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重磅报告《世界经济展望》（World Economic Outlook）传达了令人五味杂陈的信息。报告强调了地球面临的诸多迫切问题：全球供应链紊乱、运输成本攀升、中间商品短缺、商品价格上涨、不少经济体面临通胀压力等。受全球政府债务增多的驱动，2021年全球经济增长率预计达到6%，2022年预计为4.9%。该报告称，全球政府债务的“总规模在2020年前所未有地接近了当年的全球生产总值，预计在2021和2022年也将保持这一规模。”发展中国家的外债仍将居高不下，几无缓解的可能。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首席经济学家吉塔·戈皮纳斯每年都会在其博客中列出报告要点。她今年的博客标题颇为醒目：《渐行渐远：全球复苏差距日益拉开》（Drawing Further Apart: Widening Gaps in the Global Recovery）。裂痕横亘全球南北之间，穷国难以摆脱疫情引发的全球经济衰退。造成裂痕原因多种多样，例如依赖劳动密集型生产的弊端、国民普遍贫困、持久的债务问题等。但戈皮纳斯特别关注一个问题：疫苗分配不公。她写道：“发达经济体将近40%的国民已完成接种，新兴市场经济体的接种率只有11%，而低收入发展中国家的接种率极低。”她认为疫苗短缺是“全球复苏差距日益拉大”的重要原因。

差距拉大对造成了直接的社会影响。联合国粮农组织2021年的《世界粮食安全和营养状况》（The State of Food Insecurity and Nutrition in the World）报告显示：“2020年全世界缺乏足够食物的人口将近三分之一，达到了23.7亿，短短一年就增加了近3.2亿人。”饥饿不堪忍受。粮食骚乱有目共睹，以南非最为激烈。德班一位被动员加入抗议的居民表示：“我们快要饿死了。”这些抗议活动以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联合国发布的最新数据，让饥饿再次成为全球关注的问题。

7月底，联合国经济及社会理事会举办了可持续发展高级别政治论坛。论坛形成的部长级宣言认为：“新冠疫情造成的危机已显露无疑，世界各国内部和国家之间的薄弱环节、不平等现象加剧，系统性的弱点、挑战、风险更为突出，将阻碍乃至危害可持续发展目标的践行进程。”可持续发展目标有17项，由联合国成员国于2015年通过。这些目标中有摆脱贫困、消除饥饿、保障健康、实现性别平等。早在疫情爆发前，这些目标就明摆着不能在2030年前实现，哪怕是消除饥饿这个最基本的目标。

当此艰难时日，与全球普遍萧条形成反差的是，2021年2月底，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宣告中国消除了极端贫困。这一宣告意味着什么？正如三大洲社会研究所的团队于7月发布的报告所言，这意味着新中国成立以来70年的扶贫事业达到了高潮，8.5亿人民摆脱了绝对贫困；中国人均收入在过去20年增长了10倍，达到10000美元；人均预期寿命从1949年的35岁上升至77.3岁。中国提前10年完成了世界可持续发展目标中的减贫目标，对全球减贫总量的贡献超过70%。2021年3月，联合国秘书长安东尼奥·古特雷斯盛赞了这一成就，称它“使国际社会深感希望、深受鼓舞。”

本研究所7月的这份研究报告《为人民服务：中国消除极端贫困纪实》（Serve the People: The Eradication of Extreme Poverty in China）是“社会主义建设研究”主题系列研究的开篇之作。在此系列中，我们将探究古巴、印度喀拉拉邦、玻利维亚、中国等国家和地区的社会主义建设实践。《为人民服务》依据的是我们对中国多地扶贫项目的实地考察，以及我们对参与这项长远计划的专家的访谈。例如，中国人民大学中国扶贫研究院院长汪三贵告诉我们，多维贫困的概念对中国的扶贫方式至关重要。中国共产党通过“两不愁三保障”（即不愁吃、不愁穿，住房安全、基本医疗、义务教育有保障）将这一概念体现为扶贫政策。但哪怕做到了这一步，扶贫政策的精髓还是在于细节。汪院长在谈到饮用水标准时这样表述：

政策既定，就要开始真正去贯彻实施了。中国共产党先是派出80万干部协助当地政府挨家挨户调查，对农村贫困情况进行摸底。随后，中国共产党在9510万党员中抽调300万人，他们参加了25.5万个工作组，驻扎在贫困村，为了消除贫困、消除贫困导致的社会问题而奋斗。每个村都配有一个工作组，每户由一名干部承包。

从贫困情况调研和扶贫干部的经验中，我们归纳了五种重要的扶贫方法：发展产业、易地搬迁、鼓励生态补偿、保障高质量的免费义务教育、提供社会援助。这五种方法中最具杠杆作用的是发展产业，它催生了作物加工、牲畜养殖等资本密集型农业生产，使农田得到恢复，并且通过生态补偿举措使森林得以生长，使资源过度开发的受害地区恢复生机。此外，少数民族、女性的教育得到重视。所以，据世界经济论坛统计，截止2020年，中国女子高等教育入学率位居世界第一。

易地搬迁的脱贫人员在脱贫人口中占比少于10%，但这类事例却往往是扶贫工作中最为精彩的。一位名叫某色伍哈的易地搬迁居民把搬迁前居住的山村——阿土列尔村形容为“悬崖村”。他回忆道：“买袋盐都要从山崖爬下来，花好半天时间。”爬悬崖靠的是悬在峭壁上一条危险的藤编“天梯”。他和其他83户人家搬到异地后，设施改善了，生活也更安稳了。

消除极端贫困意义重大，但并非所有问题都迎刃而解了。中国的社会公平问题依然严峻。这些问题并非中国独有，而是当今时代全人类面临的迫切问题。当农业转向资本密集型，所需农村劳动力减少时，在城乡结合部会形成怎样的聚居地？我们能为无农活可干的农民创造怎样的就业机会？能否着手考虑为他们减少每周工作天数，留些时间行使公民权利，参与社会事务？

减贫事业并非中国独有，它是全人类的目标。正因为此，致力于减贫目标的运动组织和政府会认真研究中国人民的这一成就。不过，不少进行中的扶贫计划采取了截然不同的方法，即试图通过转让收入解决贫困问题，南非几家研究机构便如此主张。但现金转让计划是不够的，多维贫困需要更多的解决方案。如巴西前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推行了家庭补助计划（Bolsa Familia），极大地改善了该国的饥饿现象，但该计划的初衷并非消除贫困。

与此同时，在左翼民主阵线的领导下，印度喀拉拉邦的赤贫人口率从1973-1974年的59.79%降至2011-2012年的7.05%。如此大幅下降得益于多种举措：进行农业改革，保障公共医疗和教育，建立粮食公共分配体系、将权力下放到地方自治政府、提供社会保障和福利、提倡公共行动，例如库都木巴什里合作社（Kudumbashree cooperative）。喀拉拉邦首席部长皮纳拉伊·维贾扬近日表示其政府正致力于在本邦消除极端贫困。这次社会主义建设系列研究的下一篇报告将聚焦喀拉拉邦的合作社运动，关注该运动在消除贫困、扫除饥饿、破除男权制等方面发挥的作用。

联合国环境署在3月发布的《食物浪费指数报告》（Food Waste Index Report）显示，全球约9.31亿吨食物被丢入垃圾桶。这些食物的总重量约等于2300万辆满载货物的40吨载重卡车。将这些卡车首尾相连，可绕地球七圈，或是直抵贝佐斯、布兰森向往的太空。贝佐斯四分钟的太空之旅花费了55亿美元，这些钱足以喂饱3750万饥民，足以为可接种20亿人的新冠肺炎疫苗实施计划（COVAX）提供全部资金。

贝佐斯、布兰森追求的不是生活。生活只是衣食无忧而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