最臭名昭著的手段莫过于用飞机散发传单，公然将投反对票的民众诬为国家公敌。¹²尽管萨瓦巴党深得民心，但在大规模选举舞弊的操纵下，1958年尼日尔的“投赞成票”运动还是被制造成了一场虚假的胜利。

尽管如此，同年几内亚“投反对票”运动的胜利，加之1957年加纳已从英国独立，迫使法国在政治独立问题上不得不做出退让。1960年，包括14个前法国殖民地在内的17个非洲国家宣告独立。然而，这种“旗帜独立”并未带来真正的经济解放。法国的监管与控制通过一系列“合作”协议得以延续，其经济命脉被防务协定、技术援助以及非洲法郎（CFA Franc）体系等金融工具牢牢掌控。1961年4月，科特迪瓦、贝宁（前达荷美）和尼日尔签署的一项防务协定便是其中一例，其赋予法国无限制使用具军事价值资产的权力。¹³在尼日尔，法国通过以下几种手段维持其控制，这也是其在整个地区惯用的伎俩：

• 殖民债务：尼日尔被强迫向法国偿还殖民时期通过奴役劳工修建道路、学校等基础设施的费用。

• 资源控制：法国对尼日尔的战略性出口产品（尤其是铀矿）拥有优先购买权，法国公司在关键经济领域享有特权。

• 税收豁免：根据所谓“避免双重征税”原则，在尼日尔经营的法国企业仅需向法国纳税并免除其在当地的一切税负，包括关税、增值税等销售税，乃至燃油税。这极大地侵蚀了尼日尔的财政根基。

• 货币依附：尼日尔必须使用由法国财政部发行和调控的非洲法郎，这使其货币与财政政策的自主权丧失殆尽。

• 军事盘踞：法国保留军事基地并被授予“自由使用军事设施”的权利，包括海陆空无限制通行权，以及自由使用交通和通讯基础设施的权力。此外还有权安装空中和海上信号传输系统。¹⁴

更甚的是，1961年防务协定附件二，将签约国的军队变成了维护法国资本利益和经济政策的工具。该附件第一条将战略原材料分为两类：1）液态或气态碳氢化合物；2）铀、钍、锂、铍及其矿石和化合物。第二条规定“法兰西共和国应定期向科特迪瓦、达荷美及尼日尔通报其在战略原材料和产品方面的政策走向，此举需兼顾国防总体需求、资源变化及世界市场行情。”第五条则要求非洲国家必须确保法国“随时了解有关向……领土外出口第二类原材料和战略产品的计划与项目”。此外，这三国还被要求“为法国军队储存战略原材料和产品提供便利”，并在国防需要时“限制或禁止向他国出口”。¹⁵通过将经济指令深植于军事合作框架，该协定将签约国的国防体系彻底异化为捍卫法国商业和地缘政治利益的工具。

马里在1960年独立之初，也曾为捍卫经济与政治主权进行过抗争。在莫迪博·凯塔（Modibo Keïta，1960-1968）的领导下，国家推行了社会主义导向的经济政策，如建立国营企业，并于1962年发行独立于非洲法郎的国家货币，试图打破法国的货币霸权。这些努力招致了法国的猛烈报复，包括外交孤立、贸易封锁及技术和资金援助的撤回，使马里陷入了日益深重的经济危机。随之而来的经济动荡，为1968年穆萨·特拉奥雷（Moussa Traoré）中尉在法国支持下发动军事政变创造了条件，马里最终于1984年被迫重返非洲法郎区。

冷战结束后，法国调整其非洲政策，在1990年的法非峰会（La Baule summit）上抛出了“政治条件论”，时任总统密特朗宣称，法国的援助将与多党选举等所谓的“民主改革”挂钩。¹⁶此举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1980年代已在非洲各地强推的结构调整计划（SAPs）又添了一把火。以马里为例，其1984年重返非洲法郎区便伴随着严苛的紧缩措施、公共部门裁员和贸易自由化。1990年代，非洲大陆迎来了第二波结构调整计划的冲击，这种情况在1994年非洲法郎在法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压力下被迫贬值一半之后愈发严重。这次贬值被粉饰为刺激出口、稳定金融的良方，实则在整个地区引发了物价飞涨、工资缩水和剧烈的社会动荡。这第二波改革将经济自由化与捐助方强制推行的治理改革捆绑在一起¹⁷，打着“民主化”的幌子，实际上是通过债务、私有化和外部主导的国家重组进一步巩固了新殖民主义的控制。

这些经过重新包装的统治工具，与美国以“反恐”为名进行军事扩张的步伐相伴而行。2002年，美国启动“泛萨赫勒倡议”（Pan-Sahel Initiative）是西方在马里、尼日尔、乍得和毛里塔尼亚等国长期军事存在的开端。该计划后于2005年升级为“跨撒哈拉反恐伙伴关系”（Trans-Sahara Counterterrorism Partnership），并将布基纳法索也纳入其中。

正如马里外长阿卜杜拉耶·马伊加（Abdoulaye Maïga）2024年在联合国大会上所言，地区安全危机“因北约2011年对利比亚的鲁莽军事干预而急剧恶化”¹⁸。利比亚的崩溃为武器的无序流动和恐怖主义的滋生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当时，利比亚是非洲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其人类发展指数位居大陆之首，并拥有大人工河等宏伟的基建工程。对这样一个国家的轰炸被普遍视为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此举也严重削弱了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当时该理事会已准备向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派遣代表团进行调停，然而第一批炸弹的投放使该计划搁浅。¹⁹

继2011年再次以“反恐”之名轰炸利比亚后，法国和美国的军事活动在萨赫勒地区变本加厉。美军新的无人机基地、非洲司令部（USAFRICOM）主导的训练任务以及美法两国的军事部署在加奥（马里）、恩贾梅纳（乍得）、尼亚美（尼日尔）和瓦加杜古（布基纳法索）等地纷纷建立。2014年，法国开展“新月形沙丘”军事行动，进一步巩固了其在萨赫勒地区的军事存在并组建了包括布基纳法索、乍得、马里、毛里塔尼亚和尼日尔在内的萨赫勒五国集团联合部队。²⁰然而，此后十年，恐怖活动不减反增。马里官员多次指控法国的军事行动名为反恐，实为纵恐。指责其有选择地打击某些武装团体，同时又姑息甚至保护另一些，其真实目的是利用安全危机来为其长期军事存在和战略利益辩护。2022年8月，时任马里外长的阿卜杜拉耶·迪奥普（Abdoulaye Diop）公开指控法国屡次侵犯马里领空、从事间谍活动并直接支持恐怖组织（包括空投武器和与圣战组织头目勾结）并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制止 “针对马里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略行径”。²¹

在外国军队以“反恐”为名侵蚀国家主权的同时，跨国公司则继续以极不平等的条件从萨赫勒地区攫取财富。这些国家依然严重依赖以被剥削的方式出口原材料——如尼日尔的铀和马里的黄金。以2010年为例，在尼日尔运营的两大法国铀矿公司所创造的出口总值中，尼日尔政府仅能分得13%的收益。²²尽管马里自1990年代起便成为非洲最大的黄金生产国之一，其从中获得的经济利益却微乎其微。税收豁免、不公平的特许费制度以及其他种种优惠政策让兰德黄金资源公司（2018年与巴里克黄金公司合并）和昂格鲁黄金（AngloGold Ashanti）等公司赚得盆满钵满，却几乎无需对当地进行再投资。

这种经济依附导致了长期的发展迟滞，使这些国家在外部压力面前不堪一击，也限制了它们实现经济多元化或争取有利贸易条件的能力。可持续发展的缺失引发了一系列政治、社会和安全危机。自1990年代以来，精英阶层在脆弱的制度环境中争权夺利，政变与政权更迭已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腐败横行、公共服务匮乏、边缘群体被排斥，这一切都进一步削弱了国家合法性，加深了民众的不信任。

为捍卫国家主权而进行的军事干预

群众运动

数十年的新自由主义改造和外国干涉早已将国家机构蛀空。百姓积怨已久，终于在2017至2022年间，马里、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三国爆发了大规模群众运动，并最终催生了民众支持的军事政变。

自2017年9月在塞内加尔爆发反对非洲法郎的抗议以来，示威活动迅速在萨赫勒地区蔓延。这种由法国财政部发行的货币被普遍视为法国维持其经济支配的工具和新殖民主义控制的象征。在马里，2019年4月，部族间暴力冲突激增。多贡族民兵屠杀约160名富拉尼村民的惨案引发了大规模抗议。²³2021年1月，法国空袭轰炸了邦蒂村的一场婚礼，造成至少19名平民丧生。局势进一步恶化。尽管法国军方辩称目标是圣战组织武装分子，但联合国的后续调查确定此次袭击的受害者绝大多数是平民，法国的行为已违反国际法。²⁴这些事件激起了滔天民愤。人们走上街头，要求总统易卜拉欣·布巴卡尔·凯塔下台，并要求法国及国际部队撤离。最终，在民众压力下，凯塔于2020年8月被罢免，军方主导组建了新政府。

同样，布基纳法索自2018年起爆发了针对总统罗克·卡博雷安全政策无效的大规模群众运动。2021年11月，局势迎来转折点。卡亚等地的抗议民众拦截了法国军车，怀疑其与恐怖组织暗中勾结。持续的动荡最终在2022年1月引发军事革命，将易卜拉欣·特拉奥雷上尉推上台。

与此同时，在尼日尔，2019年12月，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对一处军事基地发动血腥袭击，导致至少71名尼日尔士兵阵亡。民众对无能政府的怒火被彻底点燃。2021年11月，紧张的局势再次升级。在特拉镇，民众与一支法国军事车队对峙。这支车队此前已在布基纳法索被抗议者阻拦逾一周。法军随后开枪射击，造成至少2名平民死亡，多人受伤，使民愤进一步升级。²⁵

人民的革命

非洲常被讥为“政变瘟疫”的重灾区²⁶。1950至2022年间，全球486次军事政变企图中超过半数（214次）都发生在非洲，其中又有一半政变成功²⁷。对于近年发生在萨赫勒地区的革命，主流叙事倾向于将其描绘成非洲政治动荡的又一轮循环，是“政变地带的独裁投机者争权夺利的游戏”²⁸。然而，与非洲大陆过往的政变不同，这一波革命展现出鲜明的爱国主义色彩，西非人民组织（WAPO）主席菲利普·托约·努德努梅（Philippe Toyo Noudjnoume）将其定义为“为捍卫主权而进行的军事干预”²⁹。

这些军政府与该地区以往的政权至少在三个关键方面截然不同：其一，革命领袖的阶级出身与思想底色；其二，民众组织的积极参与；其三，他们致力于探索植根于本土的、泛非的、反帝国主义的国家发展道路。

1) 革命领袖的阶级出身与思想底色。 许多核心领导人与之前该地区发动传统意义上政变的军官并非同类。1960年代和1980年代的典型政变多由西方在幕后操纵，旨在扼杀民族解放领袖，遏制反帝或左翼力量的崛起。在这类政变中，军政府的存续更依赖于获取国内精英和外国后台的支持，而非意识形态的感召。³⁰近年的革命则打破了这一窠臼。正如三大洲社会研究所执行董事维杰·普拉萨德（Vijay Prashad）所观察到的：

布基纳法索的易卜拉欣·特拉奥雷上尉生于1988年，成长于穆胡恩省的乡间，在瓦加杜古攻读地质学；马里的阿西米·戈伊塔上校生于1983年，来自卡蒂这个牛市兼军事重镇。他们代表了广大的社会阶层。这些阶层被长期忽视，没有真正的政治纲领为他们发声。因此，他们将希望寄托在这些年轻军官的爱国情怀上，而这些军官本身也深受本国工会、农会等民众组织的鼓舞。这就是为什么尼日尔的革命能够赢得从首都尼亚美到与利比亚接壤的偏远小镇的百姓的广泛拥护。这些年轻的领导者上台时并没有一套现成的、精细的执政蓝图。但他们对托马斯·桑卡拉这样的先驱怀有深深的敬意。就像布基纳法索的特拉奥雷上尉，他戴着与桑卡拉同款的红色贝雷帽，言谈间透着桑卡拉式的左翼坦率，甚至连措辞风格都在向桑卡拉致敬。³¹

 2) 民众组织的积极参与。民众组织不仅塑造了国家议程的核心要素，更在积极参与议程的构建。2023年7月尼日尔革命爆发时，各行各业的民众组织包围了法国的军事基地和大使馆。此举不仅是为庆祝腐朽政权的倒台并捍卫革命果实，更是为了申明人民长期以来驱逐法国新殖民势力的诉求。政变前，社会运动早已在为构建反帝统一战线而奔走。这一进程可追溯至2022年的群众组织工作，而其思想根基则源于数十年的政治组织与教育。尼日尔军政府与法国决裂，向百姓表明他们的利益得到了伸张。此后，草根领袖们持续呼吁萨赫勒国家联盟履行其反帝承诺，并强调应当建立制度化渠道，以确保政府接受人民监督、保障人民参与。尼日尔学校工会秘书长埃弗雷德·穆鲁尔·哈桑（Effred Mouloul Al-Hassan）在2024年11月尼亚美的一次会议上，清晰地阐述了这种有条件的支持：“只要你们站在人民这一边，我们就支持你们。否则，我们将像当年反抗殖民者一样反抗你们。”³²

3) 探索植根于本土的、泛非的、反帝国主义的国家道路。新政府开启了全新的国家建设计划，其特点是鲜明的反帝导向、内生的发展模式以及以本国历史上形成的社会组织方式、价值观念和政治思想传统为基础。马里的《2024-2033年国家崛起与可持续发展战略》（National Strategy for Emergenc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便是一份宣告与外部强加的治理发展模式彻底决裂的中期国家振兴方案。这份战略的指导思想源于一份名为《新马里：2063年愿景》（Mali Kura ɲɛtaasira ka bɛn san 2063 ma）的政府前瞻性报告.该报告为国家的未来擘画了宏伟蓝图。³³这两个框架的共同目标是将国家重建的根基重新锚定在马里前殖民时代的政治思想与伦理传统之上。

为了重塑国民对国家的认同感并确立制度优先项，《战略》明确将马里革命后的复兴与该国三大文化遗产支柱相连。其一，是《曼德宪章》（Manden Charter）。这部制定于1236年的马里帝国宪法被誉为世界最早的人权宣言之一。它倡导社会团结，保护弱势群体，以及通过集会决策实现参与式治理。其二，是马西纳帝国（1818-1862）的法典。该帝国建立于马里中部的尼日尔内陆三角洲。其将伊斯兰法学与地方治理的智慧相融合，将正义、环境管理和对权力的制衡制度化。其三，是廷巴克图的手稿传统。其内容涵盖涵盖法律、科学、伦理与公共管理，是数个世纪以来本土知识分子就何为公正统治、领袖的道德责任以及如何为公共福祉而求知等议题进行思辨与论战的结晶。

这些传统共同为一种包含了马里人身份认同与治国理念的新的反帝国主义愿景奠定了基石。其核心是社会正义、集体治理、文明与尊严。³⁴《新马里：2063年愿景》呼吁塑造“一个新马里人（Maliden kura）……一个负责任、爱国、重信义的公民。这位公民应当勤劳、审慎、思想开明，并为全体人民的主权和福祉而奋斗”。³⁵

《愿景》确认马里的重建既是民族复兴，也是文明再造。其基础是建立一个强大、稳定且具备在经济等若干战略领域主权的国家³⁶。该战略植根于民众的参与和对新殖民主义影响的抵制，提出以一种“新的内生发展模式（Mali Kura Taasira）”为核心，在国家治理、教育、司法、经济主权等领域进行全方位改革。³⁷这一根本性愿景将文化完整与主权置于国家发展的中心，标志着与过去由新殖民主义捐助方主导的发展框架的彻底决裂。

这一蓝图正通过一系列重大举措逐步变为现实。关键基建项目包括升级巴马科-库鲁巴-卡蒂双向公路（Bamako-Koulouba-Kati dual carriageway），具有战略意义的跨撒哈拉公路（布雷姆-基达尔段，Bourem-Kidal section），以及2024年获批建造的200兆瓦的萨南科罗巴太阳能电站（Sanankoroba solar plant）³⁸。在被政府视为“增长与经济发展的战略引擎”的矿业领域，通过2023年通过的《采矿法》推行重大改革。政府发放了大型金矿开采许可（如凯斯地区的科拉利-苏德许可）并使马里成功收购此前由外资控股的亚特拉金矿80%的股份³⁹。2023年《采矿法》全面修订了与外国跨国公司的合作条款，强制规定国家在矿业合资企业中的持股比例须增至30%并废除了税收豁免，为国家追缴历史欠税和股息扫清了障碍。这些措施旨在追回因不平等条约损失的数千亿非洲法郎（近期审计显示，此类交易曾导致马里损失3000至6000亿非洲法郎的财政收入），展现出对当局对历史上掠夺马里黄金财富的列强的强硬姿态⁴⁰。马里政府还在俄罗斯援助下积极推进一座黄金精炼厂的建设，在中国援助下通过古拉米纳项目（Goulamina project）开发锂矿，努力提升马里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摆脱仅作为原材料供应国的现状。⁴¹

萨赫勒国家联盟的形成与发展

萨赫勒联盟各国仍面临严峻的经济挑战。例如在2023年，尼日尔的人均GDP仅为560美元，位居世界末流，国际贫困率高达47.8%，国民预期寿命仅为61岁⁴²。马里和布基纳法索的各项指标也大致相当，普遍的贫困和基本服务的匮乏是3国共同的困境。安全挑战因经济的困顿而愈发严峻。过去15年间，萨赫勒地区的恐怖活动急剧升级，死亡人数飙升了2860%，相关事件数量增加了1266%。仅在2023年，该地区就有近4000人死于恐怖袭击，占全球恐怖主义死亡总数的47%，占全球记录在案事件的26%。其中，绝大多数袭击发生在布基纳法索、马里和尼日尔⁴³。持续的暴力与环境恶化交织，已导致该地区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境内难民和跨境难民人数持续攀升⁴⁴。这些人口与安全压力共同塑造了萨赫勒联盟的战略重心和政策抉择。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伴随着反法情绪的日益高涨，萨赫勒联盟应运而生。到2022年2月，马里已驱逐法国外交人员与驻军并退出萨赫勒五国集团等区域安全合作机制，斥责其无力应对地区安全需求。同年7月，马里通过新的训练与联合作战协议深化了与俄罗斯的军事合作。9月，布基纳法索爆发年内第二次政变，新上台的领导层与马里的反西方立场遥相呼应，积极寻求新的安全伙伴。在马里，与法国的紧张关系持续升级，最终导致法国于2022年11月中止了对马里的所有援助项目。

2023年是萨赫勒联盟作为一个区域集团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的第一年。1月，布基纳法索要求法国军队撤离，实质上终止了双边军事协议并关闭了境内的法国军事基地。7月，尼日尔在经历军事革命后也加入了马里和布基纳法索的行列，共同抵制西方的政治与军事干涉。8月，萨赫勒联盟宣布达成集体防御协定，声明对任一成员国的攻击即视为对全体成员的攻击。该协定在次月签署的《利普塔科-古尔马宪章》（Charter of Liptako-Gourma）中被正式确立。联盟还在圣彼得堡的俄非峰会上拓展了国际伙伴关系，成员国与俄罗斯敲定了新的军事与经济合作协议。到9月为止，萨赫勒联盟成员国驱逐了被控干涉内政的美欧外交官并启动与中国的正式谈判，探索基础设施投资与资源共享项目。

2024年，为了巩固其地区影响力并捍卫主权，萨赫勒联盟采取了一系列战略行动。7月，联盟举行了首次国家元首峰会并正式退出西非经共体。随后的几个月里，联盟举行了首次联合军事演习，重点演练协同反恐与边境安全防卫。到次年3月尼日尔叫停美国在该国最大的无人机基地之一的运作后，萨赫勒联盟进一步扩大了与俄罗斯的安全协议，聚焦武器采购与情报共享⁴⁵。

2024年4月，萨赫勒联盟领导人出席泛非安全论坛，倡导更大的区域自主权和由非洲人自己主导的安全问题解决方案。6月，联盟重申对资源主权的承诺，强调了铀在尼日尔、黄金在马里和农业资源在布基纳法索的战略地位。7月，萨赫勒联盟驳斥了联合国和西方国家关于加速向西方式自由民主文官统治过渡的要求，强调内部稳定优先于外部强加的时间表。联盟还发表声明谴责西方对成员国持续的制裁，称这些制裁是破坏地区主权的帝国主义工具。2024年7月6日，成员国通过条约正式成立萨赫勒国家联盟，进一步深化了在2023年《利普塔科-古尔马宪章》下结成的同盟。该条约明确了三国在安全防务、反恐斗争及促进经贸文化合作等领域的共同优先事项⁴⁶。

这些事态发展，凸显了萨赫勒联盟致力于强化区域自主、以统一姿态应对萨赫勒地区复杂挑战的决心。随着法国势力的退潮，该地区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日益密切。这一转变引发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忧虑，担心其在地区影响力的旁落。萨赫勒也因此逐渐成为国际博弈的新战场。

未来的经济挑战

萨赫勒联盟面临着结构性的经济困境。成员国仍被锁定在榨取式的资源依赖模式中，这既是不平等贸易关系这一新殖民主义模式的延续，也反映了其本土附加值创造能力的极度匮乏。

萨赫勒联盟国家正试图利用其矿产财富来撬动经济转型，但它们必须直面依附、多元化和附加值提升这三重挑战⁴⁸。贸易已不再由法国主导，如今瑞士（全球黄金精炼中心）和阿联酋（新兴的区域贸易与精炼枢纽）成为萨赫勒联盟出口的主要目的地。然而，瑞士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中转站，将精炼黄金再出口几乎不为非洲国家创造本土价值；阿联酋虽从事部分精炼业务，在多元化方面略有进展，但在这两种情况下价值链的控制权绝大部分仍在他国手中，大宗商品依赖的格局未变。因此，萨赫勒联盟的国家依然极易受到全球商品价格波动的冲击。例如，金价下跌或阿联酋金融市场动荡都可能重创马里和布基纳法索的外汇收入。与此同时，尼日尔的铀矿依赖问题在政治上尤为敏感。作为欧洲核电部门（尤其是法国）的主要供应商，尼日尔革命后的政治转向及其与西方大国的紧张关系已引发外界对供应安全的担忧。制裁和援助中断更是火上浇油，使铀矿既成为该国的经济命脉，也沦为其在地缘政治棋盘上的博弈筹码。

尽管萨赫勒联盟国家展现了实现主权经济发展的明确政治意愿，但从资源所有权到非洲法郎的货币枷锁，结构性脆弱的环节依然存在。真正的自力更生不仅需要出口市场和产品的多元化，更需要生产结构的根本性变革，即建立本土精炼能力，掌握货币政策主权，深化区域内贸易，并实现超越原材料依赖的工业化。

对主权的坚定求索

2023年俄非峰会期间，国际媒体的目光随着非洲各国领导人的陆续抵达而聚焦。布基纳法索总统易卜拉欣·特拉奥雷与马里总统阿西米·戈伊塔步入会场时，媒体掀起了一阵骚动。这两位采取日益强硬姿态的“叛逆”领袖已然成为全球南方战略要地地缘政治格局深刻演变的象征。

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双边会晤中，特拉奥雷将布基纳法索国家安全与发展合作置于首位，甚至一针见血地提及尼日尔的局势——彼时，阿卜杜拉赫曼·奇亚尼将军正领导着尼日尔的军事革命。此举不仅表明了他与尼日尔政治变革的站位一致，也强化了一种共同的叙事：他们在当下不公的国际秩序中是并肩作战的战友，而这种秩序必须被重塑⁴⁹。特拉奥雷和戈伊塔的外交策略反映了他们正尽力摆脱新殖民主义的束缚，转而寻求主权自主的发展伙伴关系。这呼应了当今极化帝国主义时代下许多全球南方国家日益展现的“对主权的坚定求索”⁵⁰。

包括战略重组及联合经济或安全倡议在内的这些外交行动并非简单的机会主义结盟，而是对结构性地位进行重新定位的渴望。萨赫勒联盟并非是主流安全研究所谓的“制衡威胁”（即与一国结盟以对抗另一国），也非单纯地寻找新靠山。其姿态更像是一场主权攻势（sovereignty offensive），即在极化帝国主义秩序的重压之下，国家奋起反击，通过推行一系列政策和制度性战略努力挣脱依附的枷锁，重塑自身在全球体系中的位置。

2024年11月，在尼亚美举行的“国际声援萨赫勒人民大会”（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n Solidarity with the Peoples of the Sahel）上，尼日尔保卫祖国国家委员会领导人、尼亚美省长阿卜杜·阿苏曼·哈鲁纳（Abdou Assoumane Harouna）准将宣告：“我们将直面帝国主义强权……世界上没有任何军事力量能够阻挡我们唾弃旧世界秩序并争取独立的决心！”⁵¹这番话不仅是萨赫勒地区的心声，更反映了整个全球南方的共同愿望，即挣脱帝国主义的牢笼，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深化区域合作，并树立清晰的意识形态旗帜⁵²。

萨赫勒联盟的主权转向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植根于解放斗争的深厚传统，以及对依附状态的彻底否定。这正是基层民众运动长久以来的呐喊。来自底层的呼声深刻地塑造了萨赫勒联盟领导人对其军事革命的定性——一场“纠偏反正的主权行动”。

一些分析家将这些转变轻蔑地归结为对俄罗斯的“投靠”或机会主义的军事民粹，但这种论调完全忽视了其核心，即这是一场摆脱强制从属体系的结构性斗争。正如戈伊塔总统在2023年俄非峰会与普京总统会谈时所言：

包括马里在内的许多非洲国家正遭受着一些国家前所未有的压力。它们仅仅因为我们与俄罗斯的伙伴关系，因为我们的“主权选择”（sovereign choice），就要对我们实施制裁。我们对这种新殖民主义行径感到震惊。必须在国际层面团结起来，共同努力加以遏制才行。⁵³

这种“主权选择”源于共同的利益，也源于仍在演进的漫长历史进程。布基纳法索总统特拉奥雷在峰会演讲中解释说，俄罗斯之于非洲人民亲如家人，因为两者拥有共同的历史。“二战期间，俄罗斯为将世界从纳粹主义中解放出来做出了巨大牺牲。而我们非洲人民，我们的祖辈也曾被强征到欧洲，在铲除纳粹主义的斗争中贡献了一份力量。我们有共同的历史，因为我们都是被世界遗忘的民族。”他说。⁵⁴

萨赫勒联盟的这种姿态意义非凡。易卜拉欣·特拉奥雷总统指出“不懂奋起反抗的奴隶不配得到怜悯”，当马里外长阿卜杜拉耶·迪奥普声明“我们国家的命运不由比利时或英法美决定，而将由自己决定”⁵⁵。这些绝非空洞的口号，而是政治宣言。它们与人民通过武装和制度斗争实现主权的强烈愿望同频共振，这是对近几十年来那种消极、买办当道的自由主义政权的彻底决裂。这一点在2025年4月30日表现得尤为明显。在针对特拉奥雷的一系列未遂袭击和干预之后，从布基纳法索、科特迪瓦和肯尼亚等非洲大陆各国乃至美国、英国和法国等世界多地都爆发了多场集会、抗议和示威活动，以表达对他领导的支持⁵⁶。

当然，我们无意将萨赫勒联盟浪漫化。这些政府面临着深刻的内部矛盾，必须在新旧依附的漩涡中谨慎航行。地缘政治波诡云谲，随时可能影响萨赫勒联盟利用其新建立关系的能力。正如维杰·普拉萨德就叙利亚局势及其对萨赫勒地区影响所发表的评论：

叙利亚政府的更迭不仅在短期内削弱了伊朗，也削弱了俄罗斯（这是美国的长期战略目标）。俄罗斯过去常借用叙利亚机场为其飞往非洲各国的补给飞机加油，如今这些基地已无法使用。俄军机飞往该地区，特别是萨赫勒国家时能在何处加油尚不确定。这将为美国提供可乘之机，让其推动尼日利亚和贝宁等萨赫勒邻国对布基纳法索、马里和尼日尔政府采取行动。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⁵⁷

尽管迄今取得了标杆性与战略性的成就，但联盟最终能否成功取决于其能否建立起持久的制度以促进经济一体化，使联盟内部目标与地区稳定相协调。如区域资源协调管理、萨赫勒统一货币的构想、方便成员国间百姓自由往来的统一萨赫勒联盟护照、网络互联互通、组建联合军事力量以及对南南合作的呼吁等一系列新倡议标志着一个植根主权、自力更生、民众共同参与的新发展模式的起步。萨赫勒联盟这一新模式虽仍脆弱，却已决然摒弃了帝国主义的支配模式，其政治视野与全球南方的解放宏愿同频共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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意大利共产主义者安东尼奥·葛兰西早就意识到了新知识分子的作用，他们积极参加政治组织，致力于发展群众自觉性，为群众斗争的发展壮大创造空间。正是在这个前提下，我们希望重温葛兰西的著作及其思想遗产之于当前斗争的意义，以推动菲德尔·卡斯特罗倡导的“思想之争”。因此有必要着力展现受到这一思想遗产的启发、与葛兰西思想产生对话的当代社会实践，如此我们才有可能在现实生活中种下新世界希望的种子。

拉丁美洲最大的群众斗争运动组织——巴西农村劳动者组织（MST）每天都在致力于创造这样的希望。MST出现于1980年代初期，它的行动大大超越了争取土地的斗争，包括推动土地改革以实现土地使用民主化和生产健康食品，为社会公正进行斗争。

为了更好地理解葛兰西思想遗产对于这一群众运动的意义，第54期汇编《巴西农村劳动者组织中的葛兰西思想》记录了对MST全国协调组成员纽里·罗塞托的采访内容。罗塞托回顾了葛兰西思想遗产及其当代贡献，认为我们面临着三大挑战：准确辨识对解决人类困境的努力（如土地改革）进行阻挠的敌对势力；与工人阶级建立持续对话，推进各国的政治计划；加强斗争主力的政治、组织能力。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副所长雷纳塔·波尔图·布格尼于2021年对罗塞托进行了此次采访。采访内容的早期版本发表于《笔记：权力研究期刊》，该期刊的赞助方为葛兰西实验室和国家改革中心，两者均为研究机构网络的成员单位。请下载PDF文件阅读全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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