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丝网版画》，何塞·万徒勒里（智利）作于1970年，版数15/90，260 x 430毫米。

过去一百个月以来，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团队每月都会完成一份汇编的调研、撰写与编排工作。汇编内容涉猎广泛，既涵盖帝国主义史与民族解放史，也包含经济政策、国家主权、战争局势与世界秩序变局等议题的分析，最终以英语、印地语、葡萄牙语、阿拉伯语、泰语、西班牙语¹等多种语言在全球广泛传播。本篇是我们推出的第一百份汇编，正因如此，我们决定暂作停歇，以历史唯物主义视角，阐释本研究所的核心理念之一：未来。

本研究所于 2015 年酝酿创立之初，便确立了三大主要研究方向：

1. 深入理解当代资本主义以及塑造阶级斗争的本质。
2. 深入理解特殊类型极右翼的兴起态势。²
3. 深入理解未来——或下一步的走向。

第三项研究方向根植于对历史进程的唯物主义认知：当下并非永恒不变的既定状态，而是具备变革重塑的可能性。换言之，人们能够改造当下，缔造全新形态的未来。我们身处的资本主义体系并非恒久不变，依托阶级斗争与生产力发展，其终将向着社会主义制度完成转型。

本文首次从哲学与政治双重维度对未来展开研判。基于马克思主义的民族解放传统，我们认为未来不应只是实现社会主义的目标，也应代表希望，体现对未来的深切感受。³

我们衷心希望诸位能如研读此前99份汇编一样品读本文，并在读书会或是其他政治学习活动中分享、探讨本文，并展开辩论。我们始终欢迎各位提出建议。

世界上的每种语言都有一个词代表“未来”，指当下之后的时间。以全球使用最广泛的几种语言为例，以下词语表示“未来”：

英语：future，指尚未发生之时。
中文：未来，指尚未到来。
印地语：bhavishya（भविष्य），指将要发生或将要形成。
西班牙语：futuro，指尚未到来之时。
法语：avenir，指将要到来之事。
阿拉伯语：mustaqbal (مستقبل)，指将要面对之事。
孟加拉语：bhobishyot（ভবিষ্যৎ），指尚未发生或尚未形成之事。
葡萄牙语：futuro，指尚未到来之时。
俄语：bhobishyot（будущее），指终将发生。
乌尔都语：mustaqbi（مستقبل），指将要迎接或将要面对之事。

这些词汇的内涵不尽相同，背后蕴含着不同文化对于变革的价值取向。部分词汇仅指代时间维度，即有今日便有明日；另一部分则指向未来将要发生、必须面对的种种遭遇。我们必须认清一点：即便是阅读这类由单一语言撰写、再译为多种语言的文本，“未来”一词所承载的丰富意蕴，也无法在语言转换中完整传递。尽管各类语言对“未来”有着不同的诠释，但在资本主义文明通行的所有语言里，我们都能提出相同的追问：未来是否真实存在？换言之，我们是否生活在资本主义现实主义的所灌输的“永恒的当下”中？⁴是否真的存在不同于今日的明天？

在当前时代，我们通过斗争让人理解气候灾难与气候不公、无休止的战争与连绵的种族屠杀、金融资本独裁统治，以及紧缩政策常态化等种种乱象，这些问题便至关重要。⁵数十年以来，资本主义现实主义蒙蔽人们的思想，让人们除了全球灾难之外，构想不出任何可能性。

未来是否存在？答案必然是肯定的，我们正奋力建设未来，此刻便在构筑当中。

《红鸟》，埃米略·佩托鲁蒂作于1959年。布面油画，116 x 63厘米。

第一部分：决裂

在主流权力话语体系中，未来被塑造成当下状态的延续，不含感情色彩。人们用日历丈量时间，用增长曲线预判趋势，依靠各类预测进行统筹规划。在这种视角下，未来无需奋力争取，只需静静等候。它会像账簿的下一页一样如期而至。这种未来观极具保守色彩，默认当下既定的剥削、等级与支配秩序只能优化完善，不会彻底推翻。资本主义社会中，包括媒体、中小学、高校、智库和慈善基金会在内的各大主流机构都在重复这样的未来观，满口空谈变革，却是在宣扬资本主义“无可替代”的信条，从而禁锢世人。

在我们看来，未来不仅是日历上的某个日期，而是一场割裂，是与现存秩序的决裂，是社会关系、政治权利和人类发展可能的结构性变革。秉持这样的未来观并非沉溺空想，而是重拾被刻意压制的政治内核，拥有构想、建设全新世界的能力。二十世纪与二十一世纪的社会主义运动与民族解放运动始终为之奋斗，且进程参差，却已然迈上实现之路。这样的未来观拒绝循序渐进的改良主义，也否定无序崩塌的灾变论。统治阶级炮制出创业神话、绿色资本主义、军事化安全体系等诸多虚假的未来，却无一具备真正的解放内涵。

马克思主义哲学家恩斯特·布洛赫（Ernst Bloch）提出 “尚未”理论（Noch-Nicht）⁶，为这一未来观奠定了思想根基。布洛赫直接承袭马克思的思想内核，认为未来并非被搁置在明日的抽象概念，而是根植于当下、竭力冲破现实桎梏的能动力量。布洛赫主张现实始终处于未完成状态，这一观点与那些认为世界已然定型、完备且可被完全阐释的哲学思潮截然对立。他认为，当下社会处处蕴藏着指向未来的发展趋势、精神诉求与内在矛盾。所谓“尚未”，并非脱离现实历史的空想乌托邦，而是蕴藏在物质现实与群众斗争之中的潜在力量。“尚未”理论体现在诸多反殖民斗争的理想追求之中。1955年的万隆会议最后公报、1961年的不结盟运动贝尔格莱德宣言、1966年的三大洲会议决议、1974年联合国大会的新国际经济秩序宣言，都将其化作纲领性主张。此外，1917年的十月革命、1945年的越南革命、1949 年中国完成革命以及 1959 年的古巴革命⁷，也在革命进程中处处彰显着这份未来观。

在马克思主义思想传统中，未来并非必然。这一观点立足于资本主义体系内在矛盾中衍生出的两大唯物主义论断。

首先，历史的现实进程推动生产力发展，扩大社会剩余。但由于这类发展始终受到私有制的束缚，进而加剧了贫富差距，让绝大多数民众深陷社会苦难。我们必须认清，如今的生产力早已不再局限于工厂与机器，护理劳务、数字基础设施、全球供应链等都囊括其中，而这些领域均依靠日益社会化的劳动力来运转。同时需要明确，资本主义一方面发展生产力，另一方面又压制其发展潜能，借助私有制、平台“优步化”垄断、打压工会、财政紧缩、军事化管控等各类资本管控手段对其加以限制。

第二，资本主义生来便造就社会苦难，催生出屈辱和怒火，进而自发演变为反抗运动。但这类斗争不会自然而然走向解放之路：政治力量会对其加以引导，要么顺应人民的切实需求走向社会主义，要么歪曲民众诉求、借助有害的反社会理念制造民众对立，与社会主义背道而驰。⁸由此而言，未来并非被动降临在我们身上，而是必须由我们缔造。而且唯有破除滋生苦难、重复苦难的现有体制，我们才能缔造未来。这样的未来观摒弃了宿命论和历史必然论，提醒我们历史是开放的，当下也蕴含着诸多可能尚未实现，通过斗争便可实现。

在这一思想体系中，希望并非单纯的乐观心态，也不是消极地坐等期盼，而是面对未竟的世界抱有激进的价值取向。希望诞生于贫困潦倒、强权压迫和权益剥夺当中，拒绝接受“苦难自有定数”。对于指导本研究所工作的全球南方各项运动，希望从来不是奢侈品。在农民、工人，以及妇女领导的各项运动和各个组织中，众人携手谋求尊严，希望应运而生。⁹这些运动追求的从来不是在当下的基础上有所提升，而是共同建立一套全新的社会秩序。他们的未来无关时序，而是深植于结构性变革之中。心怀希望，便是认清当下难以忍受、无以持久，认清剥削与压迫的现状并非天生注定、也非最终结局。这份希望对统治阶级极具威胁，因为这股改变认知的实质力量会促使民众不再一味忍受当下，转而主动行动、奔赴未来。

在这种与现存秩序决裂的思想传统中，未来并非一己之力可以创造，而是具备集体属性。资本主义文化诱导人们构想个人层面的未来：事业前程、安稳居所、人身安全，以及永无止境的“自我提升”，却封堵了集体共同前进的前景。这种文化充斥着个人焦虑，而非集体担当与社会变革的追求。在资本主义体系下，仅遵循时间维度的未来被视作可管控之物，由一众标榜中立的机构进行预测、规划、定价、维稳与统筹管理。这些机构将自身决策包装成客观技术刚需，而非带有立场的政治选择，声称由专家、市场、国家与国家安全机器代为统筹打理。这些机构无法指明通往解放的前路，只会让灾难在人为管控下持续蔓延。正是在这样的环境中，特殊类型的极右翼势力趁势兴起，勾勒出以排外、等级秩序与暴力为根基的虚幻未来。这也恰恰印证了资本主义已然无力塑造正向的未来图景。¹⁰未来绝不能由这类极右翼构筑，而是需要重新夺回，成为属于人民主权的发展空间。灾难与解放都并非命定。我们必须奋力抵抗灾难降临，也要通过斗争赢得解放。从与现存秩序决裂与结构性变革的视角来看，实现目标依靠的不是个人进步，而是能够抗衡顽固既得利益者的组织，包括政党、工会与各类社会运动。若缺少这些力量，“尚未”理论便只是一纸空谈、无路可走。心怀希望的背后离不开组织架构、行动纪律，以及长久坚守。

未来并非游离于人类历史之外的事物，而是早已潜藏在各类预示全新社会形态的零星实践、行动探索与斗争实践之中。这其中包含合作社这样的劳动模式、互助关怀实践、大众民主尝试，以及中国、古巴等国家历经争议、仍在推进的社会主义建设进程。¹¹这些绝非小众另类的特例，而是全新社会运行逻辑的先行实践。梳理总结这些实践，并非刻意美化渲染，而是认清其现实意义与内在潜能。它们让我们明白，我们一心向往的理想世界并非遥不可及的抽象愿景，而是实实在在可以实现的目标。马克思主义者的使命从来不是预测未来，而是为缔造未来凝聚力量。与当下腐朽现状彻底决裂，需要清醒的认知、无畏的勇气与统一的集体纪律。唯有与现实决裂，真正的未来才会到来。由此而言，未来本身就是一片斗争阵地，想要为之奋斗，就必须认清那些妄图阻断未来发展的势力。

《丝网版画》，西尔瓦诺·洛拉（多米尼加共和国），作于1976 年，版数 18/60。 640 × 570 毫米。

未来之敌

未来并非一片静待人类理想去填满的空旷远景，它正被各类强势力量主动规划、塑造与束缚。这些力量一心想要维系现存的支配关系。未来之敌并非抽象的趋势思潮，而是决意将当下秩序延续至未来的现实势力。¹²下文将剖析四大核心的未来之敌：金融资本、平台资本、资源掠夺主义，以及军国主义。这些势力不仅固守现存社会关系，更是提前殖民未来。

金融资本居于这一势力格局的核心。它掌控着殖民与新殖民体系的收益、资本流向，借助投机运作与债务强权规训各国与社会，不断压缩未来的发展空间。¹³绝大多数扎根于全球北方的信用评级机构、多边借贷机构及私人金融机构，实则是为北方统治阶级规划未来，确保未来始终服务于资本积累，而非人类共同发展。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世界银行、世界贸易组织等一众机构制定的各项规则，已然成为众多背负债务的前殖民地国家不得不面对的现实处境。¹⁴

平台资本。资本主义科技垄断企业将技术创新与生产效率悉数用于数据攫取、劳动重构，以及社会生活割裂等活动中。算法操控着人们的时间、注意力与精神诉求，而平台用工模式则彻底剥夺了劳动者的稳定保障与集体抗争力量。¹⁵

资源掠夺主义。尽管科学界已有充足证据证实生态灾难迫在眉睫，石油、天然气、煤炭、矿产及农业巨头依旧持续主导能源体系、劳动力市场与国家政策走向。它们的发展眼光极度短浅，奉行掠夺资源、攫取利润、弃置残局的行事逻辑。以气候危机为例，这并非缺乏远见酿成的意外，而是资本主义企业刻意抉择的结果，它们甘愿以破坏地球生态为代价换取资本积累。¹⁶

军国主义。资本主义体系催生并激化战争、人口流离、气候灾难等各类危机，而应对之策并非社会与政治层面的治本方案，而是依靠常态化战时经济，以军事手段处理政治矛盾。在帝国主义核心区域，军国主义表现为大肆囤积军备、严苛边境管控、全域监视以及紧急状态治理常态化。在全球南方，军国主义则体现为帝国主义侵略、代理人战争、军事占领，同时逼迫各国将稀缺公共资源倾斜投入军队与安防建设，最终让军工产业从中牟利。军国主义不断压缩政治发展空间，借紧急状态推行威权举措、压制异议，让恐慌情绪成为常态。对绝大多数民众，尤其是全球南方民众而言，未来不再充满希望，只剩下无尽动荡、流离失所，以及死亡威胁。战争已然成为资本主义用以消解自身危机的工具。¹⁷

这些未来之敌不仅阻碍社会变革，更是刻意打造出一种只为少数人稳固特权，却让绝大多数民众深陷劳碌奔波、动荡不安与绝望境地的未来。唯有正面抗衡、挑战它们的势力，我们才能夺回未来。

即将实现决裂的社会力量

有产阶级执意固守当下、永恒不变，因此唯有依靠广大群众的集体斗争，才能重新夺回未来。能够与现存秩序实现彻底决裂的社会力量已然存在，只是这些力量分散零散、发展不均，还常常被遮蔽埋没。这其中，包括正规与非正规经济领域的劳动者、农民与农村劳动者组织的工农、女性群体、青年群体、受压迫群体，以及马克思所说的“过剩人口”——他们在资本积累循环中遭到排挤与边缘化，却依旧作为产业后备军与社会再生产力量，在资本主义体系中不可或缺。¹⁸

尽管“后马克思主义”思潮与各类强调政治主体碎片化的新理论层出不穷，但城乡工人阶级依旧居于核心地位，只是其人员构成已然发生改变。国际劳工组织与世界银行多项报告显示，全球劳动力总数接近 40 亿人，涵盖在职人员与正在求职的人群。全球就业人口大致行业分布如下：

1. 农业/ 9.23亿人
2. 工业/ 8亿人
3. 服务业/18亿人
4. 交通运输/物流行业/ 2.3亿人
5. 平台从业者/ 1.54亿至4.35亿人¹⁹

产业工人与服务业、运输业、仓储业、护理行业、配送行业以及平台零工从业者（也可以理解为“优步化”、的从业者）并存。在绝大多数全球南方国家，非正规就业早已不是特例，而是普遍常态。无论身处工厂、农田还是仓库，这些劳动者都面临着极度不稳定的生存处境，缺乏完善的法律保障、甚至毫无保障，随时面临失业风险。即便工会覆盖率持续走低，劳动者依旧掌握着关键性力量，包括商品生产运输、农业耕种、矿产开采、民生服务、城市建设，以及日常生活运转。从物流枢纽罢工、无地农民群体性抗争，再到家政工人集体停工，种种斗争无不印证劳资之间的对立矛盾始终存在。

各类斗争并非总是以工人联合起来自觉反抗资本的形式直接显现，往往因为父权制、种性与种族等社会层级带来的制度压迫爆发，或是由代际经历和其他社会形态催生。例如女性运动揭露了现有经济体系如何不断压榨民众的身心与时间，广大女性，尤其是黑人女性、外来务工女性以及有色人种工薪女性更是深受其害。同样，争取社会尊严的斗争虽依托非阶级属性的身份诉求展开，却也揭露了资本主义为完成资本积累，重拾旧式等级制度的复杂运作逻辑。例如，资本主义利用种姓、种族差异服务于自身积累，因此争取尊严的抗争，同样能够为社会主义斗争筑牢根基。外来务工者、失业人群、无地农民、城市贫民等过剩人口，常常被视作政治边缘群体，却最能直观体会到资本主义最赤裸的本质。他们争取住房、公共服务与人格尊严的斗争，本质上就是维系基本生存的斗争。诸多形式的抗争充分证明，工人阶级具备凝聚力量、结成反对资本主义的历史同盟、共同争取未来的强大潜力。

如今席卷城乡各地的诸多抗议活动，大多依靠小型团体组织发起，或是借助社交媒体号召民众自发参与。资本一直依靠制造内部分裂维系自身统治：分化正规就业与非正规就业群体、城市与乡村群体、男性、女性和性别异见者、本土民众与外来群体。²⁰当下，阶级结构与社会组织形式趋于碎片化，给政治组织与有规则的统一行动带来巨大阻碍。诸多民众积攒的愤怒情绪要么被反动势力利用，要么沦为消极绝望。想要实现与现有秩序彻底决裂，就必须在尊重差异的基础上凝聚共识，构建能够凝聚共同利益、确立共同目标的政治纲领。如果缺少稳固组织，社会力量只能被动应对危机；而建立起统一组织，民众才能成为掌控未来的历史主体。全世界左翼力量当下最核心的组织任务，就是立足于民众客观存在的苦难处境与生存现实，搭建起主动抗争的思想与行动阵地。

时间

资本主义将自身的时间观念强加于整个社会：节奏紧迫却漫无方向，行事迅疾却毫无目标，危机频发却无解可施。焦躁浮躁的氛围席卷社会生活，打乱人们对日常节奏的掌控，挤占消磨闲暇时光。缺少闲暇，人们便难以凝聚力量构建社群联结。（不过，国家层面的社会政策不断衰退，迫使工人阶级女性搭建起社会再生产互助体系，这也让她们在当代诸多工人抗争运动中发挥了至关重要的作用。）倘若没有充足可支配时间，人们便无法在工厂车间、街巷社区之中凝聚组织力量。

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催生了诸多自发抗争，这类斗争往往源于低薪与恶劣的工作环境，也源自供水保障、公共空间、平价衣食能源等社会基本生存需求得不到满足。部分抗争依托长期积淀的社会人际网络发起，也有不少是因民生与劳动条件急剧恶化，民众集体情绪爆发而兴起。这类自发抗争纵然充满勇气，却远远不够；缺乏严明组织的抗争纵然能够冲击现有秩序，却难以重塑未来。纵观历次伟大革命，无一不是依靠长期坚韧的革命实践，在持续斗争中凝聚群众力量，最终掀起颠覆旧世界的革命浪潮。自发抗争承载着民众真切的愤怒与诉求，能够走上街头唤起希望，也能推翻现有政权。但诸如2011年埃及革命一般历史经验已然证明，缺少强健持久的组织力量，这类抗争极易遭到镇压、被势力收编，最终走向力量耗竭。有产阶级深谙时间战略，往往做出长达数十年的长远布局。而仅局限于当下抗议的社会运动，只会将长远发展的主动权拱手让给对手。

组织

组织

想要跳出短期抗争的局限，就必须建立组织。组织形式不拘一格，既包括松散的社会运动，也涵盖实行民主集中制的列宁式政党。本文无意辨析两类组织形式的优劣，核心主旨在于阐明：各类政治组织，都是统筹调配时间、奔赴解放目标的重要载体。政党、统一阵线、工会、农民组织、妇女协会、青年运动各司其职、紧密联动。列宁式政党能够制定长远纲领，开展政权层面的斗争；群众组织让抗争扎根日常生活，维系群众运动的持续性；统一阵线能够凝聚多元力量，无需强求思想完全统一。依靠组织力量，分散受压的工人阶级得以整合利用有限时间，重建被资本剥夺的理想社会秩序。

纪律

列宁式政党的一大优势，便是有将纪律置于核心地位的传统。尽管实践中极易滑向误区，但纪律绝非盲从服从，也不是僵化的官僚教条。真正的纪律，是培育具备政治素养的骨干力量，使其明晰政党存在的必要性、凝聚共识与制定纲领的集体流程、党内代表领导的核心架构，并且坚定不移地坚守共同目标、斗争策略与责任监督机制。纪律能够让组织积蓄力量、总结经验，跨越危机困境长久存续，将一时反抗沉淀为持之以恒的奋斗事业。

整套斗争体系的核心中坚，是源自工人、农民与基层群众运动的新型知识分子，他们是政治理想坚定的传播者。²¹其使命在于梳理整合思想、总结提炼经验、传递统一理念，将民众现实生活中的切身遭遇转化为切实可行的政治斗争策略，让运动参与者既认清斗争的反抗对象，也明晰未来社会的建设方向。

国际主义

仅凭单一国家的力量，无法长久实现与资本主义的彻底决裂。资本早已借助金融、贸易、军事同盟、全球供应链与意识形态机构完成国际化布局，立志构筑的力量也必须如此。国际主义并非流于表面的道德情怀与情感表态，而是立足全球经济格局、契合被压迫群体共同处境的现实刚需。践行国际主义，就是搭建跨国斗争联结、借鉴各国革命实践成果、反抗帝国主义来捍卫国家主权、统筹开展政治思想教育、发起社会运动，并且落实实质性互助支援。脱离国际主义，局部斗争取得的胜利终将孤立无援、极易瓦解；秉持国际主义，地方、国家与区域层面的抗争才能汇聚力量，形成规模、对抗全球体系。

未来无法一蹴而就，必须依靠全体民众沉稳耐心、自觉主动地共同构筑。时间开辟斗争空间，组织搭建斗争框架，纪律筑牢斗争底气，国际主义拓宽斗争规模。面对统治阶级精心谋划、充斥剥削与排挤的未来图景，被压迫群体唯有依托这些手段，才能亲手缔造属于自己、立足人格尊严、人人平等、守护生命本源的未来。

《切》（系列集体作品），阿尔弗雷多·普朗克、伊格纳西奥·科隆布雷斯、卡洛斯·塞萨诺、胡安·曼努埃尔·桑切斯、纳尼・卡普尔罗（阿根廷）作于1968 年。布面油画，单幅尺寸 195 × 150 厘米。

第二部分：构筑未来

我们应当建立何种体系来取代当下的现存秩序？未来的实现不能只依靠斗争、组织与纪律，还必须落实到物质基础、制度架构与国际联动的层面。这就要求我们直面所有制、经济规划、国家主权以及维系一个截然不同的社会秩序所需的统筹协作机制等核心问题。

公有制与统筹规划

未来道路的抉择，与所有制及社会统筹问题密不可分。在资本主义制度下，生产资料私有制让少数阶级掌握了生产内容、生产方式与产品分配的决定权。这种权力的行使不以全社会共同利益为宗旨，而是完全服从于利润诉求、市场竞争与短期资本积累的逻辑。由此便形成了尖锐矛盾：生产力早已高度社会化，但其管控权却依旧被少数私人牢牢把持。如今劳动形式已然具备集体性与国际性，可集体劳动创造的技术成果与经济剩余却被少数人侵占占有。因此，任何关于社会主义未来的严肃探讨，都必须通过变革物权关系来破解这一核心矛盾。

公有制绝非单纯在法律层面将私有资产划归国家所有。国家本身就是阶级斗争的场域，必须争取将其改造为引领社会发展方向的工具。能源、交通、金融、土地、通信、重工业等战略产业实现公有化之后，社会便能主导生产与技术创新，使其服务于全体民众的共同需求，而非私人资本的财富积累。资本主义存在系统性资源错配的问题，过度生产奢侈品、过度发展破坏性产业，却在民生服务、教育、医疗、住房等领域供给不足。公有制能够筑牢物质根基，推动生产活动重新服务于社会再生产、布局长期投资、实现共同富裕的正确方向。

推行公有制的必要性同样体现在技术发展层面。在私有制体系下，技术研发完全依附于盈利目标、知识产权垄断与劳动管控需求。技术创新多用于压缩生产成本、实施监控管控、服务军事化建设以及垄断知识成果，而非用以缩减社会必要劳动时间、增进全体民众福祉。对生产力实行民主管控，才能让技术真正造福社会：缩短工时、创造就业岗位、完善公共服务、提升民众素养、降低生态破坏。那些被资本主义用来加剧剥削的数字体系与物流调度系统，本身也蕴藏着实现合理化、人性化生产与分配的巨大潜力。

资本主义意识形态将统筹规划污蔑为天生专制且低效的体制，却把市场吹捧为中立、民主的社会协调机制。事实上，资本主义本身早已高度实行统筹规划，只不过这种规划完全服务于资本家的利益。跨国企业、金融机构与军事同盟都在内部开展全面规划、长期预判与战略协同。市场无法取代规划，它只会割裂社会决策、模糊责任边界，让全体社会生活屈从于狭隘的资本积累逻辑。市场价格往往在社会与生态遭到破坏之后才发出滞后信号，它推崇短期盈利，而非符合社会长远利益的理性发展。

社会主义统筹规划绝非脱离民众生活的官僚式指令，而是对全社会劳动进行跨时段、自觉且民主的统筹调配。规划是抵御资本主义短期逐利思维的有力武器，能够让社会确立共同发展重心，例如低碳转型、产业多元发展、粮食主权、普惠民生保障等，并据此调配各类社会资源。它能够平衡区域发展、产业布局与民生需求，避免任由市场竞争带来失衡且具有破坏性的发展结果。依靠统筹规划，社会才能认清现实：未来不会自动到来，必须依靠自觉主动的建设才能实现。

很重要的一点是，统筹规划并非否定民主，反而要求民主进一步拓展深化。具备解放意义的规划必须扎根于民众参与、劳动者管控以及能够表达社会诉求的群众组织之中。资本主义时代社会化大生产早已需要大范围协同运作，而社会主义旨在让这种协同运作变得公开透明、权责明晰，始终以人为发展核心。当劳动者、基层社群与公共机构共同参与目标制定与成效监督，规划便不再是技术官僚的强行推行，而成为全民共同探索进步的实践过程。唯有如此，社会剩余财富才能被自觉投入教育、医疗、住房、文化建设与生态修复等民生事业之中。²²

走向新国际主义

二战结束后，强大社会主义阵营的崛起与接连出现的非殖民化浪潮，奠定了以反帝国主义与反新殖民主义为根基的国际主义根基。这一思潮旨在构建全新的经济社会发展模式，重塑全球治理格局。²³

受债务危机冲击、新自由主义大举入侵，加之苏联及社会主义阵营解体，旧式国际主义走向瓦解。取而代之的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强行推行的虚假全球化：全面开放市场、国家退出生产领域、取消资本管制、出让本土资源、思想文化被动依附，最终造成各国主权遭到全方位侵蚀。

苏联解体数十年后，新国际主义兴起的客观条件已然逐步成熟。北方发达国家深陷去工业化、生产能力衰退的深度危机，而中国等广大南方国家日渐成为拉动全球经济增长的核心动力。金砖国家、上海合作组织及各类双边合作平台的蓬勃发展，正是这一时代格局变化的直观体现。

尽管局势发生转变，全球治理体系依旧由北方国家牢牢掌控。以美国为首的同盟势力四处肆意打压他国，从加沙、委内瑞拉、古巴、刚果（金），一直到伊朗皆是如此，致使联合国及其下属机构形同虚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与世界银行依旧推行严苛霸道的结构调整政策，全球气候治理体系未能惠及普通民众，新冠疫情期间更是出现“疫苗不公”的现象。更为严峻的是，诸多南方国家组建的多边机构要么运转乏力，要么已然沾染新自由主义的行事逻辑。

当下关于全球治理新架构的讨论多聚焦于多极格局，但单纯的多极化格局存在明显局限，极易复刻冷战时期的对立博弈思维。新国际主义必须以真正的多边主义为核心内核。重塑联合国地位、捍卫《联合国宪章》这一全人类共同精神财富，是践行多边主义的核心抓手。联合国安理会与联合国大会均需改革，广大南方国家更应携手协同，为世界卫生组织、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等各类联合国下属机构制定统一共同议程。如今迫切需要重启思想与政治层面的斗争，为各类国际机构制定贴合民众诉求、契合南方国家发展愿景的民生发展纲领并为之奔走倡导。

在重振多边主义的同时，左翼力量与爱国力量应当扶持并壮大过去三十年间已然迷失发展方向的区域组织；若无法实现革新，则应推动组建全新的区域合作机制。2000年至2010年代初，拉美粉红浪潮时期（the Pink Tide）所建立的各类经济、社会与政治联盟，至今仍是可供借鉴的成功范本。如今，萨赫勒国家联盟既顺应了非洲大陆深化一体化发展的强烈诉求，同时也抵制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 ，Economic Community of West African States）所秉持的新殖民主义逻辑。²⁴金砖国家在金融、贸易、科学领域的基建、技术、医疗、教育、农业、气候合作及学术研究等诸多领域开启的合作进程，也为各类区域组织发展树立了全新范式。

捍卫国家主权是新国际主义的起点，却绝非终点。它更要树立以变革社会关系为根基的世界性未来愿景。这一愿景无法依靠单一国家实现，也不能仅凭各国政府独自推动，还需要联合全球各地进步运动力量，共同突破资本主义体系的桎梏。社会主义者应当发掘、借鉴并依托那些能够改变力量格局的潜在事业，搭建通往理想未来的前沿阵地。

任何纲领纵使极具现实必要性，倘若缺少能够践行它的社会力量，以及能够凝聚斗争意志的理想信念，终究难以长久维系。构筑未来固然需要依托各类机构、所有制改革、统筹规划与国际协同，同样也离不开深入人心的政治精神内核。而这份精神内核便是希望。

《玫瑰》，路易斯·冈萨雷斯·帕尔马（危地马拉）摄于1991年。调色手工银盐摄影作品，47 × 48.5厘米。

第三部分：希望

如今，资本主义正深陷合法性危机。其所推崇的个人主义、创业至上、消费主义等价值观，再也无法兑现新自由主义长久以来承诺的社会阶层流动与物质富足。与此同时，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在经济与政治层面实力持续衰退，于是愈发倚重自身依旧占据绝对优势的两大领域：文化生产与军事力量。二者表现形式截然不同，最终目的却别无二致：固守现存秩序，封堵未来出路。美国主导的势力借助军事侵略施压所有拒不服从华盛顿共识、不愿屈从于私人资本利益的国家，断绝一切不甘依附顺从的政治发展可能。凭借对文化生产体系的垄断，它们不仅把控信息话语权、定义何为既定事实，更试图塑造被支配民众的文化观念与价值取向。这一步步压缩着人们的想象边界和对希望的期许。希望一旦消逝，工人阶级便极易陷入两种精神困境：要么滑向极右翼的极端悲观主义，嘲讽一切构建全新未来的构想；要么陷入消极逃避的失败主义，认定未来已然毫无希望。

中文里对于“未来”的释义，能够清晰点明其中要义。字面上看，“未来”即指“尚未到来”。它由两个汉字组成：“未”代表“尚且没有”、“还没发生”，“来”代表“到来”、“降临”。二字合一，凸显出未来本就处于尚未定型的特质。悲观与希望的分野正源于此：未来并非早已注定，它蕴藏着无限可能，而人的实践行动正是改写走向的关键。

在此背景下，希望已然成为思想博弈与精神较量的斗争阵地。正因如此，希望绝不能只停留在内心情绪层面，更要转化为切实行动：依托大众教育与文化建设培育希望，立足历史根基坚定信念，将怀揣希望的信念融入日常点滴实践之中。

思想之战

统治阶级大肆宣扬个人主义、功利主义与保守主义等自身价值观，刻意模糊阶级关系与共同阶级利益。这套思维逻辑让被统治阶级下意识排斥各类政治实践，将其视作徒劳无功、脱离现实的空想，同时把集体行动当成天真之举或是危险行径。在这样的环境下，希望无法依靠个人独自萌生，必须化作具体实践重新打开发展前路，对抗当下资本主义社会里的日常“固有观念”。

因此，必须依托切实的政治实践凝聚希望、开辟出路，这就要求我们做到以下几点：

培育政治构想力。左翼力量应当搭建新型劳动组织与社会关系模式，明晰未来发展。唯有将对未来的期许落实到改善民众现实生活处境的具体行动之中，让工人阶级认清自身是历史的缔造者，而非资本主义危机的旁观者，希望才能真正调动起来。

阅以致学，学以致用。胡志明曾说：“读书千卷，若不付诸实践，终究只是一座书架。”²⁵读书唯有结合实践，才能成为孕育希望的途径。学习应当以集体形式开展，聚焦民众在工作岗位、社区生活与各类组织中遇到的现实难题。学习的目的不在于单纯积累学识，而是发展共同语言、拓展分析能力、积累信心，并在实践中得到检验。

培育大众反主流文化。没有对应的文化根基，就无法树立对立的意识形态。这就需要打造大众文化表达新形态，破除个人主义与消极悲观思想的桎梏，重塑人格尊严，彰显团结互助的价值魅力，弘扬工人阶级文化。

宣讲未来愿景。左翼力量需将行动纲领转化为通俗易懂、易于宣讲的内容。宣讲并非居高临下的说教，而是讲究方式策略，结合民众切身经历，依托实际案例清晰阐释发展主张。目的是跳出抽象理论，指明实践方向，让大众清楚行动目标、实施主体与可用资源。²⁶

回溯思想本源。重拾革命历史与革命文化，发掘各类优秀历史文化资源。历史本身就是孕育希望的实践，它打破了当下秩序永恒不变的认知。回望历次社会决裂、集体抗争与社会转型，人们能够证实变革切实可行，并从中习得变革的实现路径。回望历史绝非沉湎怀旧，而是研习斗争策略、体悟奉献精神、坚定理想信念。²⁷

永做说服者。左翼力量必须抢占各类公共活动阵地，传播工人阶级思想主张。必须深入民众聚集的每一处场所，不做过客式宣讲，而是成为组织力量。葛兰西笔下的“新型知识分子”，是“建设者”、“组织者”，更是立足现实生活、“永做说服者”，而非仅凭一时雄辩。

情绪之争

资本主义社会必然滋生剥削与资源剥夺，民众理应普遍产生不满。统治阶级必须始终疏导这类情绪。一旦不满情绪形成组织力量、认清斗争对象并凝聚团结之力，便会极具威胁。为此，统治阶级不断转移情绪导向，消解集体斗争意志，使之沦为恐惧、怨怼、愤世嫉俗与消极顺从。如今舆论传播格局进一步加剧了这一态势，青年工人群体被大量吸入宣扬个人主义的虚拟空间。这类平台以攫取流量、注意力变现为目的，消耗人的认知能力，且不少平台被极右翼势力把控。²⁸这些空间可以捕获不满、通过短暂的情绪宣泄将之暂时消解。其结果就是，不满并未真正消解，却被资本把控管理（、牟取暴利），使得工人阶级各自旁观，混淆自然情绪反应与政治行动。

身处这样的环境之中，我们必须将愤怒与迷茫转化为清醒认知，将清醒认知凝聚为希望，再将希望付诸集体行动。这就需要做到：

树立媒介素养。左翼力量必须向工人阶级普及网络虚拟空间与相关技术的运行架构、显性与隐性目的，及其背后的政治经济逻辑。要让大众看清被动情绪参与和实际掌握行动之间的差距，分清网络发帖发声与线下组织斗争的本质区别，认清统治阶级如何借助网络空间垄断管控信息、煽动极端情绪、泛化人际疏离。此举并非号召脱离网络世界，而是教会大众理性辨别、合理运用网络，认清其固有局限。

立足现实政治实践。在借助虚拟空间开展思想宣传与力量动员的同时，左翼力量必须搭建现实政治参与渠道，让民众切实看到改变现状、共建美好未来的可行路径。这就需要摆脱算法操控、举办互动交流，让民众可以面对面沟通思想、统筹组织、共同决策、协同完成集体事务并见证实际成果。要跳出基于浅层私利的短暂社交联结，构建依托共同阶级利益的长效团结组织。

树立对立价值理念。左翼力量应当践行社会主义价值观，以实际政治行动作出示范。让团结互助、彼此关怀、严守纪律、同心同德不再是空泛口号，而是落到实处。我们相处的方式、共事的方式、解决异见的模式、服务社群的态度，在组织这些工作的过程中，对立价值的力量得到了体现。在盛行极端个人主义与消极思潮的文化背景下，践行社会主义价值观本身就是一场情绪层面的思想博弈：它向世人展现了一套截然不同的社会相处模式，让人们真切预见一个以不同价值理念构筑的未来社会。

通过希望，化理论为实践

倘若“未来”指“将要到来”的尚未之境，那么希望便是一种深切感受，可以使这扇“尚未”之门始终敞开，并利用实践，防止悲观主义、浮华景象和消极顺从将大门紧闭。统治阶级将未来禁锢于牢笼，让当下得以永恒，把资本主义体系下滋生的不满情绪扭曲为犬儒主义或冷酷心境。我们秉持的思想传统则与之截然不同。我们坚定认为，希望绝非消极乐观或坐等期许，而是直面“世界尚未定型”这一本质的斗争立场。这样的信念在全球南方争取人格尊严的诸多斗争中淬炼而成。它之所以令统治阶级忌惮，正因其具备现实力量：唤醒民众思想觉悟，推动人们不再一味隐忍度日，转而奋起付诸行动。

这也正是希望离不开集体架构、严明纪律与组织力量的缘由。民众开展运动，其文化思想能够冲破资本主义循环往复的固有观念时，他们就能成为主导未来的决定性力量。这并非背离唯物主义，而是对唯物主义辩证内涵的完善践行。就此而言，以天下为公、和睦共处为内核的大同社会绝非流于空谈的空想愿景，而是在指引的长远策略；而小康社会则代表着在资源有限的现实条件下，保障民众体面生活的具体路径。唯有把“将要到来”的未来从一纸愿景落为行动纲领，希望才算真正落地。我们的使命不在于凭空畅想虚无蓝图，而是立足现实发展趋势、依托实践不断夯实根基，构筑切实可行的理想社会，直至“尚未”抵达的有形未来化作亲手铸就的真切现实。

《生命之树》，阿方索·索特诺·费尔南德斯（墨西哥，墨西哥州梅特佩克市）作于1975年。明火烧制陶土辅清漆丙烯彩绘，高6米。

注释

全球南方学术论坛

全球南方学术论坛是华东师范大学、约翰内斯堡大学、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共同主办的国际学术交流与协作平台。论坛秉持携手共建全球南方学术共同体、推动建立21世纪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使命，自2023年创立以来取得了一系列重要成果。

过往历程

全球南方国际传播论坛（2023）

2023年5月4日至5日，以“传播，为了团结”为主题的全球南方国际传播论坛（2023）在上海召开。这是国内首个以全球南方为主要目标召开的国际会议。来自中国、印度、加纳、赞比亚、南非、巴西、美国等国家和地区的百余名相关研究人员以及媒体从业人员参会。与会者围绕非洲地缘政治及传媒形式、中国在世界新格局下的国际传播、媒体主权等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研讨。

经过两天的热烈讨论，与会者起草并通过了《全球南方国际传播论坛（2023）上海学术共识》，号召来自和同情全球南方的世界知识分子和新闻传播专业人士共同推动构建21世纪“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论坛期间还促成了全球南方多家电视台与CGTN等主流媒体的战略合作。论坛主要承办单位华东师大国际传播研究院于此时成立，教育部“长江学者”特聘教授吕新雨担任院长。

全球南方学术论坛（2024）

2024年，“全球南方国际传播论坛”更名为“全球南方学术论坛”，以拓宽学术交流合作范围。2024年12月5日至6日，“全球南方学术论坛（2024）”在上海成功举办，本届论坛由华东师范大学主办，主题为“全球南方与世界现代化”。

为期两天的论坛共设五大主题，两百余名与会嘉宾在九个分论坛中针对世界热点与和平问题、全球南方国家的主权独立与发展问题等重要议题进行了深入交流研讨。

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英法俄西四个语言频道、上海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新民晚报、文汇报、观察者网等国内主流媒体，以及巴西劳动者电视台（TVT）、真实巴西（Brasil de Fato）、古巴拉丁美洲通讯社（Prensa Latina）、委内瑞拉南方电视台（TeleSUR）、加纳泛非电视台（PATV）、今日俄罗斯国际电视频道（RT）等全球南方媒体对论坛进行了广泛报道。

全球南方学术论坛（2025）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暖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联合国成立80周年。2025年11月13-14日，“全球南方学术论坛（2025）”在上海成功举办，本届论坛由华东师范大学、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三大洲社会研究所联合主办，主题为“世界反法西斯主义战争胜利与战后国际秩序：过去与未来”。

来自中国、印度、南非、日本、韩国、巴西、俥罗斯、古巴、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刚果（金）、巴勒斯坦、克罗地亚等三十余个国家和地区的两百余名知名学者、政治人物、社会运动领袖和媒体从业人员出席论坛，64位代表在论坛发言，其中外国发言者32位，来自18个国家和地区。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所长维杰·普拉沙德、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教授李慎明、清华大学教授汪晖、约翰内斯堡大学教授布萨尼·恩卡韦尼、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传播研究院院长吕新雨先后发表主旨演讲。与会学者围绕反法西斯战争历史真相、多极化秩序、数字主权、全球南方自主发展等重大议题展开了深度研讨。

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上海广播电视台、解放日报、澎湃新闻、观察者网等国内媒体对论坛进行了专题报道；古巴辩论网（Cuba Debate）、真实巴西（Brasil de Fato）、南方电视台（teleSUR）、拉丁美洲通讯社（Prensa Latina）、人民之声（Peoples Dispatch）、泛非电视台、非洲新闻电视台（Newzroom Afrika）等全球南方媒体同步播发论坛相关信息。

国际传播实践基地

论坛围绕赣南革命老区、大理洱海“科技小院”、贵州榕江“村超”、雄安新区“未来之城”和宁夏闽宁镇“山海情”等五个中国故事打造国际传播实践基地，将马克思主义新闻观、中国式现代化理论研究与国际传播实践相结合，以鲜活案例阐释中国式现代化治理经验。截至2025年，论坛先后组织了来自全球南方各国的学者专家百余人次开展实地调查研究。

构建全球南方学术共同体

论坛与帕尔格雷·麦克米伦出版社、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共同策划出版中英文“全球南方研究”书系，致力为突破冷战胜利者和西方中心主义的知识生产和媒体生产霸权，打造开放、交流的全球南方自主知识生产体系的学术平台。

论坛搜建聚焦人文社科量化研究的垂直科研数据平台“全球南方洞察”（Global South Insights，简称GSI），赋能全球南方政治、经济、历史、国际关系等不同学科的研究者进行深入的量化分析。

从2025年起，论坛围绕“数字主权”议题试点组建跨国课题组，展开持续研究与知识生产。论坛主办“全球南方AI与数字主权研讨会”，来自巴西、俄罗斯、印度、南非、加纳、马来西亚等全球南方国家的专家共同探讨数字主权领域的核心议题。2026年3月27日上午，论坛联合金砖创新基地数字经济研究中心于中关村论坛期间正式发布《金砖国家数字主权指数报告》(BRICS Digital Sovereignty Index Report)。

论坛还打造《南方对话》系列学术工作坊，并结合工作坊成果制作同名访谈节目，通过电视和新媒体渠道全球发布。《南方对话》已与东方卫视《环球交叉点》栏目合作推出关于全球南方视角下的历史与未来、数字主权、极化帝国主义等节目。

世界反法西斯主义战争胜利与战后国际秩序：过去与未来

2025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苏联伟大卫国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也是联合国成立80周年。世界反法西斯同盟在二战中付出了深重牺牲，推动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战后国际秩序的形成，也为亚非拉民族解放运动提供了历史契机。然而，当今“新冷战”思维回潮、霸权国家对全球南方力量的结构性压制加剧、反法西斯历史叙事屡遭歪曲，在此境况下，不平等、不公正的全球治理体系亟待变革，已成为共识。

值此重要的历史节点，为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伟大胜利，防范新的法西斯主义死灰复燃，应对全球南方在多极化、逆全球化和新法西斯主义抬头等变乱交织的问题和挑战，切实加强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团结、交流与合作，共同追求与捍卫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公平公正的战后世界秩序，2025年11月13至14日，主题为“世界反法西斯主义战争胜利与战后国际秩序：过去与未来” （The Victory of the World Anti-Fascist War and the Postwar International Order: Past and Future）的全球南方学术论坛（2025）在上海举行，链接南方力量，回溯历史真相，纠偏错误史观，共同破除霸权叙事与单边叙事。

在“传播，为了团结”全球南方国际传播论坛（2023）、“全球南方与世界现代化”全球南方学术论坛（2024）之后，论坛继续落实全球南方学术共同体建设宗旨，持续构建全球南方协同发声的国际传播平台。来自中国、阿根廷、巴西、德国、俄罗斯、古巴、加纳、加蓬等三十余个国家与地区的两百余名知名学者、政府代表和媒体从业人员，从历史、现实与未来的三重视角出发，围绕战后国际秩序、世界信息传播新格局、南方国家的数字主权、乡村发展经验及全球和平治理等不同议题展开深入交流。共同探讨全球南方如何在多极化时代继承万隆会议精神、重塑公平正义的国际秩序，并以更加坚定的团结力量维护真正持久的世界和平。

本届论坛由华东师范大学、南非约翰内斯堡大学（University of Johannesburg）、三大洲社会研究所（Tricontinental: Institute for Social Research）联合主办，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传播研究院、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承办，华东师范大学区域国别研究院、复旦大学全球传播全媒体研究院、东方出版中心区域国别出版研究院协办。看看新闻App、ShanghaiEye等平台全程直播论坛。

凝聚反法西斯记忆，捍卫和平事业

开幕仪式上，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处长蒯曙光，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国际交流工作委员会主任张美芳，古巴驻华大使白诗德分别致辞，向与会嘉宾传递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携手推动交流合作、维护公平正义的共识。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处长蒯曙光代表华东师范大学向来自世界各地的嘉宾致以诚挚欢迎。蒯曙光表示，当全球治理走到新的十字路口，广大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团结、交流与合作更具重要意义，期待通过此次论坛，共同铭记历史，开创和平未来。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合作与交流处处长蒯曙光致辞

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国际交流工作委员会主任张美芳致开幕辞。张美芳指出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这一重要节点，全球南方国家应回顾历史、把握当下、共谋未来，携手维护战后国际秩序与公平正义。她强调要通过智库合作与政策研究推动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的交流合作，共同探索包容、公正、可持续的发展道路。

中国国家创新与发展战略研究会国际交流工作委员会主任张美芳致辞

古巴驻华大使白诗德（Alberto Blanco Silva）通过视频致辞，充分肯定了中国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的重要贡献，强调中古两国人民共同反对单边主义、捍卫国家主权的精神。白诗德表示，社会主义国家中国已成为全球稳定、平衡与机遇的重要力量，也是全球南方的希望所在，与全球南方国家团结一心，反对霸权。

古巴驻华大使白诗德通过视频致辞

开幕式上，由三大洲社会研究所顾问委员会主席罗一（Neville Roy Singham）撰写、全球南方论坛联合编著的报告《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应认清谁真正拯救了人类历史 还原历史真相》正式发布。该报告以多维度研究与综合统计分析为亮点，汇集了大量真实战争数据图表资料，以无可辩驳的证据还原中俄两国人民以及全球南方在反法西斯主义战争中的巨大牺牲与重要贡献，打破了冷战胜利者的历史叙述和话语霸权，为推动构建世界多极化平台，具有重要而深远的意义。

历史真相、人民战争与永久和平

论坛期间，三大洲社会研究所所长维杰·普拉沙德，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李慎明，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所长、教授汪晖，约翰内斯堡大学公共政策与非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布萨尼·恩卡韦尼，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传播研究院院长、全球南方学术论坛主席吕新雨先后发表主旨演讲，将世界反法西斯运动的壮阔历史、和平发展的奋斗历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与实践路径等串联统一，深刻阐释全球南方力量携手构建国际新秩序何以可能，如何可能。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所长维杰·普拉沙德（Vijay Prashad）以列宁格勒围困时期苏联人民的抗争历史为引，揭露西方主导叙事下忽视东方战场贡献，一味宣传欧美作用的长期谎言，呼吁全球南方铭记人民的牺牲，揭穿帝国主义叙事的虚伪，在争取主权、尊严与和平的斗争中共同守护“巨大的真相”。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所长维杰·普拉沙德发表主旨演讲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李慎明结合中国共产党百余年奋斗史，深入阐释了“坚持与各国人民携手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这一思想的时代意义。李慎明指出，世界各国人民的觉醒、反抗与斗争，必须坚决反对霸权主义和强权政治，反对法西斯主义和军国主义抬头，无产阶级的先进知识分子应勇于担当起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的特殊使命。

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特聘教授、中国社会科学院原副院长李慎明发表主旨演讲

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所长、教授汪晖在演讲中强调，理解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胜利，应结合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史实，寻找人民战争“为什么在敌强我弱的背景下能够取得胜利”这一问题答案。他认为，“人民战争”不是一个纯粹的军事概念，而是一个政治范畴，一个政治性概念。20世纪中国独特条件下，“人民战争”是创造新的政治主体的过程，也是创造与这个政治主体相适应的政治结构和它的自我表达形式的过程。汪晖认为，今天讨论全球南方的历史位置，可以从20世纪中国革命经验中，汲取全球和平发展的灵感。

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所长、教授汪晖发表主旨演讲

约翰内斯堡大学公共政策与非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布萨尼·恩卡韦尼（Busani Ngcaweni）指出，法西斯主义并未消亡，而是以“治理”“发展”“规则秩序”等文明外衣重塑为新的霸权形态，通过评级机构、资本、媒体、算法和法律实施隐性的支配与剥夺，延续殖民与帝国主义的结构性暴力。他以巴勒斯坦问题为例揭示这种“隐形法西斯主义”的本质，并强调全球南方需以万隆精神与中国提出的全球倡议构建“发展性国家治理”，重建意义体系、知识自主与集体主体性，通过团结夺回话语权与发展权。

约翰内斯堡大学公共政策与非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布萨尼·恩卡韦尼（Busani Ngcaweni）发表主旨演讲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传播研究院院长、教授、全球南方学术论坛主席吕新雨向与会嘉宾分享了三个独特故事。母亲的名字“朱永平”源于抗日战争年代对永久和平的期盼，家族的故事折射出民族解放战争中全军全民抗战到底的坚强决心；毛泽东思想和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抗日战争，让曾被军国主义“把人变成鬼”的日本战犯石渡毅找到了实现永久和平的希望；贵州榕江的“村超”传播故事，以群众路线书写“政党组织传播”的新时代生命力。吕新雨表示，在推动21 世纪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过程中，全世界的社会主义者如何重新建设作为历史实践论的马克思主义新闻传播，是中国与全球南方共同的任务。

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传播研究院院长、教授、全球南方学术论坛主席吕新雨发表主旨演讲

分论坛一｜东方反法西斯战争主战场：东北亚的和平基石与战后世界秩序的奠定

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中国最早独立承担起反法西斯侵略的历史使命，开辟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中国人民十四年艰苦抗战的胜利，不仅深刻影响并奠定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战后世界秩序，更为全球南方人民的自主探索与正义追求，提供了坚实的政治起点。然而，这一历史遗产正被新旧冷战逻辑与话语霸权有意歪曲、掏空。分论坛一“东方反法西斯战争主战场：东北亚的和平基石与战后世界秩序的奠定”由华东师范大学亚洲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所协办，旨在正本清源，深入阐释这场胜利在确立中国台湾法理地位、铸就东北亚和平格局中的关键作用，为全球南方在当今复杂局势中捍卫主权与追求和平发展提供历史依据与思想支撑。

本场分论坛由上海市公共关系协会会长沙海林主持，沙海林指出，中国自“九一八”事变后最早承担反法西斯使命，以巨大牺牲奠定以联合国为核心的战后秩序，为全球南方自主解放提供政治起点，但这段历史正被冷战叙事与话语霸权歪曲，因此论坛的重要任务是重申抗战胜利对中国台湾的法理地位与东北亚和平格局的决定性意义，启示当代全球南方捍卫主权与发展。

作家、人间出版社发行人、辜金良文化基金会董事长蓝博洲回顾了台湾地区从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到国共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成立，以及抗战胜利后台湾地区共产党人继续反殖民斗争和白色恐怖席卷岛内的不同历史阶段，指出“台独”势力在台湾地区因丧失社会历史记忆而病态亲美，与美国实施全球反共战略的基础上，正刻意引导台湾民众错误认识历史，进一步异化台湾民众的思想认同。蓝博洲强调，需要重新还原历史真相，帮助民众正确认识历史，从而解决历史遗留问题。

韩国又石大学讲席教授徐胜指出，中国在反法西斯战争与东亚民族解放运动中发挥关键作用，是区域和平秩序的重要奠基者。他指出，日本右翼势力否认侵略历史、推动再军事化，对东亚和平构成现实威胁。唯有以中国在反法西斯胜利中确立的历史标准为准绳，坚决反对帝国主义霸权干涉，才能维护东亚地区的持久和平与公正秩序。

“日本军国主义正在复活的前夜！”针对日本右翼势力借“台湾有事”推动军事扩张的做法，旅日华侨中日交流促进会秘书长林伯耀发出警告。他指出，美国主导的亚太安全架构正在不断突破战后限制，加剧对华对抗，削弱地区和平稳定。面对新冷战化趋势，东亚各国民间和平力量必须携手捍卫反法西斯战争的历史成果，抵制军国主义的复燃。

“不再有冲绳战役·生命宝贵会”事务局长新垣邦雄结合冲绳居民生活受驻日美军基地的种种影响，指出日美炒作的“台湾有事”论使冲绳重新被推向潜在军事前线，并严重影响当地居民的生活秩序与安全。面对地区紧张升级，新垣邦雄强调日美政府应停止煽动“中国威胁论”，呼吁以对话逐步实现两岸和平统一。

二战末期，美国为有效削弱太平洋战场的日军抵抗力，吸收并改造了中共对日俘工作的延安经验，上海交通大学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研究中心主任、人文学院致远讲席教授吕彤邻以美军观察组“延安报告”与亨茨维尔日军战俘培训基地的史料为基础，重回被冷战叙事所掩盖的合作历史，指出这段“被忘却的合作” 体现出意识形态冲突下罕见的跨阵营合作，对重新理解国际关系具有重要意义。

中国第二次世界大战史研究会会长、国际关系学院教授、武汉大学中国边界与海洋研究院客座教授林利民指出，20世纪国际秩序经历三次重大调整，从凡尔赛体系到冷战结束的架构变迁为当今多极化趋势奠定历史逻辑。林利民强调，未来的国际秩序应以平等、公正与合作为基础，避免重蹈旧式霸权循环，全球南方国家要抓住当前国际秩序转型的新机遇，为解决各类全球性问题打造积极有效的国际组织机制与架构。

英国蔡特金社会研究论坛研究员、协调员马修·里德（Matthew Read）表示，西方史学在反法西斯叙事中长期以欧洲为中心，刻意淡化乃至歪曲苏联与中国的决定性贡献，并掩盖其自身在法西斯崛起中的结构性责任。他强调，二战的深层根源在于资本主义危机与帝国主义扩张，因此重建历史认知必须突破意识形态偏见，抵制历史修正主义，恢复东方战线的真实地位，以维护反法西斯精神和当代和平原则。

克罗地亚萨格勒布艺术史研究所助理研究员萨尼娅·霍尔瓦廷奇奇（Sanja Horvatinčić） 发现，南斯拉夫在反法西斯抵抗与战后国家建设中形成的跨民族团结传统，与中国等全球南方国家之间曾存在深刻联系，这些冷战后被遗忘的国际主义纽带挑战了以欧洲为中心的历史叙事，展示了全球南方跨国团结的真实基础。萨尼娅·霍尔瓦廷奇奇呼吁重建人民层面的历史视野，重新发现被掩盖的反压迫与团结传统。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中文频道主编索菲娅·梅尔尼丘克（Sofya Melnichuk） 与其团队坚持挖掘731部队人体实验等战争罪行，披露档案纸外活生生的人间悲剧和军国主义的残暴，呼吁各国媒体应积极承担历史记录者角色，加强国际合作，捍卫反法西斯记忆并共同维护持久和平。

原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所长、教授吴恩远在点评中强调二战根源在于帝国主义对霸权的争夺，并指出历史虚无主义正削弱中国与苏联在东方战场的关键贡献。吴恩远表示，中国人民打响了抗日战争的第一枪，鼓励了世界人民反抗法西斯的斗志，是不容歪曲的历史事实。

分论坛（一）从不同维度拨开历史迷雾，重回反法西斯斗争的真实记忆，为重建基于正义与历史事实的反战和平叙事提供了重要的启示。全球南方国家应以历史真相为力量源泉，锻造更加坚强的团结纽带。

分论坛二｜超越冷战：雅尔塔体系、联合国与战后国际秩序

二战后的雅尔塔体系确立了以联合国为核心的国际秩序，为全球南方国家的独立浪潮提供了重要外部条件。然而，冷战的集团对抗、后冷战时期的单边主义，以及近年来的新冷战化趋势不断侵蚀这一秩序，对发展权、主权和国际公正构成系统性威胁。分论坛二“超越冷战：雅尔塔体系、联合国与战后国际秩序”从历史逻辑与现实挑战的角度出发，探讨战后秩序的演变、冷战思维对国际关系的长期束缚，以及全球南方如何在多极化时代推动国际体系重回公平与合作的轨道。

分论坛由俄罗斯人民友谊大学国际关系理论与历史系教授叶甫盖尼·格拉奇科夫（Evgeny N. Grachikov）主持，强调单极世界已崩溃，多极格局正在由中俄与全球南方国家共同塑造，并通过金砖、上合、一带一路等机制推动新型国际关系。

中国世界近代现代史研究会会长、首都师范大学教授梁占军指出，联合国是反法西斯战争胜利的产物，其权威性建立在战胜国确立的正义基础上。八十年来，联合国以宪章原则为核心维护国际和平，但当前大国博弈、地区冲突与全球性危机削弱其作用。他指出，应加强联合国研究与历史教育，重申正确的二战史观，并推动联合国体制改革，实现大国合作与真正的多边主义。

圣西里尔与美多德大学哲学学院教授比利亚娜·万科夫斯卡（Biljana Vankovska）回顾南斯拉夫在反法西斯斗争、自我管理社会主义与不结盟运动中的独特经验，指出西方干预和新自由主义改革最终导致国家解体、社会撕裂与地区附庸化。她强调，巴尔干地区在新的多极格局中应超越依附路径，重拾独立精神与不结盟传统，成为连接东西方、南北方的文明桥梁，并以更自主的方式参与全球治理。

华东师范大学欧洲研究中心主任、教授门镜认为，欧盟与全球南方关系经历从战后发展援助、冷战后规范性外交，到当下地缘政治竞争的深刻转型，其核心动力不在全球南方，而在欧洲自我身份的重塑。欧盟正从价值输出者转向具有战略焦虑的竞争行为体，却受制于内部制度分散与资源不足。门镜指出，未来欧盟需摒弃说教式姿态，以更平等、灵活的方式与全球南方建立真正的伙伴关系。

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教授阿娜·埃斯特·塞塞尼亚（Ana Esther Ceceña）分析1945年以来“集体西方”的形成机制，指出美国以经济规模、军事生产与制度扩张构建全球霸权格局。她强调当今世界正处于地缘政治重塑的临界点，新秩序正在多极力量推动下形成。西方霸权试图维持旧有结构，而全球南方正通过政治多元化、经济自主化与国际合作努力打破依附体系，推动更平衡的世界秩序。

原伯利恒大学社会科学系讲师、独立研究员、作家维萨姆·拉菲迪（Wisam Rafeedie）以视频形式分享，指出法西斯主义并未终结，而是资本主义、帝国主义与殖民体系的结构性产物，并在当下集中体现于犹太复国主义政权对巴勒斯坦的驱逐与种族灭绝。在维萨姆·拉菲迪看来，中国和俄罗斯正在推动新的国际平衡，但旧体系依然以霸权方式干预全球南方，全球南方必须以更彻底的反帝斗争推动新国际秩序的诞生。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卡洛斯·罗恩（Carlos Ron）认为，雅尔塔体系与联合国宪章确立了战后秩序，但同时造成全球南方在结构上的不平等与权力缺席。冷战后单极霸权难以为继，多极化趋势不断加速，使全球治理结构面临重组。他强调，应通过改革联合国等制度，强化主权平等、国际法治与真正的全球参与，使国际体系从“失衡”走向“均衡”，为全球南方争取更公平位置。

中国社会科学院俄罗斯东欧中亚研究所科研处处长、中国社会科学院大学政府管理学院教授王晓泉在点评中指出，联合国确立了反法西斯原则与大国一致机制，但其权威长期受挑战；新法西斯主义、霸权主义与双重标准仍未消失，势力范围格局不断变化。中俄在欧亚区域可为未来国际秩序变革提供新的样板，同时需发展反映全球南方诉求的新理念。

分论坛（二）在多国学者的深入讨论中，系统揭示了欧洲中心史观、冷战结构与当代帝国主义对全球南方造成的长期压迫，并强调反法西斯历史真相、国家主权与人民解放在当前世界动荡中的持续意义，展现了全球南方在反霸权斗争中的共同经验，凸显建立更加公正、平等的新国际秩序的必要性与紧迫性。

分论坛三｜战后全球南方与不结盟运动的新发展

战后全球南方通过不结盟运动突破两极格局，倡导互相尊重、和平共处的国际关系框架，万隆会议提出的十项原则成为其核心理念。面对当今“新冷战”、逆全球化与国际秩序失灵的多重挑战，如何让金砖合作与“一带一路”延续不结盟精神，推动南方国家在多极体系中捍卫自主、打破权力等级结构、推进共同发展，成为分论坛三“战后全球南方与不结盟运动的新发展”的核心议题。

分论坛由原中共中央对外联络部副部长周力主持。周力回顾联合国成立80年来承载的和平愿望，同时指出在帝国主义和国际垄断资本推动下，“基于规则的秩序”不断冲击二战后的国际体系。全球南方曾以不结盟运动突破霸权对立，如今需在金砖、一带一路等平台上续写万隆精神，团结合作、抵抗新冷战与逆全球化，推动形成更加公正的国际关系。

前新开发银行副行长、前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执行董事保罗·诺盖拉·巴蒂斯塔（Paulo Nogueira Batista Jr.）强调全球南方正面临新的地缘政治和经济重构，不确定性与风险并存。旧秩序正在瓦解，但新秩序尚未成形，全球南方必须在动荡中争取更大话语权。同时强调金砖、新发银等机制的重要性，并提出发展中国家需把握历史机遇，通过合作减少对传统霸权体系的依赖，推动全球治理更加公平。

印度尼西亚前贸易部长吉塔·维尔贾万（Gita Wirjawan）回顾东盟与不结盟运动传统，指出东南亚在多极化时代拥有新的战略机遇，发展中国家需强化法治与风险可测性，以吸引技术资本传播。贾万强调中国在技术资本、供应链及金砖扩容中的关键作用，呼吁全球南方重视教育的作用，并提升自身治理能力与技术能力。

复旦大学一带一路全球治理研究院常务副院长、教授黄仁伟表示中国与全球南方共享反殖民历史记忆，二战后国际秩序变化的主线是南方国家整体崛起。“一带一路”作为继承万隆精神与不结盟传统的互联互通实践，使全球南方在全球治理、发展权与秩序重塑中获得更大能动性。中国与南方国家正共同塑造国际新秩序，使其更加包容、公平并体现多数国家的发展诉求。

瓦尔代俱乐部项目主任、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奥列格·巴拉巴诺夫（Oleg Barabanov）指出世界正处于剧烈变动期，旧的全球治理架构难以应对新时代需求，主张通过新机制、新平台增强全球南方的制度性力量。奥列格·巴拉巴诺夫认为“一带一路”等倡议能重新连接被殖民主义打散的区域，形成真正的全球合作网络，并特别强调“结构化平台”对南方国家团结的重要意义。

南非纳尔逊·曼德拉大学历史学教授纳莱迪·诺玛兰加·姆希泽（Naledi Nomalanga Mkhize）强调殖民主义遗产仍深刻影响全球南方，尤其体现在教育、文化与历史叙事中。因而必须重建南方国家的主体性，通过教育纠正被殖民历史扭曲的叙述，使年轻一代理解自身文明的价值，发挥历史记忆与民族意识在反帝、反霸、争取公平秩序中的重要作用。

弗鲁米嫩塞联邦大学经济学院教授、三大洲社会研究所研究员朱莉安娜·富尔诺（Juliane Furno）从拉美视角分析全球南方的共同困境，包括发展不平衡、外部资本结构对本地区发展的限制等。指出南方国家应摆脱对国际金融体系的依赖，探索自主的发展路径；并强调区域合作与互补性的重要性，肯定中国在推动技术资本普惠和发展替代路径方面的作用。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殷之光在点评中将全球南方的本质特征形容为“热的、混乱的、多样的、非正式的”，但正是这种特殊的状态孕育着变革的可能。殷之光认为，“不确定性”与“民主化”是理解当代全球南方的两个关键，全球南方的使命是推动事实意义上的平等，实现真正的国际民主化。

分论坛以全球南方的新形势为共同关切，揭示旧秩序正在衰落，新秩序尚在生成的发展态势，全球南方必须把握这一关键转折期，加强自主发展能力、重建历史主体性、深化区域合作与制度创新，推动更公平的全球治理与真正的国际民主化。

区域和平的未来——东北亚专题论坛

东北亚作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东方主战场，其反帝反殖民反侵略的斗争经验对实现区域和平具有深远意义。当前，地缘政治紧张与“新冷战”阴影在全球范围内持续笼罩，东北亚和平面临严峻挑战。东北亚专题论坛由华东师范大学亚洲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所协办，聚焦东北亚国家在战后秩序中的共同记忆与现实困境，推动东北亚学者深化有关构建和平机制的共识对话，进一步链接亚洲反战和平力量。

专题论坛由华东师范大学亚洲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所所长林哲元主持。林哲元表示，当年东亚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主战场，而今“新冷战”阴影又重回东亚，区域和平受到严峻挑战。呼吁更多学者共同分析东亚地区的军扩、对抗与殖民遗绪等问题，寻找和平发展与反帝合作的新路径。

近年来东亚地区的反帝反战运动不断深化，台湾的反“台独”、反介入行动与日本、琉球的反战力量逐渐形成连带。台湾劳动党国际部主任臧汝兴认为，区域民间社会在反对军事化、反对外部干预方面日益凝聚共识，特别是在台湾问题上展现出跨国左翼合作的重要趋势。构建持久和平必须依靠民众力量推动地区对话，遏制战争风险。

东亚共同体研究所研究员、冲绳大学客座教授绪方修以一则视频详细揭露了日本在冲绳及西南诸岛加速推进的导弹部署与“西南诸岛转移”计划正把该区域推向潜在战场，使与中国的对抗风险显著增加。他强调，日本政府应正视区域和平的结构性脆弱性，停止以军事强化应对地缘竞争。唯有推动日本、中国及东亚各国构建“不战共同体”，才能从根本上避免冲突升级，维护地区稳定。

原东国大学教授、韩国和平统一团结协会代表姜祯求表示，美国长期以维持威胁与战争状态为手段，形成庞大的军事—工业体系，并在朝鲜半岛反复制造紧张，阻碍和平进程。他指出，随着美国霸权衰退，新世界秩序正出现变动，半岛局势迎来历史性转折。未来的和平与统一离不开地区国家特别是中国的建设性作用，姜祯求呼吁打破冷战框架，推动朝鲜半岛迈向自主、和平的新阶段。

韩国圣公会大学名誉教授金东椿从“殖民遗产—冷战结构—霸权体系”三重框架出发，指出朝鲜战争并非朝鲜半岛的南北内部冲突，而是美苏冷战对峙与帝国主义结构造成的结果，东亚当前的军事化、对抗与和平困境均源于这一未被清算的历史结构，只有超越冷战逻辑、摆脱外部霸权、重建区域合作与和平体制，东亚才可能走向真正和平与共同安全。

国际战略中心创始成员宋大韩指出韩国在美韩同盟体系中愈发丧失自主性，李在明政府虽然倡导实用主义，但实质仍使韩国深度绑定美国海军扩军、半导体供应链与军工体系。韩国外汇储备与产业能力被重新纳入美国战略需要，将进一步阻碍社会改革，加深政治僵局。要突破现状须依靠人民运动与真正进步力量。

国际战略中心秘书长黄贞英认为特朗普第二任期的国防战略以“本土防御”与维持美国霸权为核心，其对华强硬态度不变，却将安全成本转嫁给盟友。韩国所谓接受“同盟现代化”，实质是成为美国战略前沿基地，将面临比经济危机更严重的战争风险。唯有依靠跨国民众运动与社会团结，才能摆脱美国战略绑架，走向真正的和平与自主路径。

吕彤邻、蓝博洲、徐胜、新垣邦雄和林伯耀出席与谈环节，共同讨论霸权主义干预下东亚地区的安全与历史问题，并一致认为亚洲应摆脱美国单边主义主导的安全结构，推动真正的多极化，加强地区合作，防止战争风险，反对日本军国主义复活，并期待中国以非霸权方式发挥建设性作用。

在多极化背景下，东亚和平不仅关乎地区安全，更关乎全球南方共同反对霸权与战争风险的战略未来。专题论坛揭示了新冷战框架对东亚和平造成的深层危害，为构建包容、安全与自主的区域秩序提供了重要思想资源。

分论坛四｜数字主权与全球南方人工智能的和平发展

人工智能与数字技术正深刻塑造世界权力结构，全球南方在算法垄断、数据依附与技术外包中面临新的不平等格局。数字主权不仅关系经济安全，更关乎全球南方在信息时代的政治自主与发展权。分论坛四“数字主权与全球南方人工智能的和平发展”围绕如何在全球科技竞争中维护南方国家的自主性、推动人工智能的和平和公共性发展展开深入讨论，从媒体应用、技术伦理、治理能力与区域合作等维度共同探索数字时代的南方道路。

分论坛由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传播研究院全球南方研究中心主任、全球南方学术论坛秘书长熊节主持，强调数字主权与人工智能已成为全球南方发展的战略性议题，指出西方在规则制定、技术路径与价值框架上占据结构性优势，从而影响全球信息秩序与技术安全。

上海交通大学凯原法学院教授郑戈从法制视角提出“三类AI治理模式”范式：美国的安全化/遏制模式、欧盟的风险规避模式与中国的“有序创新”模式。他指出中国以多部既有法律与专项法规（如网络安全法、个人信息保护法、数据安全法及推荐算法、生成式AI等规制）构成的体系，能在鼓励创新与控制风险间实现动态平衡，为全球南方提供一种可借鉴的制度路径，避免单一模式对发展中国家主权与能力产生挤压

加纳政治分析师及数字顾问坎巴勒·穆萨武利（Kambale Musavuli）主张把 AI 议题带入社区日常生活，并把数据视为生产要素与主权资源。坎巴勒·穆萨武利强调非洲应以区域协作、基础设施投资和本土人才培养为优先，利用开放源代码与南南合作提高自主能力，避免被“逐国分化”的外部协议逐步剥夺数字主权。

亚太“一带一路”共策会高级研究员彭润年（John Pang）以马来西亚为警示案例，指出在国际贸易与安全协议中，数字主权易被结构性削弱——签署不平等条款会限制数据本地化、技术转移与主权云政策，从而把国家关键基础设施与治理权部分让渡给外方。他强调 AI 主权实质关乎国家未来生活方式与治理能力，呼吁南方以集体谈判与法律防护来维护数字独立与社会主体性。

圣彼得堡大学新闻与大众传播高等学院数字媒体传播系主任、教授卡米拉·尼格马图林娜指出，俄罗斯媒体在人工智能应用上面临资源分配不均、专业人才短缺和技术认知不足等结构性挑战，行业数字化转型与从业者能力之间存在明显脱节。她表示，部分媒体虽利用 AI 优化生产，但缺乏系统化部署和伦理规范，难以形成可持续发展路径。她强调必须通过专业教育体系培养跨学科人才，使技术应用与媒体责任相协调，为全球南方探索数字治理模式提供可借鉴经验。

世界妇女行进组织全国协调成员提卡·莫雷诺强调，人工智能技术在美国主导的垄断体系中具有“准军事化”风险，其背后伴随监管压力、关税威胁与跨国科技公司外包策略，进一步加剧全球南北不平等。她指出，数据是否被视为生产要素，是决定南方国家能否掌握技术命运的核心议题。她呼吁以人民为中心建立开源、主权化的技术路径，通过南南合作、数字教育与集体参与，让南方国家成为技术的创造者而非被动用户。

分论坛揭示了数字技术与人工智能正重塑全球权力结构，强调全球南方在算法垄断与数据依附中亟需争取技术自主与制度话语权。通过法治路径、社区实践、区域协作与技术伦理的多维探讨，分论坛为南方国家探索可复制的数字主权方案，推动构建公平、包容、以公共利益为导向的人工智能发展模式，助力全球南方在数字时代实现自主发展与和平治理。

分论坛五｜21世纪信息与传播新秩序与世界和平

继全球南方国际传播论坛（2023）发布推动构建21世纪“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上海学术共识”以来，论坛持续聚焦世界信息传播不平等、不公正的局势问题，呼吁全球南方信息生产与传播突破美西方议程设置霸权，倡导全球南方媒体协作团结，共同推动世界可持续的和平与发展，并邀请全球南方媒体深入中国基层采访报道。分论坛五“21世纪信息与传播新秩序与世界和平”回顾与展望战后不结盟运动与全球南方信息传播的历史、当下与未来。

分论坛由上海交通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院长、教授邢云文主持，强调应推动全球南方媒体互访、深入中国基层报道，并回顾不结盟运动的历史经验，呼吁以合作、互学与公平传播秩序促进世界和平。

独立记者、媒体研究员普拉桑特·拉达克里希南（Prasanth Radhakrishnan）回顾“不结盟新闻合作”与《麦克布莱德报告》的历史，指出全球信息严重不平等和西方媒体的结构性垄断仍未改变。强调全球南方应在通信技术、新闻训练、信息生产和文化叙事上建立自主体系，通过合作构建新的国际传播秩序，对抗以路透、美联社等为核心的全球信息霸权。

北京外国语大学国际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生导师、国际出版传媒研究中心主任何明星强调出版传播在全球信息流动中的基础作用，通过回顾20世纪毛泽东著作在全球南方传播的生动详实的历史，指出当下中国在国际传播与出版方面需突破西方封锁，建立自身叙事空间。强调通过合作出版、跨国学术交流与公平的信息机制，使全球南方能够共同塑造更公正的传播秩序。

古巴创意多媒体集团总经理兰迪·阿隆索·法尔孔（Randy Alonso Falcón）回顾了古巴在艰难中突破极限遏制的信息传播历史，分析人工智能对国际传播格局的冲击，指出美国凭借技术、平台和算法掌控舆论生态，构建“技术帝国主义”。这导致全球南方在认知、舆论与传播结构中的被动地位加剧。他呼吁全球南方开展媒体技术协作、建立自主平台，并共同抵制以算法操控和信息战为核心的新霸权体系。

他同时强调各国应共同保障数据权利、媒体公共性与算法透明，推进跨国媒体合作与公共传播机制建设；建议以法律手段抵制外部话语霸权与算法歧视，推动信息治理民主化成为维护国家主权与世界和平的重要支柱。

今日俄罗斯电视台记者阿丽娜·萨利奥诺娃（Alina Salionova）回顾苏中两国共同抗击法西斯的历史，强调中国在亚洲战场的关键贡献，以及苏中人民并肩作战形成的深厚情谊。她介绍俄罗斯记者与研究者近年来对战争遗迹、老兵故事及国际儿童院档案的持续挖掘，展现两国共同记忆在民间与家庭叙事中的延续。阿丽娜·萨利奥诺娃指出，守护历史真相是维护和平的重要力量，记忆也是主权。面对当下历史被操控和篡改的风险，合作重建记忆体系本身就是对遗忘与歪曲的抵抗。

复旦大学新闻学院院长、教授张涛甫在点评中指出，上述嘉宾的分享凝聚出同一共识，即全球信息传播体系长期存在结构性不平等，西方国家凭借技术、基础设施与媒体控制强化信息霸权，压缩全球南方的话语空间。张涛甫指出全球南方需团结协作，共同突破通信封锁与技术垄断，提升自主传播能力；并肯定了全球南方学术论坛（2025）致力于推动“上海学术共识”的行动，提倡以技术支持与合作平台推进信息公平与多极传播秩序建设。

通过对媒体合作、技术自主、出版传播与法律治理等路径的深入讨论，分论坛凸显出全球南方在信息体系中的共同处境，揭示西方长期的技术与叙事霸权如何削弱发展中国家的话语能力，并推动对信息主权的重新思考。

分论坛六｜分享全球南方的乡村故事：发展与和平

实现乡村的现代化发展是全球南方的共同愿景。分论坛六“分享全球南方的乡村故事：发展与和平”聚焦全球南方国家共同面临的“三农”（农业、农村、农民）问题破解之道，通过分享全球南方乡村发展的各自经验，探讨全球南方现代化和平发展的互助与互鉴之路。

分论坛由中国国际电视台主持人刘欣主持。长期关注农业发展与农民故事的刘欣认为最真实、最具力量的故事往往来自田间，而中国与巴西农村经验在土地、劳作与组织形式等多个方面具有互通性。理解巴西农民运动与中国乡村振兴之间的关联，将为中巴未来合作开启新的可能。

上半场——历史上的土地斗争及现实的乡村振兴：中巴家庭农业合作的故事

巴西家庭农民争取土地的斗争深刻映照出全球南方各国对殖民遗产、土地不平等与发展权问题的共同诉求和历史张力。与此同时，中国通过土改、脱贫攻坚到乡村振兴的实践探索，为中国现代农业探索了新的路径。土地、食物、生态等巴西家庭农业的核心议题恰与中国的乡村发展经验形成对话，两国在农业合作、农民组织建设、可持续发展等领域的交流正开启历史新篇章。

巴西农村劳动者组织博士阿达尔贝托·马丁斯（AdalbertoMartins）系统回顾巴西土地制度的殖民起源，指出原住民屠杀、黑人奴隶制和土地高度集中是今日巴西不平等的根源，巴西从未完成真正的土地改革，农民长期无地、无保障。MST 的奋斗正源于此历史，并通常以集体行动争取土地权利，在反压迫、反帝国主义的国际经验中寻找共同语言。在阿达尔贝托·马丁斯看来，土地改革必须承载新的社会愿景，推动更公平的国家发展。

中国农业大学人文与发展学院教授汪淳玉以历史脉络回顾中国乡村百年巨变，从人民公社、乡镇企业到改革开放后城市化浪潮，农民的流动构成中国现代化基础。通过科技赋能、制度保障与乡村共同体建设，中国经验在缩小城乡差距、推动可持续农业方面具有可供南方国家借鉴的现实价值，可与全球南方共享。

巴西农村劳动者组织政治领袖、协调员图伊拉·图莱（Tuíra Tule）聚焦巴西家庭农业的核心诉求，强调“土地、食物、生态”三大主题的重要性。图伊拉·图莱从巴西农村劳动者组织（MST）的斗争历史出发，指出家庭农业既是生计基础，也是生态与社会正义的关键议题。呼吁全球南方关注农民的土地权、粮食主权与可持续生态模式，以保障农村的自主发展与社会公平。

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教授、中国农业大学有机循环研究院（苏州）院长李季认为，中农大与巴西MST及巴西利亚大学的合作已将中国农业科技转化为适合家庭农业的实践方案。产学研结合、技术落地与本土适配是合作成功的关键，中国农业科技与巴西家庭农业实践的结合是中巴农业互学互鉴的重要起点，具有积极示范意义。

下半场——从洱海到南疆：对口帮扶与中国式协作发展之路

高原湖泊的绿色转型与天山脚下的棉花丰收见证着中国对口帮扶机制的创新实践成果。通过东西部协作、科技赋能和产业联动，各级政府、科研机构与企业协同创新，将生态文明建设与乡村振兴深度融合。洱海治理的生态文明实践与新疆棉花的产业振兴在民族团结与共同富裕的道路上为全球南方提供了互助共赢、协调发展的中国经验。

国家水体污染控制与治理科技重大专项洱海项目负责人、上海交通大学环境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孔海南指出，洱海治理通过国家水专项实现了系统性修复，治理思路从“一湖之治”转向“生态文明发展之治”。孔海南强调，在生态修复中要有机结合生态保护与产业发展，通过海菜花等生态产业化路径实现“绿水青山变金山银山”，这一经验也将为全球南方的生态治理工作带来新的启发。。

中国农业大学资源与环境学院副教授、大理古生村科技小院负责人金可默以洱海保护实践为例，阐述如何通过科技创新、模式创新与高值农业发展，实现生态保护与农民增收的协同。指出“科技小院”模式以数据化治理、农民共治和产业转型为支撑，让“绿水青山”真正成为“金山银山”，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可借鉴的发展样本。

大理聆海佳园客栈负责人何利成讲述自身为保护洱海而主动进行的“四次转变”：从为了防止污染湖水而放弃以机动船为生的生活，到为了保护环洱海湿地而放弃湖边鱼塘，再到拆除部分自家院落以支持生态廊道建设，和如今转型从事绿色农业，“为了子孙后代，这样做值得”。何利成见证了科学生态后院带来的集体经济振兴与乡村治理改善等成果，强调生态保护与村民生活改善可以双赢。

刚从新疆棉田回到黄浦江畔的上海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国内新闻部副主任冷炜，用一则视频展现新疆棉花产业机械化体系带来的高效生产链条与扶贫效益，指出西方“强迫劳动”叙事与事实严重脱节。冷炜强调，通过区域协作、特色帮扶、技术普及与政策支持，棉花产业促进新疆当地就业稳定与社区发展，为全球南方在国际话语场中以真实经验反击偏见提供宝贵案例。

在和冷炜的对谈中，新疆巴楚县棉农努尔买买提·如孜结合自己的日常工作经验，向全球南方的朋友们分享了政府帮扶下，机械化采棉的技术普及显著提高产量、改善当地村民生活的切实收益，以鲜活而真实的基层视角反驳了外部对新疆发展的不实指控。

分论坛以历史与现实双线展开讨论，既回顾了巴西与其他南方国家长期的土地与农民权利斗争，也呈现了中国在乡村振兴、生态治理与对口帮扶方面可供借鉴的实践路径。在通过互学互助形成更具韧性与可持续性的共同方案方面，全球南方国家具有巨大潜力，共同书写全球南方乡村发展的和平与繁荣故事。

全球南方整体性崛起已经不可阻挡，80 年来全球南方反法西斯主义的牺牲和胜利必须成为新的世界观和历史观的基础。“被遗忘和压抑的历史必须重返。”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传播研究院院长、教授、全球南方学术论坛主席吕新雨在闭幕辞中强调全球南方共享历史、理想与知识生产的重要性。她指出，全球南方学术论坛旨在打破冷战叙事与信息霸权，推动新的世界信息秩序与全球南方学术共同体建设。被压抑的反法西斯历史必须重返视野，期望未来论坛能走向更多全球南方城市，实现更广泛的交流与团结。

在全场合唱《国际歌》的乐声中，全球南方学术论坛（2025）圆满结束。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上海广播电视台、解放日报、澎湃新闻、观察者网等国内媒体对论坛进行了专题报道；古巴辩论网（Cuba Debate），真实巴西（Brasil de Fato），南方电视台（teleSUR），拉丁美洲通讯社（Prensa Latina），阿根廷媒体网（ARG Medios），COMUNA媒体集团，人民之声（Peoples Dispatch），泛非电视台（Pan African Television），今日泛非主义（Pan Africanism Today），今日俄罗斯电视台（Russia Today），《阿赫巴尔报》英文版（Al Akhbar English），非洲新闻电视台（Newzroom Afrika），伊朗英语新闻电视台（Press TV）等全球南方媒体同步播发论坛相关信息，多位与会国际嘉宾接受深度访谈，向世界传递南方之声、和平之声。

整理 | 郑于晗 康怡馨 陈曦 杨蕙羽 钱梦童

本研究由三大洲社会研究所顾问委员会主席罗一（Neville Roy Singham）撰写。笔者谨此感谢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团队给予的重要支持。他们在多维度研究、综合统计分析、技术基础设施建设以及本出版物制作等方面所作的贡献，对本项目至关重要。本研究的早期版本曾发表于观察者网（Guancha），其编辑团队为后续的研究与分析工作提供了宝贵的建议。本文中若有任何疏漏，概由笔者自负文责。

在我们纪念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80周年之际，西方列强仍在重复他们一贯的话术：美国的工业实力和英国的决心将世界从法西斯手中拯救出来。而这，纯属弥天大谎。真相在数据中昭然若揭：当西方列强盘算着他们的经济利益时，苏联和中国人民却付出了血的代价。打败法西斯的不是英美资本，而是社会主义的领导与人民的英勇——源自莫斯科与延安的卓越战略，来自拒绝屈服的工农群众坚不可摧的韧性，以及那拯救人类免于奴役的巨大牺牲。

真正的二战开端，并非始于1939年阿道夫·希特勒入侵波兰，而是始于1931年日本入侵中国东北。¹十年间，除了苏联提供的飞机和飞行员等援助，中国几乎是孤军奋战。1937年至1941年间，英国、法国和美国的对华援助微乎其微，华盛顿和伦敦更热衷于计算利润。

同期，苏联与时间赛跑，在知道入侵迫在眉睫情况下，强行推进工业化。约瑟夫·斯大林在1931年2月向工业管理者发表的讲话中，惊人地准确预言道：“我们比发达国家落后五十年到一百年。我们必须在十年内弥补差距，如果达不成目标，我们就会被淘汰”。²十年后的1941年6月，德国国防军入侵苏联。苏联正好用十年的时间，为这场众所周知必将来临的战争做了准备。虽然这些准备不足以阻止初期的灾难性打击，但战略性的工业搬迁使苏联能够在遭受重创后迅速恢复工业生产能力。

直到参战前夕，大西洋列强的初始战略简单而自私：让法西斯主义打败共产主义。

1. 西方的蓄意拖延：一种背信弃义的战略

西方背信弃义的历史轨迹，不言自明。1931年至1941年间，当日本瓜分中国时，西方的银行仍旧在东京正常营业，石油驱动着日军战舰，废铁铸成了子弹。³当1937年日本发动全面侵华战争，在南京制造大屠杀、对中国城市进行恐怖轰炸之时，盟国帝国主义者的回应却是向日本出售更多石油。截至1941年，日本80%的石油由美国提供。⁴

这并非孤立，而是精于算计的战略性供给，法西斯主义正在完成当年白色包围未能实现的战略目标。到1941年，已有250家美国企业在纳粹德国运营。⁵IBM的托马斯·沃森在推动大屠杀流程自动化的同时，仍与美国总统富兰克林·罗斯福和国务卿科德尔·赫尔维系着私谊。⁶通用汽车德国子公司欧宝为德国国防军生产卡车直至1944年，战后通用汽车竟以”被迫放弃”纳粹业务为由申报了2270万美元的税款抵扣。⁷美国在经济、政治和军事上的战略目标始终如一，那就是摧毁苏联。

西方史学界将美国迟迟才参战归因于”孤立主义”。这一非历史观点忽略了有据可查的先例：在1919年的白色包围行动期间，美国曾向俄国派遣11500名士兵，其中4500人赴阿尔汉格尔斯克，7000人赴符拉迪沃斯托克，与英国、法国和日本军队共同与红军直接交战，造成逾500名美军伤亡。⁸美国总统伍德罗·威尔逊还向白军提供了超过5000万美元的军事支持。当直接军事干预未能扼杀社会主义于萌芽之后，美国的战略发生了转变。美国政策制定者一贯青睐那些承诺维持稳定和反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右翼独裁者，而非民主运动。这一政策宣示了对欧洲法西斯主义的公开支持。1933年，罗斯福总统称”对[贝尼托·墨索里尼]取得的成就及其重振意大利的真诚目标深感钦佩”。⁹

英国的战略从一开始，甚至在其参战之后，就是坐视希特勒和斯大林两败俱伤。1939年9月德国入侵波兰时，英国和法国假意向德国宣战，但实则按兵不动，这场”假战”持续了八个月，他们指望希特勒会掉头向东。温斯顿·丘吉尔的反共立场贯穿他的职业生涯。1919年，他就企图”将布尔什维克主义扼杀在摇篮中”。¹⁰1945年，希特勒刚死，他就策划了”不可思议的行动”，利用德国国防军进攻苏联。¹¹

丘吉尔的种族灭绝冲动不仅针对共产主义者，同样针对殖民地人民。他的种族暴力行径罄竹难书：庆祝在恩图曼屠杀”野蛮人”（1898年），支持杀害4.8万名非洲人和布尔人的集中营，主张使用毒气来消灭伊拉克”未开化部落”（1920年）。到1942年，当孟加拉人陷入饥荒时，他却告诉印度事务大臣利奥·艾默里：“我讨厌印度人，他们是信奉野蛮宗教的野蛮民族。”当艾默里恳求救济孟加拉饥荒时，丘吉尔回复称印度人”像兔子一样繁殖”。¹²当300万印度人饿殍遍野时，英国却在出口孟加拉的大米。在丘吉尔就印度问题发表长篇大论之后，利奥·艾默里在他的日记中写道：“我忍不住跟他说，我看不出他的观点与希特勒有什么区别。”¹³时至今日，英国将丘吉尔奉若神明。而他与希特勒的区别唯胜败而已。

美国直至珍珠港（夏威夷）遭到直接袭击方才参战——此时距离日本侵华已逾十年。原承诺于1942年开辟的第二战线直至1944年6月才得以兑现——整整晚了730天，而此时斯大林格勒战役（1942年至1943年）和库尔斯克会战（1943年）早已击跨德国国防军的战斗力。¹⁴到诺曼底登陆日，红军早已粉碎德国不可战胜的神话，纳粹败局已定。美国和英国在1944年才登陆欧洲大陆，实因苏联此时已战胜德国，他们的意图阻止社会主义苏联解放整个欧洲大陆，以免西欧和东欧的资本主义受到威胁。

美国的战略优先级很明确：宁可要一个法西斯主义的欧洲，也不要一个社会主义的欧洲。宁可让日本统治亚洲，也不愿看到中国的解放和社会主义力量的扩张。列强对共产主义的仇恨和对其殖民地的贪恋，远凌驾于任何反法西斯原则之上。

2. 帝国主义间的竞争举足轻重

西方对纳粹德国的战略延续了自1917年形成的逻辑。当英国干预未能推翻布尔什维克政权时，当时被任命为支援白军高级专员的地缘政治理论家哈尔福德·麦金德提出：德国重新武装虽对英国的利益构成威胁，但却是阻止布尔什维克控制东欧的必要屏障。正如经济学家托斯丹·凡勃伦所指出的，《凡尔赛条约》（1919年）从根本上来说是”一项扼杀苏维埃俄国的契约”——这一目标虽”未写入条约正文”，但却是”书写条约的羊皮纸”。¹⁵西方的这一战略一直延续到1945年：即便以纵容法西斯主义为代价，也要遏制并摧毁苏联。

1938年在慕尼黑，英国首相内维尔·张伯伦与希特勒正式确定了这一战略：德国获得在东欧的”自由行动权”来进攻苏联，以换取对英帝国利益的尊重。然而，帝国主义之间的竞争也限制了这种勾结。英国希望希特勒摧毁苏联，但又担心德国不受控制的扩张会威胁到大英帝国本身，这种矛盾心理恰好解释了为何英国既寻求合谋又最终对德宣战。

当英国派遣谈判代表乘坐缓慢行驶的商船前往莫斯科时，海军上将雷金纳德·德拉克斯竟未携带书面授权书，这传递的信息很明确：绝不与共产主义者真正结盟。¹⁶外交大臣哈利法克斯在1937年的一次会议上称赞希特勒是”抵御布尔什维克主义的堡垒”，而由政府认可的多洛布兰勋爵劳埃德于1939年出版的小册子将希特勒的”最终背叛”定义为签署《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而非入侵波兰，指控其”背叛了整个欧洲”。¹⁷面对孤立，斯大林于1939年8月签署了《苏德互不侵犯条约》，这并非主动选择，而是在西方与希特勒勾结逼迫下的无奈反击。

在接下来的22个月里（1939年9月至1941年6月中旬），苏联军队规模增长了两倍多，从160万增至530万，坦克产量增加了一倍，从1940年的2794辆增至1941年的6590辆（包括1225辆T-34坦克），并将整个工业东迁。美国武官报告称，到1940年底德军入侵前，苏联已将大规模工业转移到乌拉尔地区。苏联将其边界向西推进了200公里至300公里，以空间换取时间。斯大林知道战争即将来临。¹⁸

1940年5月，在法国溃败、英军从敦刻尔克溃退之际，丘吉尔临危受命出任首相。时任英国外交大臣的哈利法克斯子爵提议通过墨索里尼与德国媾和——只要英国能保住其帝国地盘，德国可以统治欧洲。¹⁹但丘吉尔提出反对，倒非出于原则，而是基于算计：若放任德国征服欧洲，其实力日后将足以推翻任何和平协议并击败英国。仅举一个例子，高加索地区每年生产2540万吨石油，占苏联产量的80%。德国当时的石油储备仅够维持3.1个月，²⁰如果德国总理阿道夫·希特勒夺取苏联的资源，英国必将战败无疑。

通过持续不断的战争，丘吉尔迫使德国在西欧和挪威保留了49个师，占德国国防军总兵力的24%，这些兵力无法调往进攻苏联。²¹尽管这一牵制作用显著，但并未阻止人类历史上最大规模入侵力量的集结。

德国发动”巴巴罗萨行动”时投入了153个德军师，总兵力超过300万。据英国毫无反省之意的国家机构帝国战争博物馆计算，德军80%的兵力投入了此次入侵。²²此外，36个轴心国盟军师也参与了进攻（芬兰16个师、罗马尼亚15个师、意大利3个师、斯洛伐克2个师），使总兵力达到189个师。这支近400万人的军队代表了轴心国军事力量的绝对主力。东线并不是另一个战场，而是法西斯侵略的主要战场，德国国防军在这里部署了最精锐的部队、最有经验的指挥官和最大规模的兵力。

这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军事入侵。然而，苏联凭借自身的战略纵深、群众动员和工业迁移击败了这场前所未有的进攻。

面对极其强大的对手，斯大林和毛泽东都在考虑如何利用到20世纪40年代变得极为激烈的帝国主义间竞争矛盾。这些帝国主义之间的矛盾——帝国内部冲突偶然服务于革命力量的偶然时刻——往往转瞬即逝且不太可靠。它们是资本主义内在矛盾不可预测的产物，一旦出现就必须认清并加以利用，但绝不能将其误认为是战略联盟。

3. 1941年的西方强权：袖手旁观

1941年，按1990年国际美元计算，世界GDP总额约为4.5万亿至5万亿美元。那些最有能力对抗法西斯主义的国家却刻意选择了袖手旁观。

据经济史学家马克·哈里森在其《二战经济学》（1998年）一书中的记载，英美帝国核心区约占世界GDP的30.2%。仅美国就掌控着1.094万亿美元——约占全球产出的22%至24%——却在反法西斯战争爆发十年间保持舒适的中立立场。大英帝国从4.27亿殖民地臣民身上榨取了3440亿美元（占世界GDP的7-8%）。总体而言，这个阵营（包括美国及其属地，以及1941年英国所定义的大英帝国）合计控制世界28.6%的人口。美国在遭到袭击之前始终保持中立。英国虽宣战，但却优先维护其帝国利益。

来源：人口数据主要来自 Maddison（2010）；GDP 数据主要来自 Harrison（1998），第 10 页，表 1.3；1941 年苏联人口来自 Statista（2025）；中国和世界总 GDP 为三大洲：社会研究所经核实的估算。完整方法见附录。

在珍珠港事件之前，美国仅将其国民生产总值（GNP）的11%用于军事支出。1941年12月，1.339亿人口的美国仅部署162万兵力——武装人员仅占其人口总数的1.2%。相比之下，德国在同年拥有730万兵力（占总人口7020万的10.4%），苏联至年底则有710万兵力（占1.954亿人口的3.6%）。英国虽于1939年就对德宣战，其军事支出已达到政府支出的53%，但其中大部分用于保卫帝国利益，而非直接对抗法西斯主义。在北非战场，英军的作战目的是维持殖民统治而非解放当地人民。丘吉尔的名言道破天机：“我并不是为瓦解大英帝国而担任国王的首相”。²³

来源：兵力数据来自 Harrison（1998），第14页，表1.5；人口数据来自 Maddison（2010）和 Statista（2025）。完整方法见附录。

法西斯帝国主义轴心国已将其经济武器化。1941年，德国将其GNP的52%用于军事支出，到1943年则升至70%，并为巴巴罗萨入侵行动（1941年）部署了310万兵力。其他轴心国投入了50万至70万兵力（罗马尼亚、芬兰、匈牙利、意大利和斯洛伐克），这使希特勒得以宣称这是场全欧洲的军事行动。这至今仍是人类历史上规模最大的军事入侵。日本在中国布下170万军队，在持续十年的战争后，其军事支出占GDP的27%。

以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为首的轴心国还包括条约签署国匈牙利、罗马尼亚、斯洛伐克、保加利亚和克罗地亚，芬兰作为共同交战方。轴心国及其控制的领土约占世界GDP的20.1%，其中德国本土贡献4120亿美元、吞并的奥地利领土290亿美元、日本1960亿美元、意大利1440亿美元、高度工业化的法国被占领区1300亿美元以及其他成员国约470亿美元。此外，包括瑞士、瑞典、西班牙和葡萄牙在内的”中立”合作国为轴心国经济圈贡献了世界GDP的2.6%。

社会主义阵营——苏联和牵制60%日本兵力的中国共产党根据地——则掌控着3590亿美元，仅约占世界GDP的8%。到1941年中，随着德军深入苏联领土，这一占比进一步缩小。然而苏联已将GNP的28%用于军事支出。红军从1938年1月1日和平时期的150万兵力，扩充至1941年6月的500余万人。²⁴

中国的悲剧就写在数据中。中国当时拥有世界23%的人口（4.9亿至5.25亿人），在历经百年屈辱和十年日本摧残之后，其GDP仅占世界GDP的约5%。关于国民党政府的官方数据甚少。1937年日本全面侵华时，国民党兵力估算为170万；到1941年，美军估算已达380万。一部关于中国军事史的学术专著估算，1941年夏，国民党军队人数达600万。²⁵而由中国共产党（CPC）领导的人民军队从1937年的5.6万人发展为1941年的约44万人，至1945年已达130万人。²⁶由于国内军工产能薄弱，军力维系高度依赖于外援，尤其是苏联援助。当时的中国有人力却无武器，有勇气却无工业，有抵抗意志却无资源。

外援模式暴露了各国的优先事项。1937年10月至1941年6月期间，当美国作壁上观之时，苏联向中国提供了超过2.5亿美元的贷款、1235架飞机、数千门火炮、数万挺机枪，以及其他弹药和物资。²⁷苏联还派遣了2000余名飞行员（其中200名为保卫中国城市而捐躯）和军事顾问。²⁸在苏联正为自身存亡而战之际，其仍设法向中国提供年均占苏联GDP 0.07%的援助。苏联飞行员曾在南京、武汉和重庆上空执行作战任务。在珍珠港事件之前，掌控世界GDP 22%至24%的美国对华援助近乎为零。

即便在美国参战之后，中国也仅仅获得了6.32亿美元的《租借法案》援助（1941至1945年间）；而英国及其两个白人移民国家（澳大利亚与新西兰）却从美国分配给”大英帝国”的303亿美元中获取了258亿美元。

来源：租借法案援助数据来自美国国务院（1945），第14页，表2，以及第42–43页，表25；人口数据来自 Maddison（2010）；中国死亡人数数据来自 Bian（2012），第401–405页；印度死亡人数数据来自 Sen（1977），第36页。完整方法见附录。
*‘英属印度’在此指印度以及今天的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英属印度和锡兰（今斯里兰卡）的租借法案援助与人口数据均包含在此。
*‘白人移民定居国家’指澳大利亚和新西兰。

图表1：人均援助额：白人每人获得442.3美元；非白人（中国、英属印度和锡兰）获得4.4美元，比例为101:1

图表2：每例死亡估值：白人”估值”52913美元；非白人（中国、英属印度）估值155美元，比例为341:1

1945年大英帝国（（按照美国在租借法案中的定义））由5830万白人与4.431亿有色人种构成。算法很简单：美国将大英帝国租借法案援助总额的85.1%分配给了仅占帝国总人口11.6%的白人。

从1945年到1948年，美国向蒋介石政府提供了至少14亿美元的援助，其中超过一半是军事援助，这相当于二战期间对华军事援助（7亿美元）的两倍，且尚未计入大量剩余物资的销售所得。²⁹额外的援助持续到1949年国民党输掉内战。美国援助准则显而易见：抗日援助微薄，反共支持甚大。

中国社会科学院于2025年8月出版的《历史评论》刊载的两篇文章提出了深刻的见解：

首先：总体而言，在全面抗战初期，苏联对艰苦作战的中国提供的关键援助堪称”雪中送炭”。

其次，抗日战争结束后，美国积极援助和支持国民党反动派发动内战，并与国民政府签订看似对等、实则不平等的《中美友好通商航海条约》，旨在通过经济控制和军事干预来维持对华影响力。

经济账一目了然：英美坐拥财力却按兵不动，法西斯将社会各领域全面军事化，社会主义者虽资源有限，却毫无保留地奉献一切。

来源：Harrison (1998)，第21页，表1.8。参见附录以获取来源数据的逐字转录。

4. 中国十四年抗战：被遗忘的胜利基石

中国对抗日本帝国主义的十四年来牵制着日本陆军的大部分兵力。中国军队的成功牵制使得50多万日军无法进攻苏联远东地区或横扫太平洋。³⁰随着战争推进，越来越多国民党士兵向共产党部队投诚，增强了游击抵抗力量。每一名手持落后武器坚守阵地、空腹作战的中国士兵，都阻止了一名日本士兵转战他处。尽管军事上处于弱势，但他们英勇抵抗，战斗力毫不逊色。

从第一个中华苏维埃共和国成立所在地瑞金撤离的红军战士们在1935年穿着草鞋翻越冰封的群山，而配备美国发动机的国民党轰炸机正从头顶进行追击。³¹鲜血在足迹中凝固，脚趾冻黑脱落。幸存者后来成为游击队的核心力量，到1940年，他们牵制了60%的日军兵力。

以下数据粉碎了关于谁打败了法西斯主义的所有谎言：

来源：苏联数据来自 Andreev 等（1993）；中国数据来自 Bian（2012），第401–405页；印度数据来自 Sen（1977），第36页。完整的方法学见附录。

部署模式揭露了真相：社会主义力量在存亡之战中殊死搏斗，而资本主义力量则精打细算保存实力以谋取战后优势。

5. 血的代价：谁真正打败了法西斯主义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共导致8500万人丧生，

相当于当时世界总人口的3.8%彻底消失。

来源：苏联死亡数据来自 Andreev 等（1993）；中国死亡数据来自 Bian（2012），第401–405页；法属印度支那人口数据来自 Budge（2014），死亡数据来自新奥尔良国家二战博物馆（无日期）；其他人口数据来自 Maddison（2010）。完整方法论见附录。

谁付出了代价，也就昭示了谁拯救了世界。这些数字将粉碎后来者关于这场战争的一切谎言——不是作为统计数据，而是作为控诉证据。每个数字都是一桩罪行：每个百分比都是一纸判决。

59.8%和13.1%的死者分别来自社会主义国家和殖民地，仅1%的死者来自英美。

这不是英美的战争，却是他们的红利。

资料来源：苏联数据来自 Andreev 等（1993）；中国数据来自 Bian（2012），第401–405页和第442页。完整方法见附录。

但即便这些死亡数字也仅呈现了一半恐怖图景。伤残者——那些肢体残缺、精神受创、身心破碎的幸存者——从西方历史中彻底消失。我们在此为他们正名：1300万至1800万苏联伤员遭受无视，他们每个人都承受着华盛顿与伦敦从未体会过的痛楚。每名受伤的西方士兵就能得到抚恤金、勋章和人们的纪念。而1100万至2600万受伤的中国人却从历史中消失，仿佛从未存在过、从未受过苦、从未被重视过一样。

数字即是最好的宣判辞：占世界GDP不足15%的社会主义力量承受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59.8%的死亡。在朝鲜战争中，99%的死者是朝鲜人或中国人。在越南战争中，99%的死者是东南亚人。跨越三场战争、五十年时空和各大洲的模式已经表明：一无所有者拯救了人类，而拥有一切者为战后掠夺保存实力。

6. 苏联摧毁了欧洲的法西斯主义

苏联红军在决定人类命运的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库尔斯克和柏林战役中歼灭或决定性击败了德国国防军的兵力。代价是：2700万苏联人死亡。³²以1940年的1.96亿人口为基数，这一数字占苏联人口的13.8%。也就是说，全世界有1.2%的人口因保护我们其他人的生命在反抗法西斯斗争中牺牲。

这些不是抽象的统计数字。整村整村的18至50岁青壮年男性无一幸存。德国1100万总军事伤亡中的900万是被苏联歼灭的。这一胜利之所以成为可能，部分原因在于中国的抵抗阻止了日本在1941年至1942年期间进攻苏联远东地区，当时莫斯科正处于危急关头。正如弗拉基米尔·普京总统在2025年所承认的，中国的英勇抵抗是”在最黑暗的几个月里，阻止日本从背后捅刀苏联的决定性因素之一”。

苏联死者中包含：在东部杀戮场被纳粹杀害的130万犹太人，在德国集中营被蓄意饿死的330万战俘，以及因《东方总计划》和其他针对”劣等人种”斯拉夫人的纳粹种族政策而惨遭屠杀的数百万平民。³³

7. 中国的灾难性人口损失

仅1937年至1945年间有记载的死亡人数至少就有2360万，其中2060万直接死于作战与屠杀，另有300万死于1942年日军侵扰引发的河南饥荒。此前的1931年至1937年中期，日本侵略已造成约45万人死亡。1931年至1945年间有记载的死亡总人数达2405万。若包含伤者在内，总伤亡人数达3500万。然而，即便是这个惊人的数字，也未能反映这场灾难的全貌。若计入因战争破坏而未能出生的1500万条生命，中国总人口损失超过5000万。西方承认的中国死亡人数约为1500万至2000万，却完全忽视受伤人数，更抹去了需数代人才能填补的人口缺口。³⁴

强迫劳动制度为这场种族灭绝增添了另一重维度：1935年至1945年间，中国东北1150万强制劳工中有20%死亡（230万人死亡）。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家卞修跃所做的研究，被运往日本的38935名强制劳工中，17.5%在日本天皇的故乡被杀害。³⁵这项研究精确地记录了种族灭绝情况，而非模糊估算。

西方坚持只统计死亡人数，这种做法造成了双重抹杀。当3500万中国人死伤时，若只关注西方低估的2000万或更少死亡人数，便等同于抹除了至少1100万伤者——这些人的生活同样被日本侵略摧毁。

2015年，中国动用60万人员参与政府调查，记录当年日军多种手段下的系统性灭绝行径：南京大屠杀六周内30万人遇难，强奸案约2万至8万起；³⁶“三光”政策——“杀光、烧光、抢光”——凡日军所到之处即为坟场。即便是正规的战俘营也暴露出日本法西斯民族沙文主义政策：日本杀害了99.9%的中国战俘，但仅杀害了27.1%的西方战俘。³⁷

8. 殖民地的浩劫：一千一百万被抹去的生命

当帝国列强保存实力时，它们的殖民地却已血流成河。共计1120万殖民地臣民死亡，这超过了英美战争总死亡人数的十倍。

在1943年孟加拉饥荒中，英国政策导致300万印度人死亡。在孟加拉人挨饿期间，英国却将孟加拉的大米用于出口并拒绝救济船只入境。³⁸丘吉尔曾向其私人秘书说过，“印度教徒是可憎的种族，仅仅依靠其繁殖就免于他们理应遭受的毁灭”。他还希望英国轰炸机司令部司令空军元帅亚瑟·哈里斯能够”派出一些多余的轰炸机去摧毁他们”。³⁹

荷属东印度群岛有340万人丧生，占总人口的4.7%。殖民列强共同造成了这场灾难：荷兰通过数世纪的掠夺性统治使当地民众丧失抵御能力，日本则通过强制劳动、饥饿政策和系统性暴行来实施毁灭。

仅爪哇岛，1944年至1945年间就超额死亡180万人。强迫劳动制度将30万印尼人强制送往海外；其中仅7.7万人生还。⁴⁰仅苏门答腊铁路一项工程，2.2万名爪哇劳工中就有1.7万人死亡，死亡率达77%。

法属印度支那150万人死亡，占当地总人口的6.5%。1944年至1945年间的饥荒夺去100万至200万越南人的生命，这是日本征粮和法国殖民统治持续压榨共同作用的结果。

缅甸：在英国溃退时摧毁油田却抛弃无路可逃的印度劳工和缅甸平民的背景下，日占期间死亡人数达27万至100万。修筑泰缅铁路（402公里）期间，每铺设一公里轨道就有215人死亡：每公里西方战俘死亡31人，每公里亚洲劳工死亡184人，死亡比例呈现1:6的种族差异。⁴¹较短的克拉地峡铁路（90公里）死亡率更高达每公里537人（赫夫，2020），该铁路完全由亚洲劳工建造，其死亡情况大多未被日本当局记录。据估计，两条铁路总计26万至27万劳工中，约有9万至14万亚洲劳工丧生，包括从英属殖民地强征的逾10万马来人和泰米尔人中的大量死者。

马来亚和新加坡：高达15万人。菲律宾：76.5万人。⁴²葡属帝汶：14%至19%的人口死亡，成为南亚地区死亡率最高的领土。⁴³

殖民地的算计：当欧洲被法西斯占领杀戮时，殖民宗主国却在囤积资源。印度人挨饿；英国拥有粮食。印尼人成批死亡；荷兰的掠夺性统治未曾建立任何保护机制。越南人大量丧生；法国殖民机器甚至在日治时期仍在持续运转。

共计1100万殖民地亡魂。博物馆铭记着巴丹死亡行军中牺牲的1.2万名美国和菲律宾士兵。⁴⁴而修筑缅甸铁路的9万至10万爪哇劳工却既无纪念博物馆也无《桂河大桥》（1957年）这样的电影传世。

9. 非洲：两百万被抹去的生命

当法国沦陷、西方在亚洲的殖民地被日本夺取后，非洲成为同盟国的应急储备库。英国、法国和比利时打着”为自由而战”的旗号从非洲殖民地攫取大量的资源。160万至200万非洲人死于法西斯入侵、强迫劳动、参战和系统性饥饿。那些对铜矿产量精确到公吨的殖民当局，却从未统计过非洲人的死亡数字。

埃塞俄比亚：第一战场

战争于1935年在非洲打响，意大利入侵埃塞俄比亚。1945年埃塞俄比亚政府备忘录记载了76.03万人死亡：27.5万人战死，30万难民饿殍，7.5万名爱国者在占领期间遇害，3.5万人死于集中营，1937年2月亚的斯亚贝巴大屠杀致3万人丧生，2.4万人被处决，1.78万平民死于空袭。意大利虽签署《日内瓦议定书》，但仍对埃塞俄比亚使用了300吨至500吨的芥子气，共计投掷4336枚含硫磺芥子气的空投炸弹和540枚含二苯基氯胂的毒气弹。苏联分析人员计算，这些化学武器导致埃塞俄比亚30%的战斗伤亡。1939年在阿梅特塞格纳瓦沙洞穴，意大利军队用毒气和机枪屠杀了超过5500名埃塞俄比亚人。

埃塞俄比亚女性作为武装战斗人员（arbegna）投身反意大利占领斗争，埃塞俄比亚政府的官方《荣誉名册》（1935-1941年）记载了她们的牺牲，其中三分之一的名单是拿起武器反抗法西斯主义的爱国女性，然而西方历史却将她们彻底抹去。⁴⁵这些女性学习使用步枪和手榴弹，承受空袭和芥子气攻击，部分人更担任部队指挥官。到1948年3月，联合国战争罪委员会确认了1200名在埃塞俄比亚犯下战争罪的意大利罪犯，但实际起诉人数却为零。⁴⁶曾参与利比亚种族灭绝（1929-1934年）的巴多利奥回到意大利成为墨索里尼的末代首相。⁴⁷授权系统性使用化学武器杀害数万埃塞俄比亚人的意大利陆军元帅成了英美两国对抗共产主义的”宝贵资产”。

当博诺米政府看似准备逮捕巴多利奥时，丘吉尔首相于1944年12月8日向英国驻罗马大使诺埃尔·查尔斯爵士发送”私人和绝密”电报称：“你需确保元帅的安全，可将其庇护于英国大使馆或其他同等安全的场所”。

参战的非洲士兵遭受种族歧视

近一百万非洲人被迫参战。1940年，法国投入10万非洲士兵对德作战，其中1.75万人死亡；摩洛哥向法国派出9万人的部队。在缅甸战场，9万名非洲士兵占帝国军队总兵力的9%。第82西非师伤亡2085人，是第15军中伤亡最惨重的部队。

军事种族隔离制度渗透各个方面。非洲列兵的军饷仅为白人士兵的三分之一，且对非洲人的体罚直至1946年才被废止。在50万非洲士兵中，军官稀缺到能彼此直呼其名。种族歧视从制度政策演变为残酷暴力：1940年，纳粹屠杀了3000名黑人法军士兵，希特勒囚禁非洲战俘却释放白人囚犯。

掠夺经济账

非洲供应了盟军98%的工业钻石、90%的钴、50%的黄金和39%的铬铁矿。1942年至1944年间，英国在尼日利亚锡矿强征10万劳工。滕特大坝工地劳工病死率：10%；⁴⁸生产效率仅提升：6%。在比利时占领的刚果，强制每年劳动120天。法属西非组建38153人的强制劳动军团。整村居民逃亡，福雷卡里亚6000人逃往塞拉利昂。

欣科洛布韦矿为投在广岛和长崎的原子弹提供了铀原料。矿石含75%的氧化铀，而北美认可适销的含量仅为0.2%。刚果矿工徒手处理放射性矿石，他们的名字从未被记录，他们的死亡也从未被统计。⁴⁹

强制作物替代造成了饥荒。莫桑比克80万人被迫种植棉花，佛得角24643人死于战时饥荒，尼日利亚花生出口增长的同时小米生产被放弃。饥荒紧随出口账簿而至。

背叛

1944年12月1日，塞内加尔蒂亚罗耶：法国军官屠杀索要欠饷的西非退伍军人。官方统计：35人死亡；军事档案：70人死亡；当代历史研究：300人至400人死亡。档案中包含伪造文件，且在八十年后仍以”敏感”为由不予公开。

1945年5月8日欧洲胜利日：法国军队开始在塞提夫和盖尔马屠杀阿尔及利亚人。阿尔及利亚统计死亡4.5万人，⁵⁰但法国仅承认1500人。

1945年，尼日利亚发生大罢工。

1947年，马达加斯加4万人被杀害，独立运动遭镇压。

1947年至1948年，法属西非铁路大罢工持续了160天，2万工人参与。

1948年，在黄金海岸（如今的加纳），英国警监伊姆雷亲手枪杀了三名资深抗议领袖。

从德班到突尼斯，从达喀尔到达累斯萨拉姆，大罢工在各地爆发。1947年，蒙巴萨1.5万工人罢工，使这座城市瘫痪。

1946年，在威特沃特斯兰德，非洲矿工罢工，1248人被警察打伤。

既定的模式：索要军饷的退伍军人被屠杀，争取权利的工人被枪杀，独立运动遭镇压。法国将在阿尔及利亚屠杀150万人，英国将囚禁150万肯尼亚人，葡萄牙将焚毁莫桑比克。从法西斯枪下幸存下来的退伍军人终于认清了真正的敌人。十年内，从阿尔及利亚到肯尼亚，从安哥拉到莫桑比克，解放战争全面爆发。由社会主义运动和领袖们领导的斗争揭示了一个六百年来从未改变的西方准则：最大限度的掠夺、最大规模的死亡、最低限度的承认、无任何责任。

殖民列强从未记录的1935年至1945年死亡账本：160万至200万非洲人死亡，仅埃塞俄比亚就有76万人死亡，阵亡7.5万人，强制劳动和饥荒致死数十万人。殖民当局记录铜矿产量时精确到公吨（262,394吨），而却”未记录”非洲死亡人数。

10. 社会主义如何以战略优势击败法西斯

三场战役证明日本可以被击败。平型关战役（1937年）：共产党军队歼敌逾千人，缴获82辆汽车——日本首败。⁵¹台儿庄战役（1938年）：日军遭遇溃败。学界有不同的历史统计，据1996年的一项研究估算，5.5万日军中伤亡达2万。⁵²万家岭战役（1938年10月10日）：整个日军师3.1万人仅余千人生还，成为日本最黑暗的一天。

1940年，由中国共产党发动的百团大战对华北地区协同出击，一系列进攻重创了日本的基础设施。中共军队牵制了60%的日军与95%的伪军——不是模糊的”大批”，而是精确且令其损失惨重的大多数。⁵³“麻雀战”让日军每前进一英里都付出鲜血的代价。河北冉庄地道战（1939年）：十六公里长的地道连接五个村庄，游击队员如幽灵般神出鬼没。⁵⁴

打败法西斯主义靠的不仅是牺牲，更是化最初的劣势为优势的精妙战略。社会主义领导制度不仅动员群众，更以智谋和战斗力碾压占尽物质优势的敌人。

苏联的创新精神将失败转化为全面胜利。苏联面对着看似无解的难题——既要从沙皇封建制度的废墟中构建人类首个社会主义社会（以前所未有的规模改造整个社会生产与再生产关系体系），又要在战争不可避免的背景下，于十年内打造出足以应战的军事工业体系。

当1941年6月德军突破苏军防线时，西方观察家预言苏联只能坚持数周。然而，在六个月内，苏联通过莫斯科反击战让纳粹德国遭遇首次重大战略失败；十八个月内，苏联红军就摧毁了整个德国集团军。其中的秘诀在于将革命军事理论与空前的社会动员相结合。纵深作战理论设想多点突破敌军防线，然后利用预备队歼灭整个敌方战线。危局之下，1523家工厂被装载至150万节火车车厢，顶住德国空军的狂轰滥炸，于五个月内撤离至乌拉尔山以东。⁵⁵1700万苏联公民随工厂一同撤离。⁵⁶基洛夫工厂从列宁格勒撤至车里雅宾斯克，在不到三周的时间里，5800台机器就在没有屋顶的大厅里安装并投入运行，而工人们则住在零下40摄氏度的帐篷里。⁵⁷

苏联坦克产量从1941年的6590辆增至1942年的24719辆，在遭受惨重损失的情况下实现近四倍的增长。⁵⁸1941年至1945年间，苏联总计生产超过10万辆坦克和自行火炮，而德国仅生产4.3万辆。⁵⁹T-34坦克对德国国防军造成如此重创，以致德国工程师拼命尝试仿制却惨遭失败。连兰德公司都承认它是”创造性设计的典范”。⁶⁰

斯大林于1941年6月30日成立国防委员会，协调这次前所未有的撤离。工人们昼夜不休地工作，在列车抵达时围着设备搭建新厂房。到1942年3月，这些撤离的工厂已恢复至战前生产水平。德军虽占领了含苏联全国40%人口、60%煤炭钢铁和铝产量的地区，但苏联军工产能在1942年仍超越德国。⁶¹唯有社会主义领导的社会才能在入侵下实现这样的转移奇迹。

这就是科学优势。

斯大林格勒战役证明，苏军的作战方案优于德军战术优势。格奥尔吉·朱可夫元帅诱使德军最精锐部队陷入城市巷战，使德军坦克优势无从发挥。每栋建筑都成为堡垒，每个房间都化为战场。当德军在城中耗尽力量时，苏军预备部队已在两翼完成集结。1942年的”天王星行动”以数学般的精确度发起攻击，直指德军部署在其侧翼的罗马尼亚军队——这些驻守关键阵位的盟军部队实为德军防线的薄弱环节。同时发起的多路进攻，击溃了这些罗马尼亚军队并包围了整个第六集团军。

至战争结束，苏军已能常规性歼灭整个德国集团军，战线跨度达千里。这支曾在1941年德军偷袭中一度溃败的苏联军队，到1944年已经能实施资本主义军队无法企及的复杂大规模作战。

这不仅是英雄主义，更是马克思主义科学与群众创造力的融合。资本主义军队保留专业部队，而苏联体制动员了全体人民。到1942年，苏联红军中的女性人数达80万。到1945年，前线共有24.6万女性身着军装，她们不仅是护士，更包括狙击手、飞行员、坦克手。⁶²敌后游击战牵制了50万德军，倚靠的是地方的组织力量；截至1944年7月1日，德军后方已组织起约20.56万游击队员。⁶³虽丧失大部分战前工业基础，苏联在所有关键装备产量上均超越德国：11.21万架作战飞机对德国的8.95万架。⁶⁴德国300万到350万的军事死亡中，有260万到310万死于对苏作战；1100万总伤亡中，900万来自东线。⁶⁵1941年至1944年间，德国不得不将72%至80%的总兵力部署在这条3000公里的战线上，并最终葬送于此。当盟国帝国主义者在诺曼底登陆日面对54个德军师时，苏联红军同时在东线战场击溃并消灭了156.5个德军师。⁶⁶

与此同时，中国的创新战术化解了日本的装备优势。中国共产党将中国的弱势转化为优势。中共领导的八路军和新四军通过游击战牵制了日军60％的兵力。“全民抗战”使每个农民成为补给者，每个工人成为破坏者，每个学生成为组织者。

国民党常规部队则应对剩余40%的日军。尽管在某些防御战中取得显著胜利，国民党在常规作战中仍面临严峻挑战。

毛泽东在《论持久战》（1938年）中作出科学分析：日本强大但是个小国、孤立无援，还很野蛮；中国虽弱但幅员辽阔，得道多助，经得起持久战。毛泽东预言的三个阶段——战略防御、战略相持、战略反攻——与战争实际进程完全吻合。这一预言得到精确验证。

敌后战场成为日本不断流血的伤口。共产党军队在被占领土各地建立根据地，实施土地改革以动员农民，并实行民主治理以团结各爱国阶层反抗侵略者。至相持阶段，游击战牵制了60%的日军和95%的伪军。地道战、运动战和地雷战，每一种战术都直击日军弱点。占领者控制着城市和铁路，可其它一切却被抵抗力量控制着。

1940年的百团大战证明，被占领区是坟墓而非殖民地。在整个华北地区进行的协同作战摧毁了日军的基础设施，打破了”绥靖”的神话。每一段被炸毁的铁路、每一支遭到伏击的车队都证明了一个简单的事实：当每个村庄都充满敌意、每个农民都是情报网络、每个夜晚都可能遭遇袭击时，先进的武器就毫无意义。日军发现自己正淹没在人民战争的汪洋大海之中。

这是革命理论在具体实践中的科学运用。事实证明，这个等式是正确的，即正确的政治路线加上群众动员等于军事奇迹。中国证明，当整个民族拒绝被奴役时，帝国主义的技术优势就会土崩瓦解。

这与资本主义军事领导层的打法也形成了鲜明对比。美国和英国指挥官占尽优势：庞大的部队、不间断的补给线、压倒性的空中支援。然而，他们行动谨慎，始终想着保存实力而非消灭敌人。盟军的”市场花园行动”（1944年）失败了，阿登战役令他们措手不及。他们耗费十一个月的时间从诺曼底推进到柏林，而红军在应对更艰巨战局的同时只用了四个月就完成了同样的距离。⁶⁷

美国的”生产奇迹”实则低效。战争期间，制造业生产率每年下降1.4%。成本加成合同可以保证无论浪费多少都能获得利润——企业能收回所有成本并获取按照固定比例的利润加成。杜鲁门委员会的结论是：“战争就是浪费——人力与物资的浪费”。⁶⁸准则就是：利润最大化，效率最小化，让他人去流血。⁶⁹

社会主义国家和殖民地人民死亡人数：占死亡总人数的73%，

而英美死亡人数占比是1%。

来源：作者根据 Mukerjee（2010），第205页和第246–247页；Murayama（1995）；Nie、Guo、Selden 和 Kleinman（2010），第5页；Kohn 和 Harahan（1988），第88页；Stone（1952），第312页，进行整理。

11. 法西斯主义的反共实验室：全球种族灭绝的国内预演

在法西斯主义向外征服国家之前，已在国内完善了大规模屠杀技术。1931年至1945年间，法西斯政权在德国、西班牙、意大利和日本系统性地消灭了21.6万至28.6万共产主义者和左翼人士——这不是战争造成的伤亡，而是蓄意的政治种族灭绝。⁷⁰另有数百万人面临监禁、酷刑和流放。

这场屠杀不过是后续行动的预演，而殖民宗主国始终抱持默许姿态：死去的共产主义者总好过红色革命。当法西斯主义在国内以共产党人精进屠杀技术时，帝国主义的”自由民主政权”正在盘算其经济利益。

德国将政治谋杀工业化，而其第一个目标就是共产主义者。在1932年11月的选举中，德国共产党（KPD）已成为重要的政治力量，获得近600万张选票（占总票数的16.9%）。⁷¹整个政治阵营随即成为被消灭的对象。1933年2月国会纵火案后，纳粹政权发动了第一次大规模的恐怖行动。保守数据显示，仅在1933年就有至少10万名政治反对派被捕，其中600人在羁押期间死亡；而德共领导层自行估算的数字显示，13万人被捕，2500人遇害。⁷²

这些早期逮捕行动填满了奥拉宁堡和恶名昭彰的达豪等首批集中营，这些营地后来成为工业化灭绝的试验场。冲锋队的混乱暴行很快被党卫队的官僚恐怖行径所取代。到1933年底，至少有2.7万人被关押在集中营中，绝大多数是政治犯，其中80%是德共党员，10%是德国社会民主党人。⁷³纳粹在这些营地完善了非人化手段。到1937年，标记政治犯的红色三角成为所有受害者分类体系的雏形，酷刑和强制劳动制度也成为标准做法。对共产主义者的迫害为大屠杀建立了蓝本；在纳粹统治期间，约15万名共产主义者被关进监狱，2万至3万名共产主义者被屠杀或处决。⁷⁴对共产主义者的折磨和屠杀被当作实验，纳粹从中完善杀人手段，后被用于对付犹太人、罗姆人和斯拉夫人。

西班牙将政治清洗科学化。佛朗哥在战线后方屠杀15万至20万平民，并在1939年3月后处决5万名共和派人士。⁷⁵至1941年，囚犯人数达23.3万。

在巴达霍斯大屠杀（1936年）中：4000名手无寸铁的左翼人士惨遭屠戮。⁷⁶国际纵队志愿者伤亡率达30%，民族主义者通常会处决外籍战俘。⁷⁷1940年，佛朗哥拒绝了纳粹从法国集中营遣返西班牙共和党人的请求，宣布他们无国籍，此举将1万多人送进纳粹集中营。

日本特高课依据《治安维持法》逮捕了6.5万人。⁷⁸酷刑是官方政策——1933年对无产阶级作家小林多喜二进行的尸检揭露了此系统性暴行。⁷⁹1942年至1945年间，仅满洲国的一家锦州法院就以”思想犯罪”判处1700人死刑、2600人无期徒刑。

意大利在1931年前就已确立这种模式：法西斯行动队在1919年至1922年间实施了2120起反社会主义暴力事件（包括709起谋杀），同时在波河流域和整个艾米利亚-罗马涅区系统地扫荡社会主义议会和工人组织。⁸⁰虽然这些1931年前的屠杀并未计入到我们上面的数据中，但却描绘了法西斯暴力的蓝图。到1943年，墨索里尼的秘密警察奥夫拉（OVRA）已建立13万需监视疑似颠覆分子的档案。

西方领导人不仅知情，更在喝彩。⁸¹丘吉尔在1937年宣称：“若必须在共产主义与纳粹主义之间进行选择，我不会假装会选择共产主义。”这套哈罗公学（上流社会私立学校）式的迂回辞令实为宣告亲希特勒而反斯大林的立场，同时保留语义退路。

这种支持从政治和媒体精英延伸到工业资本，美国实业家亨利·福特直接为纳粹主义提供了意识形态蓝图。希特勒称福特为”灵感源泉”，并在慕尼黑的办公室里悬挂其巨幅肖像。福特的反犹书籍《国际犹太人：世界首要问题》（1920年至1922年）经翻译后”在德国发行了数百万册”，宣扬着关于”犹太-布尔什维克”阴谋控制世界的核心纳粹谎言。希特勒在《我的奋斗》（1925年）中抄袭了该书的部分段落内容，德国高官更指称福特向纳粹党提供了早期资金。1938年7月，希特勒授予福特”德国鹰大十字勋章”，这是第三帝国给予外国人的最高荣誉。⁸²西方与法西斯主义的每一次握手，都是用共产主义者的鲜血签下的契约。

这些屠杀技术后来又重现于印度尼西亚、智利、萨尔瓦多——任何人们选择社会主义而非屈服之地。

12. 反共十字军：从秘密反共到公开反共

原子弹爆炸揭开了冷战的序幕

1945年8月6日和9日对广岛和长崎进行的原子弹轰炸，其针对苏联的意味远胜于针对日本。日本早已败局已定。美国最高军衔将领、杜鲁门参谋长威廉•莱希在1950年的回忆录中写道：“在广岛和长崎使用这种野蛮的武器，对我们的对日战争并无任何实质性帮助。日本早已战败并准备投降。”1945年7月，德怀特·艾森豪威尔将军向战争部长史汀生表示：“日本已战败……投放原子弹是完全没有必要的。”

1946年7月的美国战略轰炸调查结论明确：“即使未投放原子弹、苏联未参战、未计划或打算入侵”，日本也会在1945年11月之前投降。据历史学家加尔·阿尔佩罗维茨记载，另外五位美军五星级将领也持有类似的反对立场。⁸³

然后，原子弹终究还是投下了。时间选择暴露了战略算计。在雅尔塔会议（1945年2月4日至11日）上，苏联承诺在德国投降后的三个月内对日开战，设定了8月8日至15日为最后期限。曼哈顿计划的物理学家菲利普·莫里森在1948年透露，“负责制造原子弹的科学家被要求赶在’神秘’的最后期限前完成制造，即在’临近8月10日的日期’”。三位一体试验在波茨坦会议期间的1945年7月16日成功完成，而杜鲁门于7月25日下达轰炸指令。1945年8月6日轰炸广岛，8月8日苏联对日宣战，8月9日凌晨苏联入侵满洲，8月9日轰炸长崎，即苏联出兵数小时后。

杜鲁门总统的波茨坦日记暴露了他的战略盘算。7月17日会见斯大林后写到：“他将在8月15日参加对日作战，……届时日本[就会完蛋]。他在列出与苏联的争议性问题后写道：”我有一张暗藏的王牌，还亮了张明牌。“7月18日更表示：”相信俄国人参战前日本就会投降。我敢保证，当曼哈顿计划的武器出现在他们的国土上时，他们肯定会投降”。国务卿詹姆斯·伯恩斯的表述更清楚明白。他的助手沃尔特·布朗在7月24日的日记中写道，伯恩斯希望”在原子弹爆炸后，日本会投降，让俄罗斯无法从这场杀戮中分享胜利果实”。战争部长史汀生在1945年5月的日记中将原子弹描述为美国对莫斯科外交的”王牌”“同花大顺”，使华盛顿握有”所有底牌”。⁸⁴

苏联的入侵摧毁了日本最后的战略希望。广岛原子弹爆炸并未引发立即的投降谈判。最高战争委员会并没有在8月7日或8日举行紧急会议。而苏联在8月9日对日宣战，迫使铃木贯太郎首相在当日上午召开第一次紧急会议讨论投降事宜。裕仁天皇在8月17日的诏书中将”危及帝国存在的根基”归因于苏联参战，而不是原子弹。

英国诺贝尔物理学奖得主帕特里克·布莱克特在1949年的著作《恐惧、战争与原子弹：原子能的军事与政治后果》中首次对此进行了系统性分析。布莱克特认为”投放原子弹不是第二次世界大战后期的军事行动，而是当前对俄冷战斗争的首次重大行动”。

日本已提出以保留天皇制为唯一条件进行和谈。美军的登陆计划仍遥不可及，苏联正准备于8月8日参战。布莱克特解释道，美国的目的是在苏联进军满洲之前迫使日本投降，并确保日本仅向美国单独投降。⁸⁵

美国屠杀了11万至21万日本平民，以展示其原子垄断地位，并确保日本完全由美国占领，避免出现像德国那样被四国分治的复杂局面。这揭开了冷战的序幕，而不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落幕。

未停息的战争：从东京到首尔

法西斯主义垮台的那一刻，面具就已掉落。大西洋列强真正的战略敌人从来都是共产主义，而非法西斯主义。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硝烟未散，杀戮已再度开启——此番矛头直指任何选择社会主义发展道路的国家。

时间线揭示了真相：

• 1945年8月：日本投降。
• 1945年9月至10月：胡志明宣布越南独立；英国释放并重整驻西贡的法国军队；美国提供八艘运输船运送法国军队以试图重新征服越南。⁸⁶
• 1946年至1949年：希腊内战——英国和美国先后镇压共产主义者，造成15.8万人死亡。⁸⁷
• 1948年4月：韩国济州岛起义——美国支持的部队屠杀了1.4万至3万人。⁸⁸
• 1950年秋：美国开始全面入侵朝鲜。

从”战胜法西斯主义”到对社会主义的种族灭绝战争，仅历时五年。没有间歇，没有和平。曾火烧东京的B-29轰炸机也在”祖国解放战争”中将朝鲜北半部化为火海。杀戮从未停止，只是改变了目标。

日本于1945年9月投降。到1950年，仅仅五年后，美国就焚毁了朝鲜半岛，以防止其在社会主义领导下实现统一。战争造成450万朝鲜人死亡，而美国仅损失了5.4246万人。这还不包括为保卫朝鲜免遭美国种族灭绝而牺牲的19.7653万名中国人民志愿军。⁸⁹

朝鲜承受了灭绝性打击

西方估算数据显示，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有150万至250万人死亡，占战前人口的15.6%至26.0%。由于朝鲜没有公开的官方数据，我们无法提供其自身的统计。鉴于过往记录，朝鲜不太可能成为西方统计未低估死亡人数的唯一国家。

美国向这个仅宾夕法尼亚州大小的国家投掷了63.5万吨炸弹和3.2557万吨凝固汽油弹。⁹⁰美国将军柯蒂斯·李梅表示——此为他的原话——“我们烧毁了朝鲜的每个城镇，消灭了差不多20%的人口”。⁹¹

麦克阿瑟将军坦言：“朝鲜战争几乎已经摧毁了这个2000万人口的国家。我从未见过如此惨状。我猜，我所目睹的鲜血和灾难足以让任何人反胃，上次看到那些残骸、成千上万的妇孺和其他种种后，我当场吐了。”⁹²

来源：Shin (2001)，Halliday and Cumings (1988)；The Star-Ledger (1995)；Vietnam Veterans of America (2025)。完整方法见附录。

美国摧毁了朝鲜22个主要城市中的18个，个别城市的破坏程度从65%到100%不等，其中新安州被完全摧毁，沙里温有95%被毁。⁹³

凝固汽油弹和火焰风暴之下没有伤者——血肉燃烧、肺叶焦灼，目标区域内无人生还。常规轰炸更是造成了不计其数的伤亡——废墟掩埋、弹片致残、孤儿饿殍。

现代历史上没有一个国家遭受过如此集中的毁灭性打击。

中国派出数十万志愿军参加抗美援朝战争。其中，毛泽东之子毛岸英于1950年11月牺牲。

曾于1942年弃守菲律宾的道格拉斯·麦克阿瑟将军，此时命令空军摧毁三八线以北的”每一个设施、工厂、城市和村庄”。曾对日本使用的种族主义灭绝战术，如今指向任何抵抗资本主义的国家。

越南：模式的延续

越南再次印证了这一模式。随着法国殖民战争的失败，美国立即无缝接管。从1955年到1975年，越南至少死亡310万人，这一数据来自于包括越南社会主义共和国在内的多方报告。

这并非”数据差异”，

而是纯粹的抹除。

美国在越南、老挝和柬埔寨投掷了766万吨炸弹，是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总投弹量的3.6倍。老挝和柬埔寨的死亡人数在现有资料中未单独记录，但均计入区域毁灭统计人数中。

310万越南人对5.8万名美国士兵，

比例为53:1。

美国在越南的投弹量比其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战场上的总投弹量还要多。为何如此？因为越南的例子——小国成功抵抗世界最富有国家——势必会激发其他国家的抗争意志。

当我们计算人口百分比时，“种族灭绝”一词便成为无可否认的事实。

朝鲜战争中，请记住那26%的死亡人数。当他们谈到’人道主义干预’时，请记住这个数字。

跨越三场战争的模式揭示了系统性灭绝。当一个族群26%的人口死亡，我们称之为种族灭绝——除非施行者是美国。

13. 记忆被篡改

好莱坞将诺曼底登陆日塑造成转折点，抹去了莫斯科、斯大林格勒和库尔斯克战役。美国教科书将《租借法案》描绘成慈善馈赠，而不是最具决定性的战役结束之后才姗姗来迟的援助。原子弹成为了战争的终结者，而不是挺进抗击日军的苏联军队。这不仅是宣传，更是舆论准备。如果美国公众相信是他们将世界从法西斯主义中拯救出来，他们便能被动员去从共产主义中”拯救”世界。那些曾与希特勒做生意的企业现在却从围剿社会主义中获利。

意识形态机器：资金与手段

学术共谋贯穿于具体的机构和个人。在十七年的时间里，中央情报局（CIA）向文化自由大会投入数千万美元，进行他们所谓的”思想争夺战”。⁹⁴欧文·克里斯托主编《文汇》，西德尼·胡克参加柏林会议，他们均通过此网络获得了中央情报局的资金。⁹⁵胡克提出了”极权主义双胞胎”论，将斯大林与希特勒相提并论。小阿瑟·施莱辛格参加了同类会议，后来他写了《重要中心》（1949年），辩称美国自由主义拯救了民主，抹掉了至少4500万苏联人和3500万中国人总伤亡的真相。中央情报局国际组织处处长托马斯·布雷登后来在《星期六晚邮报》坦言：“我为中央情报局’不道德’而自豪”——吹嘘自己收买了整整一代知识分子。⁹⁶

那些记录社会主义牺牲的人士却遭到系统性打压。例如，威廉·阿普尔曼·威廉姆斯尽管在权威期刊发表论著，但却因在《美国外交的悲剧》（1959年）中记录美帝国主义的扩张行径而屡次被拒绝授予终身教职。1955年春对2451名社会科学家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特工曾接触过61%的教授，目的不是为了调查，而是为了恐吓。⁹⁷

在意识形态压制的同时，五角大楼以压倒性财力构建起结构性依附，培育出服务国家安全体系的新学术文化。在整个20世纪50年代，国防部占联邦研究支出的绝大部分，最高时达总预算的83.8%。这些资金的投放还极具针对性。朝鲜战争动员使研发资金翻倍至13亿美元，催生了麻省理工林肯实验室和斯坦福应用电子实验室等大学代管军事实验室。到1960年，这些军方合同经费占到了斯坦福大学整个运营预算的40%，在物理科学领域形成了制度化的永久依赖。⁹⁸国防部资金的影响延伸到了科学领域之外。学术”自由”实际是服从五角大楼的优先事项，即知识捕获的架构。这传递的信息很明确：要么撰写美国英雄主义，要么断送学术生涯。

哈佛要求欧洲史博士掌握两门欧洲语言，而中国史方向则需达到现代语文四年级、文言文二年级和日语三年级水平。日语要求不是中立的——美国的中国学研究生常被派往京都接受培训，需要通过日本的学术框架来切入中国历史。为了记录中国的苦难，西方学者首先必须掌握侵略者的语言。

即便是突破了这些障碍的学者，也会得出系统性低估的数据。牛津大学中国研究中心主任拉纳·米特虽精通中文，却估算中国的死亡人数只有1500万到2000万。⁹⁹而据中国政府文件记载，1931年至1945年间死亡人数为2405万，包括死伤在内的总伤亡人数达3500万。¹⁰⁰这个差距揭示了除语言以外的抹除手段：方法选择、来源取舍以及证据采信标准。

《大英百科全书》 – for over two centuries, the gold standard of Anglo-American knowledge production – reveals imperial historiography through what it counts and what it erases. Their WWII casualty table lists 1.31 million military deaths for China but provides no entry for civilian deaths or total deaths – just blank spaces.¹⁰¹ By contrast, Poland shows 5.675 million civilian deaths and 5.8 million total. Yugoslavia: 1.2 million civilian deaths, 1.505 million total. Even defeated Germany gets entries: 0.78 million civilian deaths, 4.2 million total. China – the nation that fought longest (1931–1945) – receives blanks where more than 24 million civilian deaths belong.

讽刺的是，《大英百科全书》的脚注显示：“中国数据包括1946年报告的1937年至1945年间中国国民党军队的伤亡人数，不包括地方武装和共产党部队的数据。一些汇编资料显示的估算军人死亡人数为220万，平民死亡人数为2200万，但其准确性令人怀疑。”这个差距并不是统计错误，而是数十年来协同抹除的体现。

绥靖谎言：共谋如何被美化为误判

西方史学将内维尔·张伯伦与希特勒精心算计的共谋，粉饰为天真的”绥靖”故事——意在避免战争，但方向有误。这种虚构服务于特定目的：如果张伯伦只是误判了希特勒的意图，英国的战略就会显得像是光荣的失败而非反共阴谋。文献记录却戳穿了这一谎言。

在会见希特勒的两天前，张伯伦致信英国国王乔治六世表明其目标：达成”英德谅解”，使德国和英国成为”欧洲和平的两大支柱和反对共产主义的堡垒”，并承认希特勒决心”向东方推进”。¹⁰²在1938年9月的三次会议之后，这一战略得以正式确立。在9月22日至23日的戈德斯贝格会议上，希特勒明确提出了交易。正如德国官方翻译员保罗·施密特博士所记录的那样，希特勒告诉张伯伦：“我们不会妨碍你们在欧洲以外地区追逐利益，而你们同样可以放手，让我们在欧洲大陆的中欧和东南欧地区自由行动。”¹⁰³

张伯伦没有提出异议。施密特记载，会议是在”一种完全友好的氛围中”结束的。英国驻德国大使后来写道：“如果希特勒懂得在何时何地收手，哪怕是在慕尼黑会议和针对犹太人的《纽伦堡法案》之后，世界本会继续盛赞其为伟大的德意志领袖。”¹⁰⁴

正如《每月评论》编辑约翰·贝拉米·福斯特所指出的，张伯伦政府与其说是寻求”安抚”纳粹德国，不如说是与之勾结，希望德国把枪口转向东方对准苏联。¹⁰⁵将有记载的共谋转变成”荒诞的绥靖故事”，代表着另一种形式的刻意抹除——这次被抹去的不是社会主义者的牺牲，而是西方在纵容法西斯主义东扩方面的共谋事实。

文化战线：好莱坞作为历史呈现者

五角大楼与好莱坞合谋（记录在案的作品逾2500部），确保美国人通过《拯救大兵瑞恩》这类电影而非学术研究来了解历史。¹⁰⁶当《自己去看》（1985年）等苏联电影被有效地限制在最多百家影院放映时，经五角大楼审核的电影却可以登陆数千家影院。¹⁰⁷每一部被压制的苏联电影，都意味着数百万人永远无从得知红军消灭的德国国防军兵力，是西方盟军所遇敌军的十倍。当《兵临城下》（2001年）描绘苏联士兵共用步枪的情节（俄罗斯历史学家指出这纯属虚构）时，其观众数量却超过了所有苏联战争电影的总和。¹⁰⁸当五角大楼可以用资金充足的谎言掩盖真相时，完全无需封杀真相。

同样的抹除方法应用于所有社会主义阵营的伤亡统计。越南记录1955年至1975年间死亡人数达310万，而西方历史学家只承认200万。冈特·莱维将美军击杀造成的死亡人数下调了30%，同时指责越南政府的数据”出于政治目的而夸大”。施暴者俨然成为了其罪行的审计师。

石碑上的历史：粉饰法西斯主义

反共十字军不仅要抹除社会主义的胜利，更要为法西斯主义粉饰形象。目前25个国家立有近1500座纪念纳粹合作者的纪念碑，德国和奥地利有超过110座，而在自诩为战胜国的美国也竟有36座。¹⁰⁹

他们对历史的篡改首先是赦免自己的罪行，然后将施暴者奉上神坛。

14. 有罪免罚的套路：资本、科学和冷战

美国资本与纳粹战争机器

美国企业与纳粹德国勾结的规模需要更深入地审视。截至1941年，已有250家美国公司将资本直接投入到纳粹战争机器的工业基础设施中。

亨利·福特的参与超越了意识形态的支持。在获得福特公司迪尔伯恩高管的批准后，其法国子公司甚至在珍珠港事件之后仍为德国军队生产卡车，从而引发美国根据《对敌贸易法》展开刑事调查，此事却在1943年埃德塞尔·福特去世后被压下帷幕。

战争结束后，福特公司在1950年再次聘请曾使用布痕瓦尔德集中营奴隶劳工的纳粹时期德国经理担任顾问，追责机制简直形同虚设。

IBM与纳粹的合作由其总裁托马斯·J·沃森亲自操盘，他曾多次前往德国，并于1937年接受了希特勒授予的特殊勋章。沃森负责监督根据纳粹的要求对IBM技术进行定制，通过设立德国子公司Dehomag为第三帝国服务，同时保持直接控制。IBM的霍勒瑞斯打孔卡机（计算机的前身），实现了大屠杀的自动化。这项技术使纳粹能够通过人口普查数据高效地识别犹太人群体，管理通往死亡集中营的铁路运输物流，并跟踪集中营内的囚犯。IBM技术人员在现场对这些机器进行维护，包括奥斯维辛集中营在内的几乎所有集中营都设有”霍勒瑞斯部门”。纹在囚犯手臂上的五位数号码，与用来管理他们的IBM打孔卡系统直接对应。沃森于1940年迫于公众压力才归还了其纳粹勋章，但IBM的机器一直在集中营内运转，直到解放之日。

国际电话电报公司（ITT）在总裁索斯森斯·贝恩（1933年8月3日会见希特勒的首批美国高管之一）主导下，与德国的西门子和哈尔斯克公司签订卡特尔协议，并直到1943年还持有飞机制造商福克-沃尔夫29%的股份，福克-沃尔夫生产的飞机曾射杀盟军飞行员和士兵。1942年美国政府的一份报告指出，贝恩”具有与法西斯政府，特别是与纳粹德国打交道的非凡能力”。战争结束后，美国政府向ITT支付了2700万美元作为盟军轰炸其德国工厂所造成损害的赔偿，而实际上却是为曾生产杀死美军的武器设施向美国企业提供补偿。¹¹⁰

通用汽车旗下子公司欧宝成为德国国防军的主要卡车制造商。欧宝位于吕塞尔斯海姆的工厂生产的欧宝闪电卡车是德国国防军入侵波兰、法国和苏联时所用的主要运输车辆。到1944年，仅勃兰登堡工厂就生产了13万辆闪电卡车。通用汽车海外业务首席执行官詹姆斯·D·穆尼于1938年获颁希特勒授予的德国鹰大十字勋章。在整个战争期间，通用汽车的工厂持续使用第三帝国提供的强制劳工和奴隶劳工。通用公司的财务操纵手段十分高明：由于1941年后无法汇回利润，通用汽车宣布”放弃”欧宝，并根据罗斯福于1942年10月签署的特殊法案申报了2270万美元的税款抵扣，而此时欧宝仍在为德国国防军持续生产。通用汽车在战后重新获得了对其德国工厂的控制权并恢复运营。该公司从战前合作（1933年至1941年）、战时税收优惠和战后工业资产回收中获利。

对这段历史的压制构成了另一种恶性的抹除形式——这一次关乎美国资本与纳粹战争机器的系统性整合。没有一位美国企业高管因经营集中营工厂或自动化大屠杀流程而受到起诉。相反，他们不仅获得了轰炸所造成损害的赔偿，还申报了”损失”相关税款抵扣。这些证据驳斥了富兰克林·罗斯福总统只是受到公众舆论制约的说法；它记录了一项保护这些强大企业利益的国家政策。相关模式得以确立：先从增强法西斯的种族灭绝能力中获利，再从法西斯的战败中再次获利。

招募敌人：纳粹工业家和科学家从战犯转变为战后重要人物

当纳粹科学家获得美国实验室时，纳粹工业家则得到了美国的保护。阿尔弗雷德·克虏伯——他的奴隶劳工为德国国防军建造军火库——于1951年获释，他的财富根据美国法令归还。¹¹¹匡特家族靠集中营劳工致富，成为宝马亿万富翁。¹¹²希特勒银行家赫尔曼·约瑟夫·阿布斯为奥斯维辛集中营提供资金，后来成为西德总理康拉德·阿登纳的顾问。¹¹³费迪南德·保时捷使用布痕瓦尔德奴隶制造费迪南德坦克歼击车（即后来的象式坦克歼击车），他的家族帝国在美国占领下蓬勃发展。¹¹⁴

回形针行动（1945年至1959年）将1500多名纳粹战犯带回美国，其中包括使用奴隶劳工和进行人体实验的党卫队成员。¹¹⁵他们得到了实验室，而记录苏联牺牲的学者却被列入了黑名单。

没有一个经营集中营工厂的纳粹工业家或任何一家与其合作的美国企业在纽伦堡审判中受到制裁。

日本战争罪行：美国包庇下的免罪架构

美国对日本战犯的保护力度更大。盟军起诉了199名德国战犯，其中24人在纽伦堡受审，177人在后续审判中受审，但在东京却只起诉了25名日本战犯。这一悬殊显然是有意为之。

从起诉模式就能看出其中的阴谋。虽然盟军法庭起诉了5700名日本战犯，但美国官员萨尔茨曼在1949年从中干预，并宣布”不再进行审判”。虽然有920人最终被处决，但这是各受害国在其本土进行判决的结果。¹¹⁶德国被迫对9万人进行调查，并在国内设立法庭，起诉人数达数万人。¹¹⁷而日本在国内调查的人数为零，在国内起诉的人数也为零。美国的占领保护了日本的战犯官僚体系，使其无法自我追责。

而给予日本组织的豁免，比这种个人保护有过之而无不及。盟军在纽伦堡将四个组织定性为犯罪组织：党卫队、盖世太保、党卫队保安局和纳粹党领导集团。仅作为组织成员这一项，就足以受到起诉。而对于日本，盟军未将其任何组织定性为犯罪组织。无论是虐待战俘的宪兵队、以政治犯罪为由逮捕了6.5万人的特高课，还是由3607名成员组成的进行人体实验的731部队，均未受到起诉。这种大规模的组织豁免使得系统性犯罪永远不会以这一名义被起诉。

东京审判的架构将反人类罪从独立的罪行类别中剔除。与纽伦堡审判的明确区分不同，针对5700名日本战犯的”乙级和丙级”起诉被合并为一个类别，无针对丙级罪行的单独起诉或判决，反人类罪也不再作为一项独立指控，并规避了适用于西方殖民统治的判例。

经济赔偿上的巨大差异进一步凸显种族层面的区别对待：截至2018年，德国共支付了868亿美元的大屠杀赔款，且直接赔偿给受害者；而日本通过国与国之间的协议仅支付了26亿美元的赔款，并通过强制性豁免条款免除了对个人的赔偿。20万至40万”慰安妇”（ianfu）遭奴役，却无任何起诉追责宗案。在同一批日军手中，中国战俘的死亡率高达99.9%，而西方战俘的死亡率仅为27%。这种法律架构不仅反映了种族等级制度，更是将其写入法律。

从战犯到日本统治精英

731部队既是日本战争罪行登峰造极的体现，也是美国与日本战犯全面共谋的缩影。该部队的3607名成员将囚犯称为”圆木”，对他们进行超乎人类理解的实验。¹¹⁸这些人在不进行麻醉的情况下实施活体解剖，用瘟疫和霍乱感染囚犯，将肢体冷冻至敲击时发出木板声以研究冻伤，将囚犯置于压力舱直至眼球爆出，将囚犯作为细菌炸弹和火焰喷射器的活靶子，以及剖开孕妇以观察胎儿感染。囚犯的预期寿命最长不超过一个月；技术人员给他们喂混有伤寒细菌的饺子，注射蛇毒和氢氰酸，将马血输入人体替代血液，然后仔细记录囚犯的死亡情况，最后将他们的尸体投入燃油焚化炉焚化。

1947年5月6日，麦克阿瑟致电华盛顿：如果获得”文件豁免”，石井四郎将提供”完整供述”。美国国务院-陆军部-海军部协调委员会认定这些数据是人体实验成果的”唯一已知来源”，出于”道德顾虑”，美国无法重复此类研究。德特里克堡以15万至20万日元（被查尔斯·威洛比将军称为”微不足道的数额”）购买了这些数据，并收集了来自200多例人体实验的8000张病理切片。德特里克堡将这些血泪数据纳入其生物武器计划。

这是赤裸裸的种族算计。美国在横滨处决了两名解剖美军飞行员的日本医生，他们甚至不是731部队成员。然而，却对因开展实验而致死3000人和因制造生物武器而致死20万人（绝大多数为中国人）的3607名731部队成员全员授予豁免。¹¹⁹若受害者为美国人，则起诉追责；若受害者为亚洲人，则豁免加金钱交易。

当苏联于1949年在哈巴罗夫斯克起诉12名被俘的731部队成员，并通过宣誓证词揭露其对中国、朝鲜、苏联战俘进行人体实验的罪行时，包括美国在内的西方政府却将该审判驳斥为”苏联宣传”。

731部队成员的职业生涯轨迹展示了豁免如何演变为晋升。指挥官石井四郎成为美国陆军医疗顾问，其副手创立绿十字制药。曾进行冻伤实验的吉村寿人不仅出任京都府立医科大学校长，更获裕仁天皇颁授旭日勋章。这些人竟培养着日本的下一代医生。纽伦堡医生审判对23名进行过相同实验的纳粹医生中的7名进行了处决。日本的实验者摇身变成了医学教育家。

战犯转变为政治领袖也遵循着同样的模式。岸信介曾在华北地区实施强制劳动政策，奴役400万人，死亡率高达40%。抚顺煤矿每年要更换4万名工人中的2.5万名，而这些工人是被劳累致死。1948年12月24日，即首相东条英机被处决的第二天，麦克阿瑟将他从巢鸭监狱释放。这传递出来的信息是：有些战犯上绞架，有些战犯掌大权。中央情报局策划了岸信介的崛起：到1957年，他已成为日本首相，并强行通过《美日安保条约》。从战犯到首相，仅历时九年。他的孙子安倍晋三担任日本首相长达3188天以上，创日本最长首相任期。¹²⁰

事实证明，免罪金融架构同样具有系统性。儿玉誉士夫通过私贩鸦片掠夺了1.75亿美元，中央情报局称其为”职业骗子、黑帮分子、江湖术士和彻头彻尾的窃贼”，但却始终将其保留在工资单上，他窃取的财富为自民党提供了资金。“世界上最富有的法西斯分子”笹川良一将战时掠夺的财富转化为日本赌博垄断权，通过其日本基金会在全球范围内资助右翼事业。

财阀企业——三菱、三井、日产、住友——剥削了4万名中国囚犯和数十万朝鲜劳工。他们的高管都最终以亿万富翁的身份离世。甲级战犯正力松太郎在创办日本电视台的同时，更塑造了数代日本人的公众记忆。

强行否认历史

构建免罪体系不仅需要保护战犯，还要强行否认历史。日本从未向亚洲受害者作出全面道歉。中国死亡2400万人，却未获正式无条件道歉。印度尼西亚死亡340万人、缅甸34.5万人、马来亚”肃清”行动10万人、菲律宾76.5万人，均未得到直接承认。

1995年的村山谈话仅属个人表态，而国会决议并未认罪。¹²¹教科书最大程度地淡化此类犯罪行径。日本会议的4万名成员系统性地推翻”东京审判史观”。一个供奉战犯并审查受害者的国家，无从谈及忏悔。

麦克阿瑟对裕仁的豁免，为所有的否认奠定了基础。在审判开始之前，这位本应对731部队承担指挥责任的天皇就被承诺免于追责。这制造了一个法律黑洞：如果最高指挥官能获得豁免，则任何组织都不构成犯罪，整个指挥链的责任更无从追溯。裕仁于1989年逝世，始终未曾就其麾下军队造成的数百万亡魂接受质询。

靖国神社供奉着1066名战犯，其中包括14名甲级战犯。自1978年以来，已有七位首相前往参拜，其中小泉纯一郎更是去往了六次。游就馆陈列着建造泰缅铁路的机车，颂扬日本的工程技术，却抹去了为筑路而死的9万名亚洲劳工的生命。在哈尔滨731部队博物馆，受害者保留了施暴者予以否认的证据。德国将否认大屠杀定为刑事犯罪；日本当局却压制对战争罪行的承认。记录暴行的历史学者们面临着死亡威胁，设立慰安妇纪念碑则会引发外交抗议。

麦克阿瑟将免罪体系作为政策来构建，确保战犯成为日本的统治精英，在数百万亚洲亡魂的正义与反共产主义的稳定之间，他选择了后者。

战犯成为内阁成员，而受害者却在百科全书中被抹去。

15. 记忆黑洞：承认战争真相

2025年3月29日，美国国防部长赫格塞思站在硫磺岛上庆祝”昨日的敌人，今日的朋友”。日本和美国曾作为竞争帝国而非意识形态对手交战，他们共同的敌人始终是社会主义。

历史修正主义正加速上演。在2023年广岛G7峰会上，原子弹爆炸被重塑叙事——不再是美国对平民的大规模屠杀，而成了对”俄罗斯和中国核威胁”的警告。美国核武器的受害者竟成为宣传工具，用于指控从未使用过核武器的国家。日本首相站在14万人的死亡之地指责北京和莫斯科，却丝毫不提华盛顿。

广岛原子弹爆炸后的五年里，麦克阿瑟开始重新武装日本。六年内，《旧金山和约》就将中国和苏联这两个真正打败日本法西斯主义的国家排除在外。如今，海格塞斯宣布日本为对抗”共产主义中国侵略”的”作战总部”。这条时间线揭示了真相：帝国主义国家之间的冲突是暂时的（1941年至1945年），而反对社会主义的战争是永久的，自1917年开始直至此后的一个多世纪，这一点从未改变。

西方对历史的抹除表现在多个层面。首先，西方国家几乎集体沉默，无视有关战争的基本事实，即苏联摧毁了80%的德国国防军，而中国则牵制了日本的大部分兵力，各自的死亡人数分别为2700万和2400万。

除了这种公开的噤声，更隐蔽的学术抹除也在悄然发生。即使从技术层面承认可能高达5000万的死亡人数，这些数字也往往被埋没在晦涩、看似中立的文献中，并以剥离了施暴者、责任和社会主义胜利背景的纯粹数据形式呈现。与此同时，受害国最全面的研究却被施暴者以”死无对证”的荒唐理由蓄意淡化，其报告的伤亡人数被污蔑为政治夸大，而施暴者却控制着历史账簿为所欲为。这就是帝国撒谎的方式——让死者经历双重消亡。首先，夺其生命，摧其肢体。然后，否认这些事实的存在。西方承认数据与现实之间的差距绝不是误差、疏忽或方法上的差异。这是蓄意为之、系统性操作且仍在持续进行中。

因此，要进行全面的清算，就必须还原被遗忘的历史背景和实际伤亡人数。计算方法是将被漠视的两个主要受害者群体的伤亡人数相加：

•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伤亡总人数，包括社会主义胜利者和遭受苦难却被忽视的殖民受害者：
  • 苏联：4000万至4500万人伤亡（死伤）
  • 中国：3500万至5000万人伤亡（死伤）
  • 殖民地人民（亚洲和非洲）：1120万人死亡
• 反共种族灭绝遇难者，他们遭受的屠杀被淡化或遗忘：
  • 朝鲜半岛死亡人数：450万
  • 东南亚死亡人数（越南、老挝、柬埔寨）：310万至510万
  • 印度尼西亚死亡人数（1965年至1966年）：100万至200万

这些数字的总和揭示了西方所谓中立数据和集体沉默背后所隐藏的残酷真相：共有9000万至1.15亿人被抹去。这一保守统计甚至不包括智利、危地马拉等美国支持政权的恐怖主义活动受害者，也不包括六个世纪以来因不间断的帝国主义暴行而命丧非洲大陆的受害者。每一个未被统计的伤亡都在为帝国服务；每一个被淡化的种族灭绝都在保护罪魁祸首。

16. 背叛有迹可循：从开罗到旧金山

战后的背叛在战争结束前就已注定

《开罗宣言》（1943年11月27日）承诺朝鲜将变得”自由和独立”——罗斯福、丘吉尔和蒋介石签署这份宣言时，朝鲜强制劳工正死于日本矿场。¹²²《大西洋宪章》（1941年）保证”未经有关人民自由表达的意愿，不进行领土变更”。¹²³然而，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英国首相丘吉尔就向议会澄清，这一原则仅适用于”如今被纳粹枷锁束缚的欧洲国家”，明确将大英帝国的殖民地排除在外。¹²⁴《波茨坦公告》（1945年7月26日）要求日本彻底非军事化并归还中国领土。罗斯福的”四警察”构想设想联合国由美国、英国、苏联和中国这四个大国控制。而每一个承诺都会被系统性背弃。

逆转随即开始。1945年8月，区区上校迪安·腊斯克划下了三八线，分割了曾获许诺独立的朝鲜。¹²⁵到1950年，美国却将其承诺要解放的朝鲜半岛付之一炬。《大西洋宪章》中的领土完整原则呢？美国最终将在98个国家和领土建立了902个海外军事基地。¹²⁶

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之后，美军占领了冲绳——日本于1879年强行吞并的前琉球王国。《波茨坦公告》将日本主权限制在其本土和”我们确定的小岛”上，却未规定琉球人的自决权。美国只是取代日本成为占领者，直到1972年才将行政权交还日本——同样未征询冲绳人民的意见。但如今美军基地仍占据该岛18%的土地，驻日美军70%的兵力都集中在这里。¹²⁷日本的非军事化呢？广岛原子弹爆炸仅五年后，即1950年，麦克阿瑟就创建了警察预备队（后来的自卫队）。

旧金山排除策略

《旧金山和约》（1951年9月8日）通过精心策划的排除条款将背叛固化。尽管中国在打败日本的战争中承受了3500万至5000万人的伤亡，但无论是北京政府还是台北当局都没有受到会议邀请。苏联出席了会议但拒绝签字。¹²⁸苏联代表安德烈·葛罗米柯的抗议直言不讳，该条约”将日本打造为美国军事基地”，却将”作为主要受害者之一的中国”排除在外。¹²⁹当他试图争取讨论机会时，美国操纵的议会程序却判定他”违反议事规则”。有关中国参与的问题被直接无视。美国国务卿约翰·福斯特·杜勒斯因其精心策划的排除策略获得了20个代表团的”极力赞扬”——正是这位杜勒斯，后来扬言要实施”大规模报复”，将世界推向核边缘政策。美国通过排除在战胜日本时牺牲最大的两个国家来与日本进行和平谈判。这不是疏忽，而是奠定战后东亚安全格局的基础。

本为通过大国合作实现集体安全而设立的联合国，立即遭到架空。美国利用苏联缺席安理会的机会操纵朝鲜议案表决，随后制定各种替代机制绕开苏联的否决权。成立于1949年的北约（NATO）和其他平行架构在联合国职权外运作。美国将朝鲜战争称为”警察行动”，开创了无需安理会批准即可进行无休止干预的先例。如今，在叙利亚、利比亚和也门也使用了同样的语义操纵。

三场战争，一种模式。

最终的清算粉碎了帝国神话：拥有巨额财富者对最贫穷者施加了最大程度的暴力——却依然失败。拥有最少财富的社会主义力量却动员了最多人士——并取得了胜利。

当今针对中国和俄罗斯（独立的非社会主义国家）的”新冷战”也遵循同样的剧本。面孔变了，但帝国主义仍未改变。当西方媒体妖魔化中国，而忽略中国让8亿人摆脱贫困的事实时，当西方媒体将俄罗斯描绘成一个侵略者，而北约却扩张到俄罗斯边境时，我们看到的正是那台曾抹除谁打败了法西斯真相的宣传机器。

17. 结语：百年斗争中的世界反法西斯战争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并不是人类战胜邪恶后迎来和平的正义之战，而是帝国主义自1917年俄国革命开始延续至今、百年侵袭社会主义历程的一章。

自由主义虚构的三种相互竞争的制度——民主、法西斯主义和共产主义——掩盖了真相。法西斯主义实为危机中的资本主义，其面具已然脱落。真正的斗争从未存在于三种制度之间，而是存在于两种制度之间：社会主义和资本主义，法西斯主义不过是资本主义为应对革命威胁而启动的紧急机制。

殖民宗主国曾支持法西斯主义的崛起——从丘吉尔盛赞墨索里尼，到美国企业为希特勒的战争机器添砖加瓦——为了解决帝国主义链条中最薄弱环节可能出现的社会主义萌芽，并摧毁苏联这一伟大尝试，法西斯主义就成了他们的解决方案。只有当法西斯主义威胁到西方帝国主义列强的利益时，它们才不情愿地与其原本希望被摧毁的社会主义国家结盟。

数据无比清晰地揭露了残酷的真相。

苏联和中国掌控着不到全球六分之一的经济产出，却摧毁了超过80%的法西斯军事力量，同时承受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59.8%的死亡总人数。他们赢得了战争。罗斯福和丘吉尔则布局赢得了战后秩序。这不是巧合、策略或巧妙把握时机，而是一场从一开始就精心策划的背叛，且经过了精确的执行，并通过持续至今的宣传所掩盖，当他们庆祝诺曼底登陆日却抹去斯大林格勒战役，敬仰丘吉尔却隐瞒他的孟加拉种族灭绝罪行，宣称胜利而那些真正的胜利者却数百万长眠于无名坟墓时，这种宣传仍在继续。

但战争在战略层面上从未结束，它只是改变了形式。1931年，日本入侵中国；1941年，德国入侵苏联；1950年，美国入侵朝鲜；1955年，美国接管法国在越南的战争。“打败法西斯主义”和攻击社会主义之间没有间隙——因为摧毁社会主义始终是他们坚定的目标。

同样的牺牲算计还在继续。朝鲜战争：朝鲜半岛死亡人数为450万，而美国损失54246人；越南战争：越南官方记录的死亡人数为310万，而美国损失5.8万人；印度尼西亚：根据澳大利亚和美国政府提供的处决名单，1965年至1966年间有100万至200万人被杀害；¹³⁰对于非洲来说，从奴隶贸易和殖民种族灭绝开始，六个世纪以来帝国主义暴行从未间断。今年也是1955年万隆会议70周年，当时29个非洲和亚洲国家宣布拒绝成为冷战的棋子，同时要求摆脱殖民统治和新兴的新殖民主义支配，获得真正的独立。

如今，反共和殖民种族灭绝已从朝鲜群山和印度尼西亚群岛蔓延至刚果矿场、智利铜矿和加沙——目标从未改变。每个寻求真正独立的国家都为追求独立付出了血的代价。武器变先进了，但种族灭绝仍一如既往。任何真正尝试独立发展的国家都面临着一个选择：要么屈服于资本，要么面对帝国主义的侵袭。

当以美国为首的军事集团占据世界总军事支出的75%以上，当北约背弃承诺持续扩张，当制裁措施扼杀从古巴到萨赫勒地区任何主张主权的国家时，帝国主义以其他手段推动着同一场战争。¹³¹“基于规则的国际秩序”与”文明使命”内涵无异：要么屈服，要么被摧毁。

当西方领导人援引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为侵略行径正名时，请记住那些真正战斗和牺牲的人。他们口口声声捍卫民主，却在被迫参战之前与法西斯结盟；他们承诺保护人权，却任由数百万人遭受战火，以保存自己的实力。

苏联和中国人民拯救人类凭借的不是财富而是牺牲，不是优越的资源而是出色的战略，不是保存资本而是动员群众。

社会主义人民和领导层能够击败任何形式的帝国主义——无论是过去的法西斯主义——还是现在的超级帝国主义，纵使面临各种物质劣势。这一胜利需要天才、勇气和难以想象的牺牲。它还证明了帝国主义无法接受的一点：只要组织得当、领导有方，动员起来的普通民众也能击败任何帝国。毛泽东在《论持久战》（1938年）中明确提出了这一真理：“战争的伟力之最深厚的根源，存在于民众之中”。不在于GDP增长率或军事预算，不在于殖民掠夺或工业能力，而在于那些拒绝屈膝的被动员起来的民众。数据证明他是正确的：占世界GDP的8%的国家击败了占30%至32%的国家。准则保持不变——当人民被组织起来时，任何帝国都无法屹立。

我们正面临百年未有之大变局。自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证明建立资本主义之外的新世界是可行的，已过去百年。如今，八个最富有的帝国主义国家占世界GDP的比重自1900年以来首次从57.3%下降到29.9%——随着全球南方的崛起，它们的经济扼制正在减弱。我们从倒下者和所有烈士身上汲取力量。我们不会让他们白白牺牲。历史站在我们这一边。

这正是他们在谁赢得了战争问题上撒谎的原因。

这正是我们必须揭示真相的原因。

附录： 数据、来源和方法

本附录全面概述了支撑本研究的数据来源、计算过程和方法原则，旨在为读者提供透明度，并集中呈现相关资料，以便于那些希望了解本文核心论点所依据的基础证据的读者查阅。本附录分为三个部分：

• 数据表和图表数据来源：即文中出现的汇总表格
• 方法说明：解释数据是如何计算和解读的，包括关键对比数据表
• 原始数据来源摘录：直接从主要来源复制的关键数据表，以确保完全透明

第一部分：数据表和图表来源

第二部分：方法说明

GDP与人口数据计算方法

本文所有GDP和人口数据计算都遵循系统的来源层级结构，以确保一致性并最大化数据覆盖范围。

GDP数据计算方法

为了便于国与国之间的比较，所有GDP数据均按1990年国际美元（吉尔里-哈米斯元）计算。主要GDP数据来自哈里森（1998年）。如果哈里森未能提供所需数据，则以麦迪森（2010年）的数据作为补充。只有当上述两个主要来源均缺乏所需数据时，才会使用其他来源。

1941年世界GDP总额的估算方法如下：以麦迪森提供的1940年世界GDP总额（45470亿美元）为基准，首先计算1940年至1941年有连续GDP数据的国家（占1940年世界GDP的73.7%）的加权平均增长率（4.6%），然后再根据1940年的世界GDP数据得出1941年的世界GDP估计值。计算过程：45470亿美元×1.046=47590亿美元。¹³²

中国仅有1938年的GDP数据，其1941年的GDP数据及其占世界GDP的份额均为估计值。¹³³
人口数据计算方法

人口数据主要来自麦迪森2010年数据库，该数据库全面覆盖了研究所涉及的国家和时间段。哈里森（1998年）曾使用过麦迪森数据集的早期版本（现已不可用），但为了保持一致性，本文使用的是2010年修订版。对于麦迪森未覆盖的部分，则采用替代来源或插值法。具体而言，1941年和1946年的苏联人口数据来自Statista（2025年），而1942年至1945年的数据则通过线性插值推算得出。¹³⁴

需要说明的是，将线性插值法应用于战时数据属于简化假设，无法反映实际人口变动情况；这些数据应视为粗略估算。

注释

所有通过插值或推导得出的数值均是由于历史记录缺失而采取的折衷方法。如有国家的领土边界在我们研究的时间段发生变化，我们将以各年份主要来源所定义的边界为准。

关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伤亡人数计算的说明

本研究仅记录死亡人数。我们得出的8530万死亡人数，处于西方估算范围的高位值，这主要源于我们采纳了主要受害国开展的全国性综合研究项目。

• 苏联：苏联2700万死亡数据来自Andreev等人（1993年）的研究成果。¹³⁵
• 中国（1931年至1945年）：我们认为，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始于1931年日本入侵华北。中国2405万的总死亡人数是根据多个来源综合得出的数字，主要以卞修跃的研究（2012年）为基准。具体构成计算如下：
  • 直接死亡人数（1937年至1945年）：约2060万
  • 间接死亡人数（1937年至1945年）：约300万（主要归因于战争导致的饥荒和流离失所）
  • 估算死亡人数（1931年至1937年）：约45万（由于该时期官方数据缺失，故基于日本开始入侵和占领东北期间的大量有据可查的事件作出的估算）
  • 计算得出的总死亡人数：约2405万¹³⁶
• 印度：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期间印度死亡人数的计算主要包含两部分：军事伤亡（8.7万人）和1943年孟加拉饥荒（300万人）（Sen，1977年）。由此得出印度的总死亡人数为308.7万人，但为便于分析取整为300万。¹³⁷这种取整处理不会对我们的任何计算产生重大影响——印度的死亡人数仍占全球死亡人数的3.5%，每例死亡人数对应的《租借法案》援助金额仍为1189美元。使用300万这一整数也符合我们的保守估算原则，这一数字更能显示，印度的死亡人数几乎全部来自饥荒，而非军事伤亡。

世界反法西斯战争中的非洲死亡人数

由于殖民记录保存不完整以及非洲伤亡历来未引起足够重视，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期间非洲伤亡人数的评估非常困难。本部分将160万死亡人数作为保守估算基准，若计入未记载的死亡人数，其合理范围在160万至200万之间。

主要来源文献记录

根据埃塞俄比亚政府1945年给同盟国的备忘录记载，在意大利入侵与占领期间（1935年至1941年），埃塞俄比亚共有76.03万人死亡，具体包括：¹⁴¹

1. 27.5万人阵亡
2. 30万人死于战争导致的饥荒和流离失所
3. 18.53万人死于屠杀、处决、集中营和化学战

该数据载于Del Boca（1969年）第275页，是出自非洲战区最为严谨的《国民经济核算》。

《牛津非洲历史研究百科全书》提供了对非洲其他地区的综合伤亡估算：¹⁴²

• 47.5万非洲军事人员死亡（包括参与欧洲和亚洲战场的殖民地部队）
• 50万平民死于战争相关因素（不包括埃塞俄比亚）

这些数据综合了近年来关于北非战役、殖民地部队部署及平民伤亡的研究成果。

方法注释

根据我们对世界反法西斯战争（1931-1945年）的定义，我们将始于1935年的意大利-埃塞俄比亚战争纳入世界反法西斯抵抗运动范围。有据可查的174万死亡人数基准数据，由主要来源（埃塞俄比亚政府）和经过同行评审的学术综合研究（埃塞俄比亚76.03万人+非洲其他地区97.5万人）设定。

殖民记录系统性低估了非洲的死亡人数，特别是强制劳动、区域性饥荒、报复性杀戮和焦土政策导致的死亡。参照亚洲战场文献记录中的类似缺失比例，采用10%至15%的修正系数可涵盖这些遗漏，由此得出200万人的估算上限。

保守方法：采用160万这一数字

我们有意采用160万这一最为保守的非洲死亡人数——绝对的下限值——是出于以下几个原因：​

• 文献严谨性：这一数字仅基于现有有据可查的文献来源，无需过多推演，并且已考虑不同伤亡类别间的潜在重叠，因此在证据层面也更站得住脚。
• 策略性低调表述：使用经得起推敲的最小估算值，能确保我们关于牺牲分布的总体论断不会被指责为夸大其词。实质上，我们可能仍低估了非洲的死亡人数。
• 比较背景：即使按照160万这一最保守的估算，非洲的死亡人数也超过了美国和英国军事死亡人数的总和（84.7万），自称胜利的一方和付出代价的一方显得极不对等。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实际死亡人数还要更高，若计入殖民者系统性瞒报，这一数字可能接近200万。然而，我们在估算方法上的保守性反而强化了我们的核心论点：即使采用最小估算值，也能说明从世界反法西斯战争叙事中抹去非洲所做出的牺牲，是严重的历史不公。

死亡人数统计——朝鲜战争和越南战争

• 朝鲜（1950年至1953年）：150万至250万人死亡。上限值源自Halliday和Cummings（1988年）的研究：“200多万朝鲜平民和约50万朝鲜士兵丧生”。¹⁴³这与美国空军指挥官柯蒂斯·李梅承认”消灭20%人口”的供述一致。
• 韩国（1950年至1953年）：150万至200万人死亡。Shin（2001年）指出：“战争死亡人数漏报，加上战后死亡登记系统不完善，使得这一估算值不到所报告战争相关死亡人数的一半，实际数据可能在150万至200万之间。”
• 朝鲜半岛总死亡人数（1950年至1953年）：300万至450万，占战前人口的10%至15%。
• 越南（1955年至1975年）：目前越南政府公布的死亡人数为310万人，而一些早期人口统计学研究中提到的则高达510万人。¹⁴⁴

注：越南和美国的死亡人数均按各自1965年（1955年至1975年战争期间的中间年份）人口比例计算，以反映二十年冲突期间的人口变化。使用单一年份作为参照，可在承认人口在整个战争期间不断波动的情况下确保比较基准的一致性。

《租借法案》援助金额计算

据美国国务院（1945年）报告，其对大英帝国的《租借法案》援助总额为302.6921亿美元（第14页，表2），但未披露提供给每个英联邦国家的援助明细。为了估算英国、英属印度、澳大利亚和新西兰的援助金额分配情况，我们提出以下方法：

第1步：依据表25（第42-43页）计算出口份额–43)

我们计算了每个获援助国占大英帝国《租借法案》出口总额（17954911美元）的份额。因此，对于英国，其份额为：13842043美元÷17954911美元=77.1%。

第2步：将份额应用于援助总额

然后，将这些份额应用于大英帝国的援助总额，并将结果四舍五入至千美元。¹⁴⁶因此，对于英国，估算的援助金额为：30269210000美元×77.1%=23335549000美元。

注：来源数据和我们的计算中均将锡兰（斯里兰卡）计入印度，因为当时美国《租借法案》核算中将两地作为统一行政单位处理。

方法局限性：

1. 本方法假设援助金额分配与出口份额分配相匹配，这也许无法反映出实际模式。
2. 部分援助可能通过未在出口数据中体现的其他渠道进行分配。
3. 军事装备的调拨可能遵循不同于一般物资的分配模式。

关于”大英帝国”定义的说明

本研究采用两种不同的”大英帝国”定义，分别对应于相关政府的历史用法：

英国的定义（适用于人口数据）

对于图1中1941年的人口计算，我们采用的是英国政府对大英帝国的官方定义，其包括：

1. 自治领：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南非和纽芬兰（1949年之前为独立于加拿大的地区）
2. 印度帝国：印度（包括现在的印度、巴基斯坦和孟加拉国）、缅甸和锡兰
3. 殖民帝国：遍布非洲、亚洲、中东、美洲、太平洋和地中海地区的殖民地、保护国和委任统治地

这一全面的定义涵盖了英国主权或保护下的所有领土，无论其自治程度如何。

美国的定义（适用于《租借法案》援助金额计算）

对于图3中《租借法案》援助金额分配的计算，我们必然要采用美国国务院1945年的行政分类标准。美国定义的大英帝国划分如下：

该定义影响了美国官方文件中援助金额的分配和报告方式。

这两种定义的区分至关重要：英国的定义可用来理解大英帝国的总人口和资源，而美国的定义则决定了战时援助的实际流向与核算。图3中关于人均援助金额和每例死亡援助估值的计算反映的是美国的行政分类，而非大英帝国的自我认知。

关于八大最富有帝国主义国家GDP的计算（1900年和2024年）

“八个最富有的帝国主义国家占世界GDP的比重自1900年以来首次从57.3%下降到29.9%”，这一比较需基于历史连贯性与政治分类做出具体的方法选择。

2024年八大最富有帝国主义国家GDP的计算

这八个最富有的帝国主义国家根据其在帝国主义国家中的GDP排名确定。它们分别是：美国、日本、德国、法国、英国、意大利、西班牙和加拿大。需要注意的是，这八个国家的GDP总额和世界GDP总额均按购买力平价（PPP）计算，来源为世界银行《世界发展指标》，最后更新时间为2025年7月。

1900年八大最富有帝国主义国家GDP的计算

1900年的八大列强——美国、英国、德意志帝国、法兰西帝国、俄罗斯帝国、奥匈帝国、意大利和日本——都致力于帝国扩张或殖民统治。我们将麦迪森（2010年）数据作为主要来源，但面临两个具体问题：

1. 奥匈帝国：麦迪森2010年数据库中没有关于奥匈帝国的统一数据，因该帝国在数据库建立时已解体。为了重构1900年哈布斯堡帝国的经济权重，我们汇总了以下地区的GDP数据：
   1. 奥地利
   2. 匈牙利
   3. 捷克斯洛伐克（因捷克在1900年属奥匈帝国）

由此得出的总和最接近奥匈帝国的实际经济产出。

2. 波兰：波兰1900年的GDP数据来自麦迪森（2010年），尽管波兰当时并不是一个独立的国家（自1795年起被俄罗斯、德国和奥匈三国瓜分）。为了准确反映波兰1900年的GDP在三个瓜分国之间的分配情况，我们将波兰报告的GDP分配如下：
   1. 60%归俄罗斯帝国（反映了俄国对最大瓜分区波兰会议王国的控制）
   2. 30%归德意志帝国（反映了普鲁士对大波兰和波美拉尼亚的控制）
   3. 10%归奥匈帝国（反映了奥地利对加利西亚的控制）

这些百分比大致反映了波兰被瓜分时的领土和人口分布情况。

关于政治分类的说明

俄罗斯在1900年的名单中，却被排除在2024年的名单之外，这反映了历史环境的变化以及我们对当代全球权力结构的分析。这种方法选择确保了在不同时期对帝国主义国家经济实力进行追踪的一致性。

计算结果显示，八个帝国主义列强在1900年控制着世界GDP的约57.3%，而当前八个最富有的帝国主义国家在2024年的这一占比为29.9%。

第三部分：原始数据来源摘录

本部分摘录了基础来源中的关键表格，以便为本文提出的统计论断提供最大的透明度。

用于生成此图的数据：图1.经济实力与人口（1941年）

用于生成此图的数据：图2.迟来的战斗：军队人数占人口比重（1939-1945年）

用于生成此图的数据：图3.西方对白人与非白人生命的重视程度存在明显差异：《租借法案》援助金额分配情况（1941-1945年）

用于生成此图的数据：图4.拖延的经济账：军事支出对比

读者指南 ：四层尾注说明

第一部分：如何阅读四层级尾注

每条尾注的四层级结构

每条尾注包含多层级信息，但读者只能看到其中的三个层级。

各层级含义

• 第1层级：背景——解释性框架，说明该证据的重要性
• 第2层级：可验证论断——可供独立验证的具体事实
• 第3层级：来源——验证事实的出处和具体页码
• 第4层级：证据——存在于数据库中但未公开的研究方法

关于论断编号的说明： 论断按X001、N002等方式编号，但编号不连续（例如，1、9、47）。这反映了迭代式多团队研究方法，在编写过程中，有些论断被合并、移动或弃用。编号之间有间隔是正常的。

尾注示例：

数据追踪 ——简单示例

正文陈述 “中国死亡人数为2405万”

尾注提供：基本来源和背景

附录详解

• 2405万这一数据是如何计算得出
• 数据与西方估算存在差异的原因
• 所用来源和选取依据

以下部分为学术读者提供方法论背景。

第二部分：方法与原则

了解研究方法

本文使用法证史学方法，调查历史记录中的缺失与抹除情况，而非简单地接受既定叙事。尾注通过将解释与事实分开以及优先采纳受害国证据的体系，体现了这一方法。

关键方法创新

调查抹除情况，而不仅仅是记录事件

本研究发现了两种类型的抹除：

• 低估死亡人数——主流统计中遗漏的数百万生命
• 忽视证据——现存于档案却罕见于主流历史记载的事实

时间框架重构

本方法将世界反法西斯战争的起点定为1931年（日本侵华）而非1939年，揭示了被西方历史分期所抹去的八年抗战史。

透明层级结构

与将所有内容混合在一起的传统脚注不同，本尾注体系：

• 将解释与事实分开
• 记录了研究方法（即使未公开）
• 支持多层级验证
• 标注来源冲突并说明取舍依据

批判性阅读问题

阅读时，请思考以下问题：

1. 以谁的声音为中心？注意观察受害国的文献记录优先于外部观察者记载时的情况。
2. 哪些真相正在被重新发掘？许多事实虽现存于档案中，却被主流叙事所忽略。
3. 数据差异因何产生？当出现相互矛盾的估算数据时，附录将解释采信的数据和取舍依据。
4. 哪些历史仍不可考？本方法承认存在记录被销毁（如缅甸史料）且证据无法复原的情况。

来源优先级及其重要性

来源分级体系——整体分析法

本研究系统性地考量了各种来源：

1. 来自受害国的原始资料——中国政府调查、苏联档案、越南记录
2. 受影响国家学者的研究成果——这些学者能够查阅当地档案并掌握相关语言
3. 国际调查——联合国报告、战争罪法庭
4. 援引原始证据的西方来源——恰当记录原始来源的学术著作
5. 用于对比的西方来源——确定主流叙事观点

确定优先级排序的原因

受害国可以更好地直接掌握记录自身损失所需的信息。2405万中国人死亡的数据来自中国社会科学院历史学家卞修跃，他在2012年的著作中记录了1937年至1945年间约2360万的死亡人数，再加上其估算的1931年至1937年间45万的死亡人数，即得到这一数据。另外，中国政府历时十年的调查显示，总伤亡人数为3500万（包括死亡和受伤人员）。受害国的综合研究显示死亡人数为2405万，而西方的估算只有1400万至2000万，这种差异表明主流史学研究存在系统性低估。相较于外部估算，本方法优先考量来自受害国的严谨学术研究和调查。

战略性使用施暴者的自白

如果施暴者承认施暴事实，则该等事实可作为保守基准。例如，根据英国殖民办公室的记录，尼日利亚锡矿的死亡率为10%，实际死亡率可能更高。即使按照其承认的最低数字，也足以证实剥削的本质。

保守估算原则说明

在数据采纳方面，本方法通常使用受害国官方文献记录中显示的保守估算，但具体处理方式会因证据的可获取性及归因难度而有所调整。这意味着：

• 实际伤亡人数可能比记载的人数更高。
• 即使是最低数字也足以揭示系统性抹除。
• 保守数据通常强化论证力度，但筛选过程却反映了证据本身的复杂性。
• 若数据在某个区间内，本方法根据具体情况加以调整：对于非洲，采用160万这一数字（区间为160万到200万），因为很难确定哪些死亡主要归因于战争而非其他因素——这个问题目前仍未得到充分研究，尽管更高数值的可能性几乎相当；对于印度支那，采用150万这一数字，以反映有据可查的低估情况；对于菲律宾，采用76.5万（中位数）这一数字以平衡指向更高数值的数据来源。

实质性创新：串联被掩盖的证据

除了方法上的创新，本研究还将零散及边缘化的证据进行串联和整合，以揭露西方的策略。

企业共谋

• IBM的托马斯·沃森与罗斯福私交甚笃，曾获得希特勒授予的勋章，该公司的打孔卡系统帮助大屠杀实现自动化。
• 通用汽车为德国国防军的卡车工厂申报税款抵扣，同时生产用于入侵苏联的车辆。
• 直到1941年，仍有250家美国企业在纳粹德国运营。

保护战犯

• 丘吉尔曾通过秘密备忘录要求保护意大利最高军衔的战犯，包括巴多利奥。
• 麦克阿瑟赦免了731部队的3607名成员——他们曾将多名囚犯折磨致死，却反而获得实验数据购买款。
• 岸信介在美国中央情报局的运作下，仅用9年时间就从战犯摇身一变成为日本首相。

战略算计

• 原子弹轰炸其实旨在扼制苏联和中国的影响力，而不是打击已经溃败的日本。
• 第二战线的开辟被系统性延迟了730天，苏联在此期间伤亡惨重。
• 《租借法案》援助揭示了种族算计：白人每人可获得442美元的援助，而非白人仅为4.40美元，比例之悬殊高达101:1。

死亡率对比

• 社会主义力量：占世界反法西斯战争死亡总人数的59.8%
• 殖民地人民：占死亡总人数的13.1%
• 英美人：占死亡总人数的1%
• 该模式延续至朝鲜战争（朝鲜人/中国人占死亡人数的92%）和越南战争（东南亚人占死亡人数的98%）

这些有据可查的事实通常散见于各类专门的档案中，在主流历史叙事中极少提及，本研究将其汇编整合，并附有详细引证。尾注不仅提供来源，还揭示主流叙事试图掩盖的系统性共谋模式。

附录结构说明

附录通过三个部分提供完全的透明度：

第1部分：数据表格和图表来源

在正文中清晰呈现数据，并注明来源。

第2部分：方法说明

详细说明以下内容：

• 具体计算方式
• 特定来源的选择依据
• 矛盾数据的处理方式
• 假设的设立及原因
• 保守估算原则

第3部分：原始数据来源摘录

原始图表完全按照其在主要来源中的方式呈现，使读者能够自行验证所有计算。

第三部分：研究基础架构和技术基础架构——有力高效的引证管理

面向有兴趣复制该方法或了解全部研究结果的研究者.

摘要

本部分记录了一种创新的研究基础架构，将Zotero与辅助软件及开发实践相结合，用于管理全球分布式研究团队的200余项事实和400余条引文。该系统仍采用与第一部分相同的四层级要素分列法（此处从工作流程的角度呈现：解读、事实、来源、方法），同时保留完整的验证追踪。

系统架构

核心组成部分
Zotero作为数据层

• 案例条目——存储带有四层级结构化注释的论断
• 仅使用书籍章节条目——每一处引用均标注具体页码
• 图谱条目——共享研究报告与方法文档
• 扁平化存储库结构——采用顺序编号（80WAFW-001至80WAFW-999）

四层级分列法

• 第1层级：背景（解读性）→ 已发布
• 第2层级：可验证论断（事实性）→ 已发布
• 第3层级：来源（引文）→ 已发布
• 第4层级：证据（方法与验证）→ 已存档

3. 验证基础架构

• 软件辅助的初始验证（大规模模式检测）
• 强制性双人人工复核（识别系统性偏差）
• 颜色编码追踪（绿色、橙色、黄色、红色标记）
• 批准前必须达成共识
• 第3层级完整审计追踪

关键技术创新

书籍的唯章节架构

每一条书籍引文都是一个完整的书籍章节，且包含完整的元数据，其优势在于：

• 自包含记录（不会出现依赖链断裂）
• 参考文献生成软件代码自动去重
• 简化的导出/导入流水线过程
• 每一条引文可通过额外字段关联多个论断

结构化注释模板

每个案例条目都要有结构明确的注释：

• 论断编号：X001
• 论断名称：[描述性]
• 论断背景：[第1层级——解读性]
• 可验证性论断：[第2层级——事实性]
• 论断来源：[第3层级——引文]
• 论断证据：[第4层级——方法]
• 验证说明：[双人复核记录]
• 附加信息：[可选]

软件流水线过程

导出基础架构

• Zotero → CSV（v63脚本）：提取四层级结构，生成芝加哥式注释格式
• CSV → Word（VBA v64）：UTF-8处理、DOCX回退、可发布尾注

版本控制策略

• 配备快照功能的专用备份机器
• 集合级RDF导出
• 弃用集合（永不删除）
• 使用电子表格、json和markdown文件进行外部元数据追踪。

审核流程

• 通过软件辅助系统实现对论断和引文的四轮审核，以解决许多事实和解释彼此矛盾的问题。每一轮审核都包括研究者的深度审校。

实施要求

技术栈

• Zotero 6+配合Better BibTeX
• 使用Node.js导出脚本
• 使用Excel或LibreOffice处理CSV文件
• 支持VBA的Word
• 云存储系统用于PDF文献库

结语

本方法展示了历史研究如何从软件开发的最佳实践中受益，同时保持学术严谨性。四层级架构使研究团队能够通过系统化、透明化和可复现的研究，对主流叙事提出质疑。

给研究者的核心启示：

• 关注点分离（解释、事实、来源、方法）有助于提升论述清晰度
• 结构化数据可实现规模化验证
• 多阶段审核有助于识别系统性偏差
• 全面的来源评估强化论断可信度
• 完整的审计追踪为争议性发现提供依据

当研究挑战主流历史叙事时，对这种基础架构的投入将为研究成果捍卫带来丰硕回报。

尾注

参考文献

本期汇编中的图片，聚焦于萨赫勒地区劳动人民的日常生活。他们正是该地区风起云涌的民众革命的坚实根基。这些照片由真实巴西媒体（Brasil de Fato）的佩德罗·斯特罗帕索拉斯（Pedro Stropasolas）拍摄，真实记录了2024年11月尼日尔尼亚美“国际声援萨赫勒人民大会”、2025年7月贝宁萨凯泰以及2025年7月布基纳法索瓦加杜古和库布里的历史瞬间。

引言

继军方进步派系掀起一系列政变浪潮之后，2023年9月，布基纳法索、马里与尼日尔三国元首齐聚马里首都巴马科，共同签署了《利普塔科-古尔马宪章》，宣布成立萨赫勒国家联盟（Alliance des États du Sahel，AES，简称“萨赫勒联盟”）¹ 。该宪章第六条明确规定：

任何对一个或多个缔约国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犯，均应被视为对其他缔约方的侵略。所有缔约方均有义务以单独或集体的方式对其他成员国提供援助和救济，包括动用武装力量，以恢复并保障联盟疆域内的安全。²

成立萨赫勒国家联盟，是针对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简称“西非经共体”）此前威胁军事干预尼日尔民众革命的直接回应。在马里（2020年8月）、布基纳法索（2022年1月）和尼日尔（2023年7月）各自爆发革命后，西非经共体与非洲联盟（AU，简称“非盟”）不仅对这三国实施制裁，还撤销了它们的成员国资格。

2024年1月，布基纳法索、马里和尼日尔联合宣布退出西非经共体。此决定于2025年1月正式生效，三国在声明中阐明了理由：

布基纳法索、马里和尼日尔英勇的人民看到西非经共体这一组织已然背离其创始人的崇高理想与泛非主义精神。他们深感失望与遗憾。它不再为成员国人民的利益服务，反而沦为对各国及其人民的威胁，彻底违背了其保障人民幸福的初衷。³

萨赫勒国家联盟的三位领导人——马里的阿西米·戈伊塔（Assimi Goïta）、布基纳法索的易卜拉欣·特拉奥雷（Ibrahim Traoré）和尼日尔的阿卜杜拉赫曼·奇亚尼（Abdourahamane Tchiani）——因同样通过民众支持的革命上台、同样对西非经共体亲西方的政治路线感到不耐而紧密团结。他们代表了引导并传达民众对法国新殖民主义普遍失望情绪的新一代军官。他们毅然退出西非经共体，根源在于该组织长期存在的历史局限性。

西非经共体虽于1975年成立，加纳的阿昌庞将军（General Acheampong）等领袖曾发表泛非主义豪言，誓言要“铲除数世纪以来外界强加于西非的分裂与人为壁垒”，但它终究是一个愿景有限的计划。⁴ 实际上，该组织成立之初便将重心放在经济事务上，如建立共同市场，对政治一体化缺乏真正的雄心。这一狭隘格局很快就因内部分裂及更致命的外部势力掣肘而步履维艰。由法国扶植、与之并行的法语区西非经济共同体（CEAO）时常暗中瓦解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的目标。1979至1981年的乍得危机便是一个例证：法国与法语区西非经济共同体为了坐收渔翁之利联手破坏尼日利亚的维和行动，导致西非经共体任务失败。同样，法国与其前殖民地之间盘根错节的军事协定，也让构建共同防御战略的努力屡屡受挫。⁵

正是这段内部分裂、外力横行的历史，塑造了今日萨赫勒国家联盟的视角。联盟指出，西非经共体现已沦为外部利益的区域代理人，因“受外国势力操控”而背叛了其创始原则。⁶ 因此，在萨赫勒联盟宣告成立的尼亚美峰会上，成员国明确表示，即便未来向文官治理过渡，退出西非经共体的决定也绝不逆转。

尽管主流安全机构、政治评论员和非政府组织都承认，西非经共体和其他安全合作机制未能在该地区提供有效的安全保障，但他们仍普遍谴责萨赫勒联盟的举动，称其“沉重打击了区域一体化进程”，可能“加剧分裂”并“令本已恶化的安全局势雪上加霜”。⁷然而，一种截然不同的叙事正在萨赫勒地区兴起。无论是在萨赫勒联盟的政治领袖、地方民间组织还是广大民众看来，这个联盟是在当今全球南方国家普遍面临的不安全与不平等困境中淬炼而生的，这些国家正在主权与发展的道路上奋力求索。对萨赫勒联盟成员国而言，2023年是历史性的转折点，意味着与失败的安全框架（如萨赫勒五国集团）、丧失合法性的区域机构（如西非经共体和非盟），以及同欧盟、法国和美国之间长期不平等的政治纠葛进行一场彻底的集体决裂——而所有这一切的根基，正是数十年来推行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政策。⁸

本汇编旨在探讨萨赫勒国家联盟的崛起，并就该地区的当前局势引发一场深刻的辩论。我们视这一新联盟为反帝国主义区域主义的典范，它生动地展示了全球南方国家如何在主权、依附以及内外安全挑战的复杂格局中进行博弈。它引导我们反思并辩论重返主权之路的意义与内涵——这并非沉湎于过去的民族主义，而是在极化帝国主义的压迫下，为重夺政治自主、经济自决和文明尊严而发起的一场大胆而必要的斗争。

从殖民统治到“旗帜独立”

布基纳法索、马里和尼日尔是地处内陆的邻邦，其广袤的国土横亘在撒哈拉沙漠的南缘。三国总面积约占西非的45%，人口合计7300万，占西非总人口的17%（尼日尔2620万，马里2380万，布基纳法索2300万）。⁹ 这些国家共享深厚的文化纽带，其社会高度重视社群价值、口述传统和农耕生活，而主流宗教伊斯兰教则深刻地塑造了其社会结构与日常伦理。

与西非多数地区一样，这些国家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最深切地感受到了殖民统治的尖锐内在矛盾。诺曼底登陆虽被誉为法国军事史上的光辉时刻，但历史叙事却常常遗漏这样一个事实：那些为战胜纳粹德国立下汗马功劳的军队和劳工中，有许多人正来自非洲法属殖民地，包括今天的布基纳法索、马里和尼日尔。他们血洒欧洲战场，唤醒了人们日益增长的政治意识，为战后争取平等与自决的斗争奠定了基石¹⁰

战后，在崛起的社会主义阵营的鼓舞下，独立的呼声响彻云霄。在尼日尔，尼日尔进步党（Nigerien Progressive Party）于1946年成立，并加入了由马里的莫迪博·凯塔（Modibo Keïta）、几内亚的艾哈迈德·塞古·杜尔（Ahmed Sékou Touré）等巨擘领导的泛非反殖民运动——非洲民主联盟（African Democratic Rally）。该联盟起初要求与法国公民享有同等待遇，但迅速将目标转向完全独立。在布基纳法索，沃尔特联盟（Voltaic Union）也曾加入非洲民主联盟，以期建立区域性的民族解放阵线，但最终在法国的重压下被迫解散。这一波政治觉醒，为西非民族解放斗争的燎原之火备足了薪柴。

1954年在越南的惨败加上阿尔及利亚战争（1954-1962）的不断升级使法国在内政外交上面临空前压力。为免在非洲丧失全部经济与政治影响力，重新上台的夏尔·戴高乐总统于1958年借推行法兰西第五共和国新宪法之机，在非洲殖民地发起了一场全民公投。殖民地人民面临两个选择：投“赞成票”，留在法国主导的“法非共同体”内（这是一种所谓的“过渡”选项，法国承诺未来给予独立，但核心权力仍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或者投“反对票”，立即实现独立，但代价是法国的即刻抽身与迫在眉睫的经济动荡。萨瓦巴党（Sawaba，豪萨语意为“自由”）的创始人、1957年首次选举后出任尼日尔政府首脑的吉博·巴卡里（Djibo Bakary）领导了“投反对票”的运动。最终，只有塞古·杜尔领导的几内亚成功投出反对票，于1958年成为西非第一个挣脱法国殖民枷锁的国家。

像巴卡里这样主张与法国彻底决裂的爱国者遭到了残酷的国内镇压，并被殖民体系的附庸者们——包括传统领袖、殖民地官员以及所谓的“进化阶层”（évolués，指接受法国教育、被授予有限权利、并被精心培养以服务殖民秩序的非洲精英）——排挤出局。¹¹ 为破坏尼日尔的公投并削弱同样反对法国掠夺铀矿的萨瓦巴党，戴高乐派来了新总督唐·让·科隆巴尼（Don Jean Colombani）。科隆巴尼政府动用其掌控的安全、财政和地方行政等所有国家机器，发动了一场集镇压、恐吓乃至心理战于一体的攻势，其最臭名昭著的手段莫过于用飞机散发传单，公然将投反对票的民众诬为国家公敌。¹²尽管萨瓦巴党深得民心，但在大规模选举舞弊的操纵下，1958年尼日尔的“投赞成票”运动还是被制造成了一场虚假的胜利。

尽管如此，同年几内亚“投反对票”运动的胜利，加之1957年加纳已从英国独立，迫使法国在政治独立问题上不得不做出退让。1960年，包括14个前法国殖民地在内的17个非洲国家宣告独立。然而，这种“旗帜独立”并未带来真正的经济解放。法国的监管与控制通过一系列“合作”协议得以延续，其经济命脉被防务协定、技术援助以及非洲法郎（CFA Franc）体系等金融工具牢牢掌控。1961年4月，科特迪瓦、贝宁（前达荷美）和尼日尔签署的一项防务协定便是其中一例，其赋予法国无限制使用具军事价值资产的权力。¹³在尼日尔，法国通过以下几种手段维持其控制，这也是其在整个地区惯用的伎俩：

• 殖民债务：尼日尔被强迫向法国偿还殖民时期通过奴役劳工修建道路、学校等基础设施的费用。

• 资源控制：法国对尼日尔的战略性出口产品（尤其是铀矿）拥有优先购买权，法国公司在关键经济领域享有特权。

• 税收豁免：根据所谓“避免双重征税”原则，在尼日尔经营的法国企业仅需向法国纳税并免除其在当地的一切税负，包括关税、增值税等销售税，乃至燃油税。这极大地侵蚀了尼日尔的财政根基。

• 货币依附：尼日尔必须使用由法国财政部发行和调控的非洲法郎，这使其货币与财政政策的自主权丧失殆尽。

• 军事盘踞：法国保留军事基地并被授予“自由使用军事设施”的权利，包括海陆空无限制通行权，以及自由使用交通和通讯基础设施的权力。此外还有权安装空中和海上信号传输系统。¹⁴

更甚的是，1961年防务协定附件二，将签约国的军队变成了维护法国资本利益和经济政策的工具。该附件第一条将战略原材料分为两类：1）液态或气态碳氢化合物；2）铀、钍、锂、铍及其矿石和化合物。第二条规定“法兰西共和国应定期向科特迪瓦、达荷美及尼日尔通报其在战略原材料和产品方面的政策走向，此举需兼顾国防总体需求、资源变化及世界市场行情。”第五条则要求非洲国家必须确保法国“随时了解有关向……领土外出口第二类原材料和战略产品的计划与项目”。此外，这三国还被要求“为法国军队储存战略原材料和产品提供便利”，并在国防需要时“限制或禁止向他国出口”。¹⁵通过将经济指令深植于军事合作框架，该协定将签约国的国防体系彻底异化为捍卫法国商业和地缘政治利益的工具。

马里在1960年独立之初，也曾为捍卫经济与政治主权进行过抗争。在莫迪博·凯塔（Modibo Keïta，1960-1968）的领导下，国家推行了社会主义导向的经济政策，如建立国营企业，并于1962年发行独立于非洲法郎的国家货币，试图打破法国的货币霸权。这些努力招致了法国的猛烈报复，包括外交孤立、贸易封锁及技术和资金援助的撤回，使马里陷入了日益深重的经济危机。随之而来的经济动荡，为1968年穆萨·特拉奥雷（Moussa Traoré）中尉在法国支持下发动军事政变创造了条件，马里最终于1984年被迫重返非洲法郎区。

冷战结束后，法国调整其非洲政策，在1990年的法非峰会（La Baule summit）上抛出了“政治条件论”，时任总统密特朗宣称，法国的援助将与多党选举等所谓的“民主改革”挂钩。¹⁶此举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在1980年代已在非洲各地强推的结构调整计划（SAPs）又添了一把火。以马里为例，其1984年重返非洲法郎区便伴随着严苛的紧缩措施、公共部门裁员和贸易自由化。1990年代，非洲大陆迎来了第二波结构调整计划的冲击，这种情况在1994年非洲法郎在法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世界银行的压力下被迫贬值一半之后愈发严重。这次贬值被粉饰为刺激出口、稳定金融的良方，实则在整个地区引发了物价飞涨、工资缩水和剧烈的社会动荡。这第二波改革将经济自由化与捐助方强制推行的治理改革捆绑在一起¹⁷，打着“民主化”的幌子，实际上是通过债务、私有化和外部主导的国家重组进一步巩固了新殖民主义的控制。

这些经过重新包装的统治工具，与美国以“反恐”为名进行军事扩张的步伐相伴而行。2002年，美国启动“泛萨赫勒倡议”（Pan-Sahel Initiative）是西方在马里、尼日尔、乍得和毛里塔尼亚等国长期军事存在的开端。该计划后于2005年升级为“跨撒哈拉反恐伙伴关系”（Trans-Sahara Counterterrorism Partnership），并将布基纳法索也纳入其中。

正如马里外长阿卜杜拉耶·马伊加（Abdoulaye Maïga）2024年在联合国大会上所言，地区安全危机“因北约2011年对利比亚的鲁莽军事干预而急剧恶化”¹⁸。利比亚的崩溃为武器的无序流动和恐怖主义的滋生打开了潘多拉魔盒。当时，利比亚是非洲最发达的国家之一，其人类发展指数位居大陆之首，并拥有大人工河等宏伟的基建工程。对这样一个国家的轰炸被普遍视为一个历史性的转折点。此举也严重削弱了非洲联盟和平与安全理事会。当时该理事会已准备向利比亚首都的黎波里派遣代表团进行调停，然而第一批炸弹的投放使该计划搁浅。¹⁹

继2011年再次以“反恐”之名轰炸利比亚后，法国和美国的军事活动在萨赫勒地区变本加厉。美军新的无人机基地、非洲司令部（USAFRICOM）主导的训练任务以及美法两国的军事部署在加奥（马里）、恩贾梅纳（乍得）、尼亚美（尼日尔）和瓦加杜古（布基纳法索）等地纷纷建立。2014年，法国开展“新月形沙丘”军事行动，进一步巩固了其在萨赫勒地区的军事存在并组建了包括布基纳法索、乍得、马里、毛里塔尼亚和尼日尔在内的萨赫勒五国集团联合部队。²⁰然而，此后十年，恐怖活动不减反增。马里官员多次指控法国的军事行动名为反恐，实为纵恐。指责其有选择地打击某些武装团体，同时又姑息甚至保护另一些，其真实目的是利用安全危机来为其长期军事存在和战略利益辩护。2022年8月，时任马里外长的阿卜杜拉耶·迪奥普（Abdoulaye Diop）公开指控法国屡次侵犯马里领空、从事间谍活动并直接支持恐怖组织（包括空投武器和与圣战组织头目勾结）并要求联合国安理会召开紧急会议，制止 “针对马里主权和领土完整的侵略行径”。²¹

在外国军队以“反恐”为名侵蚀国家主权的同时，跨国公司则继续以极不平等的条件从萨赫勒地区攫取财富。这些国家依然严重依赖以被剥削的方式出口原材料——如尼日尔的铀和马里的黄金。以2010年为例，在尼日尔运营的两大法国铀矿公司所创造的出口总值中，尼日尔政府仅能分得13%的收益。²²尽管马里自1990年代起便成为非洲最大的黄金生产国之一，其从中获得的经济利益却微乎其微。税收豁免、不公平的特许费制度以及其他种种优惠政策让兰德黄金资源公司（2018年与巴里克黄金公司合并）和昂格鲁黄金（AngloGold Ashanti）等公司赚得盆满钵满，却几乎无需对当地进行再投资。

这种经济依附导致了长期的发展迟滞，使这些国家在外部压力面前不堪一击，也限制了它们实现经济多元化或争取有利贸易条件的能力。可持续发展的缺失引发了一系列政治、社会和安全危机。自1990年代以来，精英阶层在脆弱的制度环境中争权夺利，政变与政权更迭已成为司空见惯的现象。腐败横行、公共服务匮乏、边缘群体被排斥，这一切都进一步削弱了国家合法性，加深了民众的不信任。

为捍卫国家主权而进行的军事干预

群众运动

数十年的新自由主义改造和外国干涉早已将国家机构蛀空。百姓积怨已久，终于在2017至2022年间，马里、布基纳法索和尼日尔三国爆发了大规模群众运动，并最终催生了民众支持的军事政变。

自2017年9月在塞内加尔爆发反对非洲法郎的抗议以来，示威活动迅速在萨赫勒地区蔓延。这种由法国财政部发行的货币被普遍视为法国维持其经济支配的工具和新殖民主义控制的象征。在马里，2019年4月，部族间暴力冲突激增。多贡族民兵屠杀约160名富拉尼村民的惨案引发了大规模抗议。²³2021年1月，法国空袭轰炸了邦蒂村的一场婚礼，造成至少19名平民丧生。局势进一步恶化。尽管法国军方辩称目标是圣战组织武装分子，但联合国的后续调查确定此次袭击的受害者绝大多数是平民，法国的行为已违反国际法。²⁴这些事件激起了滔天民愤。人们走上街头，要求总统易卜拉欣·布巴卡尔·凯塔下台，并要求法国及国际部队撤离。最终，在民众压力下，凯塔于2020年8月被罢免，军方主导组建了新政府。

同样，布基纳法索自2018年起爆发了针对总统罗克·卡博雷安全政策无效的大规模群众运动。2021年11月，局势迎来转折点。卡亚等地的抗议民众拦截了法国军车，怀疑其与恐怖组织暗中勾结。持续的动荡最终在2022年1月引发军事革命，将易卜拉欣·特拉奥雷上尉推上台。

与此同时，在尼日尔，2019年12月，伊斯兰国武装分子对一处军事基地发动血腥袭击，导致至少71名尼日尔士兵阵亡。民众对无能政府的怒火被彻底点燃。2021年11月，紧张的局势再次升级。在特拉镇，民众与一支法国军事车队对峙。这支车队此前已在布基纳法索被抗议者阻拦逾一周。法军随后开枪射击，造成至少2名平民死亡，多人受伤，使民愤进一步升级。²⁵

人民的革命

非洲常被讥为“政变瘟疫”的重灾区²⁶。1950至2022年间，全球486次军事政变企图中超过半数（214次）都发生在非洲，其中又有一半政变成功²⁷。对于近年发生在萨赫勒地区的革命，主流叙事倾向于将其描绘成非洲政治动荡的又一轮循环，是“政变地带的独裁投机者争权夺利的游戏”²⁸。然而，与非洲大陆过往的政变不同，这一波革命展现出鲜明的爱国主义色彩，西非人民组织（WAPO）主席菲利普·托约·努德努梅（Philippe Toyo Noudjnoume）将其定义为“为捍卫主权而进行的军事干预”²⁹。

这些军政府与该地区以往的政权至少在三个关键方面截然不同：其一，革命领袖的阶级出身与思想底色；其二，民众组织的积极参与；其三，他们致力于探索植根于本土的、泛非的、反帝国主义的国家发展道路。

1) 革命领袖的阶级出身与思想底色。 许多核心领导人与之前该地区发动传统意义上政变的军官并非同类。1960年代和1980年代的典型政变多由西方在幕后操纵，旨在扼杀民族解放领袖，遏制反帝或左翼力量的崛起。在这类政变中，军政府的存续更依赖于获取国内精英和外国后台的支持，而非意识形态的感召。³⁰近年的革命则打破了这一窠臼。正如三大洲社会研究所执行董事维杰·普拉萨德（Vijay Prashad）所观察到的：

布基纳法索的易卜拉欣·特拉奥雷上尉生于1988年，成长于穆胡恩省的乡间，在瓦加杜古攻读地质学；马里的阿西米·戈伊塔上校生于1983年，来自卡蒂这个牛市兼军事重镇。他们代表了广大的社会阶层。这些阶层被长期忽视，没有真正的政治纲领为他们发声。因此，他们将希望寄托在这些年轻军官的爱国情怀上，而这些军官本身也深受本国工会、农会等民众组织的鼓舞。这就是为什么尼日尔的革命能够赢得从首都尼亚美到与利比亚接壤的偏远小镇的百姓的广泛拥护。这些年轻的领导者上台时并没有一套现成的、精细的执政蓝图。但他们对托马斯·桑卡拉这样的先驱怀有深深的敬意。就像布基纳法索的特拉奥雷上尉，他戴着与桑卡拉同款的红色贝雷帽，言谈间透着桑卡拉式的左翼坦率，甚至连措辞风格都在向桑卡拉致敬。³¹

 2) 民众组织的积极参与。民众组织不仅塑造了国家议程的核心要素，更在积极参与议程的构建。2023年7月尼日尔革命爆发时，各行各业的民众组织包围了法国的军事基地和大使馆。此举不仅是为庆祝腐朽政权的倒台并捍卫革命果实，更是为了申明人民长期以来驱逐法国新殖民势力的诉求。政变前，社会运动早已在为构建反帝统一战线而奔走。这一进程可追溯至2022年的群众组织工作，而其思想根基则源于数十年的政治组织与教育。尼日尔军政府与法国决裂，向百姓表明他们的利益得到了伸张。此后，草根领袖们持续呼吁萨赫勒国家联盟履行其反帝承诺，并强调应当建立制度化渠道，以确保政府接受人民监督、保障人民参与。尼日尔学校工会秘书长埃弗雷德·穆鲁尔·哈桑（Effred Mouloul Al-Hassan）在2024年11月尼亚美的一次会议上，清晰地阐述了这种有条件的支持：“只要你们站在人民这一边，我们就支持你们。否则，我们将像当年反抗殖民者一样反抗你们。”³²

3) 探索植根于本土的、泛非的、反帝国主义的国家道路。新政府开启了全新的国家建设计划，其特点是鲜明的反帝导向、内生的发展模式以及以本国历史上形成的社会组织方式、价值观念和政治思想传统为基础。马里的《2024-2033年国家崛起与可持续发展战略》（National Strategy for Emergence and Sustainable Development）便是一份宣告与外部强加的治理发展模式彻底决裂的中期国家振兴方案。这份战略的指导思想源于一份名为《新马里：2063年愿景》（Mali Kura ɲɛtaasira ka bɛn san 2063 ma）的政府前瞻性报告.该报告为国家的未来擘画了宏伟蓝图。³³这两个框架的共同目标是将国家重建的根基重新锚定在马里前殖民时代的政治思想与伦理传统之上。

为了重塑国民对国家的认同感并确立制度优先项，《战略》明确将马里革命后的复兴与该国三大文化遗产支柱相连。其一，是《曼德宪章》（Manden Charter）。这部制定于1236年的马里帝国宪法被誉为世界最早的人权宣言之一。它倡导社会团结，保护弱势群体，以及通过集会决策实现参与式治理。其二，是马西纳帝国（1818-1862）的法典。该帝国建立于马里中部的尼日尔内陆三角洲。其将伊斯兰法学与地方治理的智慧相融合，将正义、环境管理和对权力的制衡制度化。其三，是廷巴克图的手稿传统。其内容涵盖涵盖法律、科学、伦理与公共管理，是数个世纪以来本土知识分子就何为公正统治、领袖的道德责任以及如何为公共福祉而求知等议题进行思辨与论战的结晶。

这些传统共同为一种包含了马里人身份认同与治国理念的新的反帝国主义愿景奠定了基石。其核心是社会正义、集体治理、文明与尊严。³⁴《新马里：2063年愿景》呼吁塑造“一个新马里人（Maliden kura）……一个负责任、爱国、重信义的公民。这位公民应当勤劳、审慎、思想开明，并为全体人民的主权和福祉而奋斗”。³⁵

《愿景》确认马里的重建既是民族复兴，也是文明再造。其基础是建立一个强大、稳定且具备在经济等若干战略领域主权的国家³⁶。该战略植根于民众的参与和对新殖民主义影响的抵制，提出以一种“新的内生发展模式（Mali Kura Taasira）”为核心，在国家治理、教育、司法、经济主权等领域进行全方位改革。³⁷这一根本性愿景将文化完整与主权置于国家发展的中心，标志着与过去由新殖民主义捐助方主导的发展框架的彻底决裂。

这一蓝图正通过一系列重大举措逐步变为现实。关键基建项目包括升级巴马科-库鲁巴-卡蒂双向公路（Bamako-Koulouba-Kati dual carriageway），具有战略意义的跨撒哈拉公路（布雷姆-基达尔段，Bourem-Kidal section），以及2024年获批建造的200兆瓦的萨南科罗巴太阳能电站（Sanankoroba solar plant）³⁸。在被政府视为“增长与经济发展的战略引擎”的矿业领域，通过2023年通过的《采矿法》推行重大改革。政府发放了大型金矿开采许可（如凯斯地区的科拉利-苏德许可）并使马里成功收购此前由外资控股的亚特拉金矿80%的股份³⁹。2023年《采矿法》全面修订了与外国跨国公司的合作条款，强制规定国家在矿业合资企业中的持股比例须增至30%并废除了税收豁免，为国家追缴历史欠税和股息扫清了障碍。这些措施旨在追回因不平等条约损失的数千亿非洲法郎（近期审计显示，此类交易曾导致马里损失3000至6000亿非洲法郎的财政收入），展现出对当局对历史上掠夺马里黄金财富的列强的强硬姿态⁴⁰。马里政府还在俄罗斯援助下积极推进一座黄金精炼厂的建设，在中国援助下通过古拉米纳项目（Goulamina project）开发锂矿，努力提升马里在全球价值链中的地位，摆脱仅作为原材料供应国的现状。⁴¹

萨赫勒国家联盟的形成与发展

萨赫勒联盟各国仍面临严峻的经济挑战。例如在2023年，尼日尔的人均GDP仅为560美元，位居世界末流，国际贫困率高达47.8%，国民预期寿命仅为61岁⁴²。马里和布基纳法索的各项指标也大致相当，普遍的贫困和基本服务的匮乏是3国共同的困境。安全挑战因经济的困顿而愈发严峻。过去15年间，萨赫勒地区的恐怖活动急剧升级，死亡人数飙升了2860%，相关事件数量增加了1266%。仅在2023年，该地区就有近4000人死于恐怖袭击，占全球恐怖主义死亡总数的47%，占全球记录在案事件的26%。其中，绝大多数袭击发生在布基纳法索、马里和尼日尔⁴³。持续的暴力与环境恶化交织，已导致该地区数百万人流离失所，境内难民和跨境难民人数持续攀升⁴⁴。这些人口与安全压力共同塑造了萨赫勒联盟的战略重心和政策抉择。

正是在这一背景下，伴随着反法情绪的日益高涨，萨赫勒联盟应运而生。到2022年2月，马里已驱逐法国外交人员与驻军并退出萨赫勒五国集团等区域安全合作机制，斥责其无力应对地区安全需求。同年7月，马里通过新的训练与联合作战协议深化了与俄罗斯的军事合作。9月，布基纳法索爆发年内第二次政变，新上台的领导层与马里的反西方立场遥相呼应，积极寻求新的安全伙伴。在马里，与法国的紧张关系持续升级，最终导致法国于2022年11月中止了对马里的所有援助项目。

2023年是萨赫勒联盟作为一个区域集团正式登上历史舞台的第一年。1月，布基纳法索要求法国军队撤离，实质上终止了双边军事协议并关闭了境内的法国军事基地。7月，尼日尔在经历军事革命后也加入了马里和布基纳法索的行列，共同抵制西方的政治与军事干涉。8月，萨赫勒联盟宣布达成集体防御协定，声明对任一成员国的攻击即视为对全体成员的攻击。该协定在次月签署的《利普塔科-古尔马宪章》（Charter of Liptako-Gourma）中被正式确立。联盟还在圣彼得堡的俄非峰会上拓展了国际伙伴关系，成员国与俄罗斯敲定了新的军事与经济合作协议。到9月为止，萨赫勒联盟成员国驱逐了被控干涉内政的美欧外交官并启动与中国的正式谈判，探索基础设施投资与资源共享项目。

2024年，为了巩固其地区影响力并捍卫主权，萨赫勒联盟采取了一系列战略行动。7月，联盟举行了首次国家元首峰会并正式退出西非经共体。随后的几个月里，联盟举行了首次联合军事演习，重点演练协同反恐与边境安全防卫。到次年3月尼日尔叫停美国在该国最大的无人机基地之一的运作后，萨赫勒联盟进一步扩大了与俄罗斯的安全协议，聚焦武器采购与情报共享⁴⁵。

2024年4月，萨赫勒联盟领导人出席泛非安全论坛，倡导更大的区域自主权和由非洲人自己主导的安全问题解决方案。6月，联盟重申对资源主权的承诺，强调了铀在尼日尔、黄金在马里和农业资源在布基纳法索的战略地位。7月，萨赫勒联盟驳斥了联合国和西方国家关于加速向西方式自由民主文官统治过渡的要求，强调内部稳定优先于外部强加的时间表。联盟还发表声明谴责西方对成员国持续的制裁，称这些制裁是破坏地区主权的帝国主义工具。2024年7月6日，成员国通过条约正式成立萨赫勒国家联盟，进一步深化了在2023年《利普塔科-古尔马宪章》下结成的同盟。该条约明确了三国在安全防务、反恐斗争及促进经贸文化合作等领域的共同优先事项⁴⁶。

这些事态发展，凸显了萨赫勒联盟致力于强化区域自主、以统一姿态应对萨赫勒地区复杂挑战的决心。随着法国势力的退潮，该地区与中国和俄罗斯的关系日益密切。这一转变引发了以美国为首的西方国家的忧虑，担心其在地区影响力的旁落。萨赫勒也因此逐渐成为国际博弈的新战场。

未来的经济挑战

萨赫勒联盟面临着结构性的经济困境。成员国仍被锁定在榨取式的资源依赖模式中，这既是不平等贸易关系这一新殖民主义模式的延续，也反映了其本土附加值创造能力的极度匮乏。

萨赫勒联盟国家正试图利用其矿产财富来撬动经济转型，但它们必须直面依附、多元化和附加值提升这三重挑战⁴⁸。贸易已不再由法国主导，如今瑞士（全球黄金精炼中心）和阿联酋（新兴的区域贸易与精炼枢纽）成为萨赫勒联盟出口的主要目的地。然而，瑞士很大程度上只是一个中转站，将精炼黄金再出口几乎不为非洲国家创造本土价值；阿联酋虽从事部分精炼业务，在多元化方面略有进展，但在这两种情况下价值链的控制权绝大部分仍在他国手中，大宗商品依赖的格局未变。因此，萨赫勒联盟的国家依然极易受到全球商品价格波动的冲击。例如，金价下跌或阿联酋金融市场动荡都可能重创马里和布基纳法索的外汇收入。与此同时，尼日尔的铀矿依赖问题在政治上尤为敏感。作为欧洲核电部门（尤其是法国）的主要供应商，尼日尔革命后的政治转向及其与西方大国的紧张关系已引发外界对供应安全的担忧。制裁和援助中断更是火上浇油，使铀矿既成为该国的经济命脉，也沦为其在地缘政治棋盘上的博弈筹码。

尽管萨赫勒联盟国家展现了实现主权经济发展的明确政治意愿，但从资源所有权到非洲法郎的货币枷锁，结构性脆弱的环节依然存在。真正的自力更生不仅需要出口市场和产品的多元化，更需要生产结构的根本性变革，即建立本土精炼能力，掌握货币政策主权，深化区域内贸易，并实现超越原材料依赖的工业化。

对主权的坚定求索

2023年俄非峰会期间，国际媒体的目光随着非洲各国领导人的陆续抵达而聚焦。布基纳法索总统易卜拉欣·特拉奥雷与马里总统阿西米·戈伊塔步入会场时，媒体掀起了一阵骚动。这两位采取日益强硬姿态的“叛逆”领袖已然成为全球南方战略要地地缘政治格局深刻演变的象征。

在与俄罗斯总统普京的双边会晤中，特拉奥雷将布基纳法索国家安全与发展合作置于首位，甚至一针见血地提及尼日尔的局势——彼时，阿卜杜拉赫曼·奇亚尼将军正领导着尼日尔的军事革命。此举不仅表明了他与尼日尔政治变革的站位一致，也强化了一种共同的叙事：他们在当下不公的国际秩序中是并肩作战的战友，而这种秩序必须被重塑⁴⁹。特拉奥雷和戈伊塔的外交策略反映了他们正尽力摆脱新殖民主义的束缚，转而寻求主权自主的发展伙伴关系。这呼应了当今极化帝国主义时代下许多全球南方国家日益展现的“对主权的坚定求索”⁵⁰。

包括战略重组及联合经济或安全倡议在内的这些外交行动并非简单的机会主义结盟，而是对结构性地位进行重新定位的渴望。萨赫勒联盟并非是主流安全研究所谓的“制衡威胁”（即与一国结盟以对抗另一国），也非单纯地寻找新靠山。其姿态更像是一场主权攻势（sovereignty offensive），即在极化帝国主义秩序的重压之下，国家奋起反击，通过推行一系列政策和制度性战略努力挣脱依附的枷锁，重塑自身在全球体系中的位置。

2024年11月，在尼亚美举行的“国际声援萨赫勒人民大会”（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in Solidarity with the Peoples of the Sahel）上，尼日尔保卫祖国国家委员会领导人、尼亚美省长阿卜杜·阿苏曼·哈鲁纳（Abdou Assoumane Harouna）准将宣告：“我们将直面帝国主义强权……世界上没有任何军事力量能够阻挡我们唾弃旧世界秩序并争取独立的决心！”⁵¹这番话不仅是萨赫勒地区的心声，更反映了整个全球南方的共同愿望，即挣脱帝国主义的牢笼，走上独立自主的发展道路，深化区域合作，并树立清晰的意识形态旗帜⁵²。

萨赫勒联盟的主权转向并非凭空而来，而是植根于解放斗争的深厚传统，以及对依附状态的彻底否定。这正是基层民众运动长久以来的呐喊。来自底层的呼声深刻地塑造了萨赫勒联盟领导人对其军事革命的定性——一场“纠偏反正的主权行动”。

一些分析家将这些转变轻蔑地归结为对俄罗斯的“投靠”或机会主义的军事民粹，但这种论调完全忽视了其核心，即这是一场摆脱强制从属体系的结构性斗争。正如戈伊塔总统在2023年俄非峰会与普京总统会谈时所言：

包括马里在内的许多非洲国家正遭受着一些国家前所未有的压力。它们仅仅因为我们与俄罗斯的伙伴关系，因为我们的“主权选择”（sovereign choice），就要对我们实施制裁。我们对这种新殖民主义行径感到震惊。必须在国际层面团结起来，共同努力加以遏制才行。⁵³

这种“主权选择”源于共同的利益，也源于仍在演进的漫长历史进程。布基纳法索总统特拉奥雷在峰会演讲中解释说，俄罗斯之于非洲人民亲如家人，因为两者拥有共同的历史。“二战期间，俄罗斯为将世界从纳粹主义中解放出来做出了巨大牺牲。而我们非洲人民，我们的祖辈也曾被强征到欧洲，在铲除纳粹主义的斗争中贡献了一份力量。我们有共同的历史，因为我们都是被世界遗忘的民族。”他说。⁵⁴

萨赫勒联盟的这种姿态意义非凡。易卜拉欣·特拉奥雷总统指出“不懂奋起反抗的奴隶不配得到怜悯”，当马里外长阿卜杜拉耶·迪奥普声明“我们国家的命运不由比利时或英法美决定，而将由自己决定”⁵⁵。这些绝非空洞的口号，而是政治宣言。它们与人民通过武装和制度斗争实现主权的强烈愿望同频共振，这是对近几十年来那种消极、买办当道的自由主义政权的彻底决裂。这一点在2025年4月30日表现得尤为明显。在针对特拉奥雷的一系列未遂袭击和干预之后，从布基纳法索、科特迪瓦和肯尼亚等非洲大陆各国乃至美国、英国和法国等世界多地都爆发了多场集会、抗议和示威活动，以表达对他领导的支持⁵⁶。

当然，我们无意将萨赫勒联盟浪漫化。这些政府面临着深刻的内部矛盾，必须在新旧依附的漩涡中谨慎航行。地缘政治波诡云谲，随时可能影响萨赫勒联盟利用其新建立关系的能力。正如维杰·普拉萨德就叙利亚局势及其对萨赫勒地区影响所发表的评论：

叙利亚政府的更迭不仅在短期内削弱了伊朗，也削弱了俄罗斯（这是美国的长期战略目标）。俄罗斯过去常借用叙利亚机场为其飞往非洲各国的补给飞机加油，如今这些基地已无法使用。俄军机飞往该地区，特别是萨赫勒国家时能在何处加油尚不确定。这将为美国提供可乘之机，让其推动尼日利亚和贝宁等萨赫勒邻国对布基纳法索、马里和尼日尔政府采取行动。对此我们必须保持高度警惕。⁵⁷

尽管迄今取得了标杆性与战略性的成就，但联盟最终能否成功取决于其能否建立起持久的制度以促进经济一体化，使联盟内部目标与地区稳定相协调。如区域资源协调管理、萨赫勒统一货币的构想、方便成员国间百姓自由往来的统一萨赫勒联盟护照、网络互联互通、组建联合军事力量以及对南南合作的呼吁等一系列新倡议标志着一个植根主权、自力更生、民众共同参与的新发展模式的起步。萨赫勒联盟这一新模式虽仍脆弱，却已决然摒弃了帝国主义的支配模式，其政治视野与全球南方的解放宏愿同频共振。

全球南方的现代化发展已经成为不可阻挡的世界潮流，正在持续塑造世界新格局。全球南方对国际经济新秩序、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新诉求，是全球治理体系中推动构建更加公平公正的世界新秩序的生力军、构建21世纪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基石。2024年12月5日至6日，由华东师范大学主办，华东师范大学传播学院、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传播研究院、复旦大学全球传播全媒体研究院承办，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复旦大学新闻学院、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协办的“全球南方学术论坛（2024）”在上海顺利召开。

本届论坛以“全球南方与现代化”为主题，来自中国、尼泊尔、伊朗、印度、巴基斯坦、新加坡、日本、韩国、中国台湾、埃塞俄比亚、赞比亚、南非、摩洛哥、尼日尔、加纳、塞内加尔、巴西、阿根廷、乌拉圭、委内瑞拉、古巴、牙买加、土耳其、俄罗斯、英国、美国、澳大利亚等27个国家和地区的51位知名学者、政府代表和媒体从业人员在会议上发言，参会代表超过250人。与会嘉宾围绕五大议题、九大分论坛展开深入探讨，旨在回应全球南方面对的新问题和新挑战，加强全球南方国家之间的团结、交流与合作，打造全球南方学术共同体。

全球南方：世界现代化的新力量

开幕仪式上，华东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孟钟捷为论坛致辞。孟钟捷首先热烈欢迎所有与会嘉宾，并指出全球南方国家在人类进步事业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希望论坛能够凝聚共识，推动学术研究的进步与创新，共同唱响“南方声音”，展现“南方担当”，把促进全球南方现代化发展作为维护世界和平的稳定力量、全球治理的建设力量、文明互鉴的促进力量贡献智慧。

华东师范大学党委副书记孟钟捷致辞

12月5日上午及6日上午，三大洲社会研究所执行董事维杰·普拉萨德(Vijay Prashad)，尼泊尔前副总理、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中心〕高级副主席纳拉扬·卡吉·施雷斯塔(Narayan Kaji Shrestha)，今日泛非主义董事会成员弗雷德·蒙贝(Fred M’membe)和贵州省榕江县委常委、县人民政府副县长陈学敏分别发表主旨演讲。

近年来全球权力格局发生转变，新的全球南方合作机制正在形成，但发展中国家的主权发展仍受到一定限制。维杰·普拉萨德在演讲中指出，“全球南方的情感新浪潮”从反对帝国主义和殖民主义的去殖民化斗争中诞生，不仅是一种抗议，更是对团结与变革的呼唤，正在不断推动亚非拉等各大洲南方国家追求国家主权政治独立和维护国家安全利益。维杰·普拉萨德呼吁全球南方国家联合行动，在剧烈变化的世界秩序中建立新的人类共同体，为地球的未来负责。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执行董事维杰·普拉萨德发表主旨演讲

纳拉扬·卡吉·施雷斯塔聚焦于全球南方在当今世界秩序中的地位与挑战，指出全球南方正重新定义发展道路，强调包容、公平与团结的理念，同时致力于克服历史与结构性不平等。全球南方的共同现代化之路不能简单复制欧美工业化国家的模式，应当符合全球南方国家的独特需求、愿望和文化特点，并确保发展路径兼具包容性和可持续性。他在演讲中特别强调建立新国际经济秩序的必要性，倡导全球南方国家以经济发展为基石，加强区域合作促进集体增长，在团结合作中为全人类建立一个公平、包容、更加繁荣的全球新秩序。

尼泊尔前副总理、尼泊尔共产党〔毛主义中心〕高级副主席纳拉扬·卡吉·施雷斯塔发表主旨演讲

弗雷德·蒙贝指出，美国霸权干涉和殖民主义留下的人才流失等负面遗产，为中非携手推进现代化带来巨大挑战，呼吁进一步加强中非人民之间在人才交流、经济发展等方面的友好往来与务实合作，推动中非共同现代化进程。弗雷德·蒙贝同时表示，习近平主席在中非合作论坛上的主旨讲话为中非共逐现代化之梦指明了新方向和新路径，中非人民将携手努力，共同走在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前列。

今日泛非主义董事会成员弗雷德·蒙贝发表主旨演讲

陈学敏系统梳理了贵州省榕江县通过举办“村超”足球赛事，打造全民参与的可持续县域文化IP，推进乡村振兴和践行中国式现代化的历程，指出榕江县是在乡村体育的乐子中找到数字赋能乡村振兴生态的路子，探索人文经济学视角下的数字经济战略新机，面向全球南方伙伴分享榕江以群众路线激发经济发展活力、促进文旅产业繁荣的实践经验。

贵州省榕江县委常委、县人民政府副县长陈学敏发表主旨演讲

和平与发展：全球南方的共同心愿

乌克兰和加沙等地区的战火持续吸引全世界忧虑的目光，在此背景下，分论坛一“世界热点与和平之路”邀请来自热点区域的专家学者分析国际格局现状，发出全球南方和平与发展的共同呼声，该分论坛由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教授殷之光主持。

德黑兰大学世界研究学院北美研究系副教授泽纳布·加塞米·塔里（Zeinab Ghasemi Tari）围绕“应对地区热点：伊朗对世界新秩序和西亚可持续和平的愿景”的主题，强调区域冲突的全球性影响，提出伊朗人民心目中的和平愿景框架；德黑兰大学世界研究学院犹太复国主义研究助理教授伊尔哈姆·卡德霍达伊（Elham Kadkhodaee）进一步阐述该愿景的具体细节，呼吁加强全球南方合作，通过多边机制减少制裁，推动多极化与文化交流。

摩洛哥工人民主之路党副总书记阿卜杜拉·埃尔哈里夫（Abdallah Elharif ）以巴勒斯坦人民反霸权斗争的过程为例，提出反帝国主义运动需要加强全球力量合作，以形成统一战线，共同追求和平与独立解放。尼日尔尼亚美战略、评估与前瞻研究所研究员、讲师阿卜杜·伊布罗（Abdou Ibro）探讨了尼日尔自主发展面临的挑战和安全问题，强调发展生产项目和建立新联盟对维护尼日尔国家利益的重要性。

加纳社会主义运动组织阿克拉集体召集人布莱斯·迪波罗·坎佐努巴·图洛（Blaise Diboro Kanzonuba Tulo）回顾中非友谊历史，强调非洲社会主义运动正在加纳和萨赫勒地区复兴，呼吁加强西非人民的团结，抵抗西方干涉。土耳其社会主义研究会创始人、主席吉姆•克齐泽（Cem Kizilcec）围绕近期中东地区冲突频发的现状，指出中国提出的全球发展倡议、全球文明倡议和全球安全倡议是实现中东和平的关键，实现中东和平需要关注平民群体、推进多边外交，以求标本兼治。

分论坛一“世界热点与和平之路”讨论现场

全球南方的共同诉求是国家独立、民族富强，摆脱外来干涉，反对世界霸权。分论坛二“理解全球南方：主权、独立与发展”由观察者网总编辑何申权主持，围绕全球南方国家为国家的独立、发展以及全面经济和政治主权而努力的历程展开探讨。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执行董事维杰·普拉萨德在报告中对比中美援助秘鲁的不同方案，指出中国方案提供了实现现代化的有效借鉴；强调全球南方国家需要制定自主的发展议程，摆脱对原材料出口的依赖，推动工业化和经济结构转型，并加强基础设施投资和区域合作，提升生产力质量，以实现自主发展和主权独立。国际民众合作协会拉丁美洲协调员郭义伟（Luiz Zarref）介绍技术合作推动中巴农业合作、促进民间农业机械化和有机肥技术交流的过程，强调科学社会主义中国际主义原则的重要性，指出要让国际主义扎根于民众日常生活中推动全球南方团结。尼日尔尼亚美战略、评估与前瞻研究所顾问成员马曼·萨尼·阿达姆（Maman Sani Adamou）聚焦于撒哈拉地区国家面临的安全与经济发展双重挑战，高度评价中国通过经济合作和技术转让为非洲地区带来的机遇，指出非洲国家需要实现资源与能源独立，抗衡新殖民主义，推动可持续发展。

复旦大学国际关系与公共事务学院院长苏长和从中国式现代化道路的五大特点出发，总结了“好的现代化”的四个标准，包括实现自身发展、发展成果共享、和平发展道路以及与其他国家合作共赢，指出中国式现代化提供了不同于西方的新道路，有助于全球南方国家实现共同发展。清华大学人文与社会科学高等研究所“水木学者”博后研究员刘烨指出，非洲统一等历史实例表明，团结和支持对国家独立和主权至关重要，全球南方国家要和衷共济、守望相助，在政治、经济上达成实质性团结，而非依赖“超国家架构”。

分论坛二“理解全球南方：主权、独立与发展”讨论现场

面对危机与挑战，中国台湾海峡和东北亚地区为实现团结、和平与发展的不懈努力已成为重要的历史进程和现实背景，这凸显了与全球南方建立有效对话渠道的必要性。分论坛三“‘新冷战’、台湾海峡与东北亚局势”由上海海峡两岸研究会协办，华东师范大学亚洲马克思主义传播研究所所长林哲元主持，原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季平和东南亚冷战暨新马左翼运动历史独立研究员陈剑担任点评人，与会嘉宾把中国台湾问题放置在全球南方的视野之中，强化台湾与东北亚地区和平与发展的连带关系，共同面向广大全球南方人民梳理中国台湾问题的历史与法理脉络，澄清西方媒体霸权制造的歪曲舆论，重新链接亚洲反战和平力量。

台湾劳动党主席吴荣元回顾了台湾地区的历史归属，强调“一中”原则的国际法律依据，指出美国为维持全球霸权，通过经济、军事和政治手段遏制中国发展，同时利用台湾分离主义势力加剧地区紧张，呼吁东亚地区联合反对战争与外部干预，推动区域和平发展。韩国国际战略中心秘书长黄贞英（Hwang Jeong eun）在来信中介绍韩国突发政治事件的最新局势发展，并由主持人代为宣读。韩国民众民主党秘书长金大峰（Kim Daebong）分析美日菲等国的军事扩张计划，以及北约向西太平洋扩展的意图，指出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在新冷战战略下通过强化军事同盟与战争代理人制造区域冲突，遏制中国发展，并强调中国统一对于维护区域和平和全球秩序的重要性。

反对导弹基地宫古岛居民联络会共同代表清水早子（Shimizu Hayako）指出，日本近年来在宫古岛及其周边岛屿推进军事化，逐步侵蚀当地文化，并对居民构成安全威胁。冲绳大学地域研究所特别研究员具志坚隆松（Takamatsu Gushiken）由琉球历史切入，严厉批评美日在东亚地区的军事化扩张，指出要警惕日本当局对“台湾有事论”的煽动。共同行动日本联络会议全国事务局成员迫田英文（Sakoda Hidefumi）深刻反思日本对中国和朝鲜的历史侵略，高度评价中国在和平工作中的积极作用，警告亚太地区军事演习与法律调整正在推动战争边缘化，呼吁各国民众携手反对帝国主义干涉，维护东北亚和平。

点评环节中，原上海市人民政府参事季平回溯了台湾左翼团体与东亚进步力量携手反帝的历史，提出当前台湾问题存在“台湾民进党当局掏空中华民国”和“美国政府试图掏空一中原则”两个新特点，强调解决台湾问题既依赖于中国的综合实力，也需要与国际友人共同努力，为实现和平与统一而奋斗。东南亚冷战暨新马左翼运动历史独立研究员陈剑探讨了美国在亚太地区的战略布局及其对台海与东亚局势的影响，指出美国通过军事基地网络、双边与多边防御条约及冷战思维延续，在亚太地区推行霸权，这一现行策略难以有效应对全球格局变化，并呼吁国际社会反对美式单边主义，团结合作遏制战争风险。

分论坛三“‘新冷战’、台湾海峡与东北亚局势”讨论现场

改革与创新：南方国家发展的动力之源

一系列最新的宏观经济研究表明，固定资本投资净额与经济增长之间存在极强的相关性。要拉动经济长期可持续增长，不能依赖饮鸩止渴式的刺激消费，必须制定长期的国家和区域发展议程，并持续投资于固定资本建设。分论坛四“全球南方国家与区域经济发展议程和战略”由“真实巴西”媒体地缘政治分析师马可·费尔南德斯(Marco Fernandes)主持，讨论如何把这一经济学洞察转化为全球南方国家可实施的国家战略。

前埃塞俄比亚贸易与工业部国务部长特卡·格布雷尤斯·恩特哈布（Teka Gebreyesus Entehabu）指出，数十年来全球南方国家的经济发展与现代化都由全球北方主导，忽略了许多实际情况，因此，解决全球南方的发展挑战需要多管齐下，因地制宜发挥当地优势，不断加强南方国家之间的经验交流，为全球南方国家与区域创造更好的前景。约翰内斯堡大学高级执行董事邦加尼·恩库隆加（Bongani Ngqulunga）介绍南非经济发展经验，强调国家在推动经济增长方面扮演重要角色，金砖国家的崛起为全球南方国家间贸易和投资提供了重大机遇，各国应携手共促当前全球政治和经济秩序向更加平等的方向发展。

俄罗斯科学院信息学与控制联邦研究中心首席专家亚历山大·古德斯（Alexander Gurdus）通过分析世界经济形势，指出当前金融体系通过技术维持单边主导地位，应考虑发展并逐步转向新的“通信经济”模式，在统一的数字空间中以最小的过渡交易成本实现全球互操作性，建立开放、可靠的金融系统，而非让任何一方占据支配地位。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研究院高级研究员罗思义（John Ross）结合中国经济改革与民族复兴的历程，探讨经济与国家解放之间的关系，并指出其他亚洲国家可以从中国发展模式中汲取经验，重视创建独立自主的科研机构和提高研发占比的重要性，以实现经济的独立与解放。

上海交通大学安泰经管学院特聘教授文一围绕亚非拉地区国家在工业化进程中的表现进行对比分析，指出规模化大生产和规模化市场的重要性，强调正确的产业政策和循序渐进的工业化顺序对于经济发展的关键作用。土耳其中东技术大学经济学会董事会成员居尔特金·阿里克（Gültekin Arik）批判新自由主义政策对土耳其经济的负面影响，包括农业生产衰退、私有化进程带来社会问题、采矿业破坏环境等等，强调可持续发展的政治前提是民众力量及其组织的参与，提出土耳其要积极与进步的社会主义国家和真正独立于全球北方的国家加强友谊。

分论坛四“全球南方国家与区域经济发展议程和战略”讨论现场

全球治理的南方力量

分论坛五“改革世界金融体系”由拉美人民运动拉丁美洲经济问题专家卢西娅·孔维蒂(Lucía Converti)主持，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丁一凡担任点评人，旨在面对当下美元为核心的全球货币和金融体系被武器化的现实情况，围绕当前全球货币金融体系的缺陷、改革面临的关键挑战、金砖国家在改革中的作用等议题展开讨论，探讨改革世界金融体系的可能性。

美洲玻利瓦尔联盟-人民贸易协定社会研究员、经济顾问尤斯梅尔·阿雷兰（Yosmer Arellán）指出，美国对委内瑞拉的制裁造成了该国前所未有的经济损失，委内瑞拉正通过采取企业国有化、财政和货币政策改革等一系列措施恢复经济活力和社会稳定。国际发展经济学协会非洲研究与政策主任恩东戈·桑巴·西拉（Ndongo Samba Sylla）认为去美元化并非意味着货币霸权的终结，而是金砖国家对美元霸权的挑战，旨在实现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的民主化，并指出需要构建一个更加公平的气候友好型国际货币和金融体系，以解决储备货币选择的稀缺性使大多数国家在国际支付中受到限制的问题。

俄罗斯科学院经济研究所高级研究员维奥莱塔·阿尔希波娃（Violetta Arkhipova）强调了金砖国家在货币体制改革和金融合作方面的重要性，指出金砖国家正在探索建立共同货币和支付体系，以减少对美元等传统储备货币和西方金融体系的依赖，提高内部支付和结算的效率。云南财经大学经济学院名誉院长龚刚探讨了金砖国家货币储备和支付体系的关系与前景，强调建立超主权货币——金砖货币的必要性，认为这将是对美元霸权的直接挑战，金砖货币体系将促进建立一个更公平的国际货币体系，并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打下基础。

中山大学岭南学院教授卢荻分析了铸币税收益对中国经济稳定性和发展路径的影响，指出中国必须解决对美元霸权的以来问题，以实现经济的持续健康发展。太和智库高级研究员丁一凡在发言中指出，越来越多的国家正逐渐意识到并警惕美元货币体系与霸权统治的关系，随着全球南方国家的崛起和数字技术的发展，未来可能出现多币种国际结算系统，数字货币将有可能在国际交易中扮演更重要的角色。

分论坛五“改革世界金融体系”讨论现场

国家战略的制定与实施离不开爱国、清廉、专业、高效的国家公务员队伍和成体系的国家能力建设。分论坛六“全球南方的国家能力建设”由观察者网总经理李波主持，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胡德(Daniel F· Vukovich)担任点评人，国内外学者共同交流中国与全球南方各国在构建国家能力过程中的经验与挑战，探讨促进全球南方国家能力建设的方法与思路。

复旦大学经济学院特聘教授、中国《资本论》研究会副会长孟捷以高铁系统建设和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为例，指出中国凭借独特的机制，既能在宏观层面打造市场公平环境、建设所需基础设施、培育合适人才、提供金融支持与法律保障，又能深入到具体的市场内部发挥作用，对于全球南方国家思考政府在建构性市场发展中扮演的角色具有重要启发意义。澳大利亚阿德莱德大学亚洲研究系教授高默波在发言中强调，全球南方国家需通过非暴力社会主义革命，解决土地和妇女解放及教育等核心问题，以实现真正独立，中国应持续推动全球南方团结合作和能力提升。

巴基斯坦拉合尔管理科学大学、巴基斯坦工人党领袖泰穆尔·拉赫曼（Taimur Rahman）以巴基斯坦为例，指出全球南方国家在全球经济体系中面临严重的劳动力流失问题，批判全球北方主导的能力建设模式进一步突出南方国家内部不平衡、加剧南北差距，并呼吁南方国家借鉴中国等国家的发展案例，探索自主发展道路，充分利用本土精英人才，以实现真正的经济主权和社会进步。莫斯科国立国际关系学院欧亚研究所国际项目负责人阿纳斯塔西娅·马卡连柯（Anastasia Makarenko）认为教育是全球南方国家能力建设的核心，应摆脱应摆脱对西方教育模式的依赖，通过互相学习与合作，立足本土价值观和智慧传统，共同探索适合本国的教育改革路径。

香港大学比较文学系教授胡德表示，国家治理能力不仅关乎基础设施的建设，更涉及到技能层面的革命，需要在教育领域推动“劳动力发展”的高素质提升。南非国家行政学院院长、约翰内斯堡大学高级研究员布萨尼• 恩卡韦尼（Busani Ngcaweni）则指出国家能力建设需要一套强有力的行政体系、受过良好教育的公民群体和以科学技术为基础的技能革命，推动实现充满活力、清廉、解放青年生产力的全球南方事业。

分论坛六“全球南方的国家能力建设”讨论现场

团结、交流、合作：南方国家共同迈进现代化的路径

继去年的全球南方国际传播论坛（2023）后，今年的论坛继续聚焦西方媒体霸权，持续推动构建21世纪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分论坛七“直面与分享：推动构建21世纪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邀请来自拉美、非洲、俄罗斯等地的多家媒体与中国主流媒体开展研讨，分享一年来各区域媒体在国际传播阵地上的斗争故事，揭示媒体在全球大变局中起到的举足轻重的作用，促进全球南方各国媒体交流，为构建和平与发展的世界命运共同体贡献力量。分论坛由中国国际电视台主持人刘欣主持，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教授、纪录片中心主任陈亦楠和复旦大学全球传播全媒体研究院国际传播方向负责人汤景泰担任点评人。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对本场讨论进行了全程直播。

今日俄罗斯国际电视频道中国区主编索菲娅·梅尔尼丘克（Sofya Melnichuk）表示，媒体要勇于挑战西方带有偏见的媒介叙事，努力突破其议程设置、叙述方式和话语框架的束缚，同时要相互聆听，打通“己方”和“他方”之间的隔膜，共同构建公平且具变革性的媒体格局。上海报业集团国际传播中心常务副主任李嵘指出，国际传播应注重差异化与定位，善用多元传播渠道，打造更细分且优质的垂类内容，构建更灵活的出击矩阵，培养更专业的国际传播队伍，创新传播策略与实践，讲好“小而美”且富有共情力的中国故事。

古巴拉丁美洲通讯社驻华记者伊芙琳·莱瓦·罗梅罗（Evelyn Leyva Romero）提倡全球南方媒体在技术选择与行业合作方面深入探索，在人工智能、大数据等领域开展专业培训，扩大全球南方的信息覆盖面，关注长期存在的全球性苦难问题如战争与冲突，打破地域与认知的局限，构建起全球范围内的信息桥梁，,共同应对全球挑战并为世界和平发展贡献力量。赞比亚HOT TV董事会成员阿肯德·蒙贝（Akende M’membe）倡导全球南方国家团结协作，打破西方媒体信息垄断格局，构建自主平等的传播秩序，并鼓励各国挖掘本土故事与文化内涵，以独特的、自主的视角解读全球事务，增强自身话语权，同时通过推动媒体信息与数据项目共建共享，以提升全球南方整体传播实力，塑造新时代国际传播格局。

巴西劳动者电视台驻华记者毛路·拉莫斯（Mauro Ramos）强调，全球南方媒体需要提供不同于西方的报道视角，深入中国各地采访报道，将真实的中国呈现给全球南方国家及其民众，促进文化交流与民心相通，努力构建以人民为主体的南方联盟，为南南合作奠定民意基础。上海文广国际传播中心主任助理杨颖杰指出，国际传播要紧跟二十一世纪传播新趋势，整合资源优势，加强与国际媒体合作，打破信息壁垒，构建一个更加真实、全面且包容的国际传播环境。

上海交通大学媒体与传播学院教授、纪录片中心主任陈亦楠认为，国际传播要积极回应西方媒体对本国的不实报道现象，主动设置传播议程，打破固有国际传播话语的桎梏，倡导各国基于本国国情构建叙事与话语体系，推动经验模式的相互借鉴与分享，为全球传播领域的多元发展贡献智慧。复旦大学全球传播全媒体研究院国际传播方向负责人汤景泰则强调全球南方国家是一个命运共同体，媒体需要理解信息流动背后的价值与意义，积极推动全球南方之间在人员、商品和信息等多方面的流通互动，将建立公平正义的全球信息传播新秩序作为重要使命。

分论坛七“直面与分享：推动构建21世纪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讨论现场

此次论坛上，“中国故事”为全球南方事业发展贡献宝贵经验与创新方案。分论坛八“田野中国之一：对口帮扶、赣南振兴与全球南方”和分论坛九“田野中国之二：‘村超’、‘中国式现代化’与全球南方”分别邀请来自江西赣南和贵州榕江的基层代表，以祖国大地上的精彩故事生动阐述“中国共产党为什么能、马克思主义为什么行、中国特色社会主义为什么好”，得到全球南方朋友的高度认可。

赣南是中国第一个红色政权——中华苏维埃共和国的诞生地，是中央红军长征的出发地，也是习近平总书记发出“新长征 再出发”伟大号令的发出地，生动展现了两个“初心”：一是革命到发展的初心，二是“先富带动后富”的初心。分论坛八“田野中国之一：对口帮扶、赣南振兴与全球南方”由赣南师范大学社会主义发展传播学研究中心，赣南师范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协办，全球南方学术论坛秘书长、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传播研究院全球南方研究中心主任熊节主持，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高级编辑、《对外传播》执行主编孙墨笛和国际民众合作协会研究员提卡·莫雷诺(Tica Moreno)担任点评人，邀请赣南故事讲述人与全球南方致力于乡村发展的代表同台交流，分享各国在乡村建设上面临的挑战与获得的经验。

江西省赣州市章贡区水南街道登峰社区党总支书、居委会主任曾花从搭建横纵层级完备的组织体系、发挥网格中的党员力量、在“网格夜话”中团结居民和“一组三会”齐心共治等四个方面，分享了如何在党建引领下有效解决基层治理任务繁重复杂的治理经验。江西省赣州市赣南于都县梓山镇党委组织委员刘知远讲述赣州市于都县梓山镇潭头村如何以革命历史发展为起点，在中组部对口支援、于都县梓山镇潭头村各级党委政府的努力下，通过“造势、造血、圆梦、创新”四个路径举措，实现园区变小镇、富硒成品牌、传统变现代、群众增收入与规模稳增长等五方面的乡村全面振兴发展。赣州华坚国际鞋城有限公司总经理李卫民从企业在中国和埃塞尔比亚的发展历程诠释中非友谊的生动体现，并分享企业在非洲当地承担社会责任、开展公益事业的经验。

国际民众合作协会研究员提卡·莫雷诺结合对江西赣州和瑞金等地的访问经历，分享对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的理解，特别提到社会主义建设中妇女解放事业、社区治理与老年人护理实践发展和农业机械化合作促进中巴两国交流的重要意义，强调国际主义的原则——通过理解彼此的历史与现实，推动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进步与发展。中国外文局当代中国与世界研究院高级编辑、《对外传播》执行主编孙墨笛通过中国江西赣州的基层实践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国际主义愿景之间的关联，提出了三个关键词：人民、团结与长征。孙墨笛指出，当前追求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全新的长征，需要全球南方国家紧密团结。未来，各方需共同探索，为实现全球平等、发展与幸福的目标贡献力量。

分论坛八“田野中国之一：对口帮扶、赣南振兴与全球南方”讨论现场

近年来，贵州“村超”活力四射、火爆出圈，折射民族团结、乡村振兴和区域协调发展的成果。分论坛九“田野中国之二：‘村超’、‘中国式现代化’与全球南方” 由榕江县村超研究院协办，邀请村超故事讲述人与全球南方热爱足球的专家同席交流，分享各国人民足球与乡村发展的故事，全球南方学术论坛秘书长、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传播研究院全球南方研究中心主任熊节担任主持人，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现代化研究所暨哲学系教授徐俊忠和三大洲社会研究所研究员米凯拉·恩洪多·厄尔斯科格(Mikaela Nhondo Erskog)担任点评人。

榕江县网络人士联谊会会长宁清晨讲述了“手机变成新农具，数据变成新农资，直播变成新农活”的村超传播模式，分享榕江县乡村振兴过程中动员人民实现传播裂变、创造共建共享共赢的经济效益、激发在地文化产业活力和服务社会公益的实践经验。村超研究院执行院长张明涛以“人民主体、人民主创、人民主接、人民主推”四个关键词为核心，结合自身作为“村超解说员”主体视角，回顾了“人民足球的村超模式”广泛普惠人民群众、推动乡村自主发展的整体机制。

榕江县古州镇丰乐社区党总支书记陈开华介绍村超+“榕易谈”的乡村治理模式将新媒体运营与政府治理相结合，实现乡村治理与经济发展互惠共赢，深度融合基层治理与乡村振兴的新路径。榕江县村超苗妹兰兰服饰创办人刘勤兰作为贵州榕江县返乡创业的典型代表，讲述其在个人创业过程中通过村超赛事所带来的流量优势，助推乡村经济发展与文化传承的故事，提出国际化青年团队的参与，不仅能为榕江带来可持续的经济效益，也能提供与全球南方国家之间“文化互鉴”的渠道。

中山大学马克思主义哲学与中国式现代化研究所暨哲学系教授徐俊忠点明未来县域统筹是实现县域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认为可参考榕江经验，在注重产业发展、空间布局和公共服务的协同推进的前提下，加大统筹县域资源力度，同时注意谨慎引入资本，并确保资本服务于乡村体育和社会公益目的，以保持人民性和公益性。三大洲社会研究所研究员米凯拉·恩洪多·厄尔斯科格表示，“村超“的成功和贵州榕江打赢脱贫攻坚战离不开中国政府、各基层党组织和人民的全方位联动，也为全球南方国家提供了可供参考的经验，可通过建立“姊妹城市”的创新合作机制，组织双边文化节、体育比赛等活动，促进不同文化之间的交融。

分论坛九“田野中国之二：‘村超’、‘中国式现代化’与全球南方”讨论现场

此次论坛上，“全球南方”书系正式发布，唱响“南方声音”。全球南方学术论坛主席、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传播研究院长吕新雨，施普林格自然集团中国区图书总监李琰，中国出版集团东方出版中心文史分社副社长万俊共同主持发布仪式，发布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传播研究院与帕尔格雷夫•麦克米伦出版社、东方出版中心共同策划出版的英文帕尔格雷夫全球南方研究丛书、中文“全球南方”书系。中文书系包括全球南方·田野中国丛书，全球南方·学术论丛，全球南方·学术译丛等四个系列，两套书系将以中国故事、中国经验为桥梁，助力全球南方学术共同体理论与实践，为突破冷战胜利者和西方中心主义的知识生产和媒体生产霸权，打造开放、交流的探索全球南方自主知识生产体系的学术平台。此外，论坛正式发布“全球南方洞见”（GSI）数据研究项目，拟尝试以大数据科技手段构建涵盖涵盖全球南方国家政治经济发展的大型数据库，探索以数据赋能全球南方人文社科创新知识生产体系。

“全球南方”书系正式发布

“我们今天看到，全球南方其实就是新的世界体系下的‘三农’问题，全球南方和北方就是世界范围内的城乡关系。《共产党宣言》描述了资产阶级使农村屈服于城市的统治、使农民的民族从属于资产阶级的民族、使东方从属于西方的历史逻辑。二十一世纪的社会主义发展理论以及我们的发展传播学与实践，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超越这个逻辑，是将中国包括在内的全球南方国家的共同命运。” 全球南方学术论坛主席、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传播研究院院长吕新雨在闭幕致辞中指出，和平与发展是二十一世纪的主题，也是本次论坛重点关注的关键词，全球南方国家要在争取和平的前提下赢得共同发展。

全球南方学术论坛主席、华东师范大学国际传播研究院院长吕新雨致辞

至此，全球南方学术论坛（2024）圆满结束。中国国际电视台（CGTN）英法俄西四个语言频道、上海广播电视台融媒体中心、新民晚报、文汇报、观察者网等国内主流媒体对论坛进行了报道，并采访多名与会嘉宾，CGTN全程直播分论坛七“直面与分享：推动构建21世纪世界信息与传播新秩序”；巴西劳动者电视台（TVT）、真实巴西（Brasil de Fato）、古巴拉丁美洲通讯社（Prensa Latina）、委内瑞拉南方电视台（TeleSUR）、加纳泛非电视台（PATV）、今日俄罗斯国际电视频道（RT）等全球南方媒体对论坛进行报道；知名全球南方智库、论坛合作方三大洲社会研究所计划对贵州村超案例开展深入研究，进一步推动学术理论深度与全球南方现实实践的深度融合。未来，全球南方学术论坛将继续秉持推动全球南方学术共同体、推动21世纪信息与传播新秩序的主张，助力全球南方的现代化发展持续塑造世界新格局，构建更加公平、公正的世界新秩序。

文字 | 郑于晗 袁欣远

导言

30年前，资产阶级思想家宣告“历史终结”（end of history），如愿上演一出美帝国主义给人无懈可击之感的闹剧¹。对于感受到帝国主义重压的人民斗争和运动来说，看不到这种终结的迹象。

面对1996年的巴西卡拉加斯大屠杀等暴力镇压，巴西农村劳动者组织（MST）通过占领和生产重新夺回土地，进行了大众土地改革，挑战了美国跨国公司孟山都等农业巨头²。1999年，被誉为“撼动大陆之战士”的乌戈·查韦斯（Hugo Chávez）在委内瑞拉赢得大选，随后拉美其他地方也开始急剧向左转，例如数百万工人、农民、土著居民、妇女和学生得到大规模动员，使拟议中的“美洲自由贸易区”在2005年破产，直接挑战了横行近200年的美国门罗主义³。

2002年，尼日利亚妇女聚集在壳牌和雪佛龙公司的大门口，抗议这些企业在尼日尔河三角洲开采资源、破坏环境。2004年，美国把时任海地总统让-贝特朗·阿里斯蒂德（Jean-Bertrand Aristide）赶下台并占领海地，引发海地人用大规模示威驳斥持续几个世纪的诋毁。2006年，数百万尼泊尔人在共产党领导下通过武装抵抗推翻了君主制。2010年，水果摊贩穆罕默德·布阿齐兹（Mohamed Bouazizi）当街自焚，于是突尼斯人起义反对导致他采取如此极端行动的新自由主义体系。

在随后的几年中，变化——有时微小而不可察觉，有时不稳定而具爆炸性——发生了。其中涉及到群众运动和国家行为者，有些情况下是极具权力的国家行为者。中国崛起成为经济强国，全球南方经济增长（按购买力平价计算在2007年超过全球北方的国内生产总值总和），国内资本投资遭遇多年忽视，经济金融化，制造业优势丧失，这些都对美国构成挑战。

2009年茶党崛起标志着美国国内政治的内部分裂。在国际上，美国未能用软性手段颠覆中国政权，也未能在俄罗斯实现去核化或政权更迭。随着灾难性的伊拉克战争（2003—2011）结束，美国暂时减少了军费开支，但随后转向动用武力或者以武力相威胁作为应对这些变化的中心支柱。

霸权的历史性衰退分三个阶段：生产、金融和军事⁴。美国尽管在生产方面失去了霸权，但仍在某些领域（包括军事相关领域）残存技术霸权。美国正目睹自己以美元为中心的金融霸权受到挑战，尽管还处于非常初期的阶段。虽然其经济和政治上的衰落可能正在加速，但它仍然保持军事实力——这使美国试图通过军事或军事相关手段来克服其经济式微的后果。

美国已经将中国定义为其战略竞争对手。美国的最低纲领是遏制和从经济上削弱中国，以确保美国未来的永久经济霸权。

从其自身角度来看，美国资本主义限制中国崛起合乎情理。不这样做将侵蚀美国在控制更高水平生产力和这种控制所带来的垄断特权方面的相对优势。美国国内各派步调几乎完全一致，继续与中国脱钩（尽管几乎不可能在美国国内完全做到生产力的再现代化）并推进对中国的军事准备。

2022年2月，俄罗斯军队进入乌克兰——缘于美国不断违反其对北约（NATO）不扩张的承诺以及基辅与顿巴斯之间的持续内战——标志着美国的世界军事格局迎来一个明确的新阶段。在一系列迅速行动中，美国公然将所有北方国家置于其麾下，并进一步令这些国家的军事机器臣服。美国确立了自己的“北约+”（NATO+）军事霸主之位，包括前东欧集团除3个成员国以外的其余所有成员。作为成员或观察员参加2023年立陶宛维尔纽斯北约峰会的澳大利亚、新西兰、日本和韩国等国家实际上都是“北约+”成员。只有以色列（因政治考量托辞缺席）和几个全球北方小国缺席。

2023年10月起，以色列在美国政府无耻的全力支持下，开始让巴勒斯坦人遭受大规模的流离失所、种族清洗、集体惩罚和种族灭绝。近期加沙局势升级紧随乌克兰事态，标志着帝国主义体系内发生了质变。美国现在已经支配了所有其他帝国主义国家的经济、政治和军事，由此巩固了一个以军事为重点的一体化帝国主义集团，旨在继续控制整个全球南方，并把注意力转向支配欧亚大陆，这是世界上唯一一个尚未受其控制的地区。

毫不夸张地说，全球北方已经对任何不遵循其政策的全球南方国家宣告了公开敌意和“战争”。这可见于2023年1月9日发布的欧盟-北约合作联合声明中：

“我们将进一步调动我们可以调动的所有政治、经济或军事手段，追求符合我们10亿公民利益的共同目标”⁵。

加沙地带的巴勒斯坦人着实感受到了NATO+的公然野蛮行为和全球北方能够得逞的强制性“大众共识”。正如巴勒斯坦解放运动领袖莱拉·哈立德（Leila Khaled）最近所说：

“我们知道他们在说恐怖主义，但他们才是恐怖主义主角。帝国主义力量在世界各地，包括伊拉克、叙利亚等等国家……都在准备攻击中国。他们所说的关于恐怖主义的一切实际上都是关于他们自己。人们有权以包括武装斗争在内的所有手段进行抵抗，《联合国宪章》就是这么说的。因此，他们侵犯了人们的抵抗权，人们不甘生活在占领和压迫之下。历史告诉我们，人们抵抗才能够保住自尊和土地”⁶。

***

帝国主义已经开始转向新阶段：极化帝国主义（Hyper-Imperialism）⁷。这是以夸张和动态方式进行的帝国主义，同时也受制于衰落帝国自身造成的局限。刚果、巴勒斯坦、索马里、叙利亚和也门数百万居民感受到其力不从心的抽搐感，他们生活在美国军国主义之下，听到突如其来的声响就会本能地躲避。

但是，它并不是冷战那样在全球范围内的全线推进，在打完代理战争之后通过世界银行和其他开发机构实施经济帝国主义。它更像是一个溺水的亿万富翁坚信应该回到自己的游艇上。它挥动着仍然强大的军事实力。然而，在生产力不足并且知道金融力量正处于转捩点的情况下，美国曾经拥有的全套帝国控制技艺不再能够随心所欲地为其所用。因此，它通过最便捷的机制发力：文化（控制真相）和战争。

极化帝国主义的策略部分形成于现代化混合战争，其中包括法律战、超级制裁、侵占国家储备和资产等非军事战手段。数字时代特有的监视和定向沟通的新技术工具被帝国主义用来操纵思想斗争。这包括对真相采取更为恶劣和隐秘的手段，例如政治监禁“维基解密”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Julian Assange)，他揭露了针对全球南方犯下的诸多罪行⁸。

全球北方是由49个国家组成的军事、政治和经济一体化集团。其中包括美国、英国、加拿大、澳大利亚、新西兰、以色列、日本以及次一级西欧和东欧国家。在军事方面，土耳其（北约成员国）、韩国和菲律宾（实际上是美国的军事化殖民地）被包括在我们所定义的“以美国为首的军事集团”中，尽管它们属于全球南方。

过去20年里，全球北方经历了显著的相对经济衰退，以及政治、社会和道德的堕落。北方国家试图把民众（包括在互联网上）对巴勒斯坦权利的支持非法化，因而其公民权利和“新闻自由”的虚假“道义”主张现在完全成了笑柄。这样全力羞辱和摧残有色人种民族让人想起过去几个世纪的遭遇，暴露了共同的所谓“白人脆弱性”（white fragility）。

全球南方国家包括前殖民地和半殖民地、一些欧洲以外的独立国家，以及现今和曾经的社会主义国家。大多数全球南方国家仍然需要为民族解放、独立、发展以及全面经济和政治主权而努力。

尽管术语有其局限性，我们仍将使用“全球北方”一词，偶尔会用“西方”（一个经常用到的空洞说法），与更准确的“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集团”一词交替使用。我们将分析全球北方的四个“环”，世界其他地区目前被称为全球南方，其中的大部分国家就是先前所说的“第三世界”。我们将分析全球南方的六个“组”。组别取决于一国成为政权更迭目标的相对程度以及该国政府在公开推进国际反帝立场方面的作用（详见图1）。全球北方大大升级了其与称为全球南方的世界其他地区所进行的普遍冲突。

第一部分：以美国为首的全球北方军事集团的崛起

转变与整合

过去30年，以美国为首的军事集团经历了两次内部变化：

1. 将该集团进一步扩大，囊括所有东欧国家（仅白俄罗斯尚未加入）。
2. 维持西欧资本主义国家完全臣服所面临的挑战，这些国家放弃了任何基本的独立，很多情况下甚至连伪装都没有。

第二点在2018年因西欧国家屈服于唐纳德·特朗普（Donald Trump）退出2015年伊朗核协议而尤为明显——是对其经济利益的重大打击。接下来，我们将讨论这一进程的来龙去脉⁹。

北约是我们所说的以美国为首的军事集团的中心。它还包括日本、澳大利亚、以色列、新西兰、三个全球南方国家，以及其他几个非北约成员国的欧洲国家。

以美国为首的军事集团在世界上绝无仅有，是事实上和法律上的军事联盟，有一个中央指挥部。其目标的明确性和统一性显而易见。没有其他同类型集团。过去十年，美国已经放弃了许多重要的反核扩散条约（2002年退出《反弹道导弹条约》、2019年退出《中程核力量条约》，2020年退出《开放天空条约》）¹⁰。这使得军方决策者有可能在几分钟内就可以部署好摧毁莫斯科的中程核导弹。

军费开支

在《每月评论》（Monthly Review）2023年11月号中，吉塞拉·塞尔纳达斯和约翰·贝拉米·福斯特（John Bellamy Foster）发表了一篇经过深入研究的论文，该文全部援引美国商务部经济分析局（BEA）以及美国管理和预算办公室（OMB）的官方经济统计数据，揭示了美国实际经济军事开支是美国政府承认的甚至亦或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SIPRI）所承认的两倍以上¹¹。

2022年美国实际军费开支为15370亿美元¹²。

为了计算全球军费开支总额，我们选择SIPRI公布的数字作为除美国以外所有国家的主要数据来源¹³。仅就美国而言，我们使用了《每月评论》的数据。2022年，SIPRI将中国政府公布的国防预算数字从2290亿美元调整为2920亿美元，增幅为27.5%¹⁴。自2021年起，SIPRI开始采用新方法修订中国的军费开支¹⁵。SIPRI改变了对中国以往和当年军费开支的计算方法¹⁶。

SIPRI把OMB报告的2022年美国年度军费预算调整了14.5%，从7658亿美元增至8769亿美元¹⁷。这一增幅约为中国增幅的一半。

SIPRI对待中国军费开支的方式与美国截然不同，对美国的计算采取了更为谨慎的态度。

即使SIPRI将中国自己公布的军费开支翻一番，达到4580亿美元，也仅占其国内生产总值的2.6%。这大大低于美国实际支出的6%，即便如此，中国的军费开支也仅为美国的29.8%，而中国的人口是美国的4倍多¹⁸。

此外，与美国不同，中国没有902个海外军事基地¹⁹。美国的军事基地和干预不仅耗费年度预算，还造成长期经济债务。更多信息详见尾注²⁰。

我们的分析得出了一系列明确结论。首先，美国通过北约和其他手段控制了全球高达74.3%的军费开支（图2），总额超过2万亿美元²¹。

图3显示，在全球军事预算最高的16个国家中，帝国主义国家占了12个。

图4显示了16个全球北方国家与全球南方军费开支前三位国家的对比情况。美国的人均军费开支是中国的21倍²²。这些发现的重要性毋庸置疑。

图5列出了军事预算超过200亿美元的所有国家，其中有11个全球北方国家，6个全球南方国家（共145个全球南方国家）。本图把韩国归入以美国为首的军事集团。

很明显，与全球北方相比，全球南方既不是一个阵营，也绝非军事集团。全球南方因此面临着以美国为首的军事集团对军费开支的极度垄断。这对全球南方所有国家都构成了明确而现实的危险；对人类和地球的存续构成迫在眉睫的威胁。

反过来，就国家权力的最重要方面（即军事力量）而言，所有国家的工人阶级，尤其是世界上的有色人种国家所面临的最大威胁来自以美国为首的帝国主义阵营。客观地说，不存在次帝国主义或非西方帝国主义列强（这些概念是掩盖事实真相的主观欺骗）。

美国和英国的军事基地

2002年3月，《每月评论》刊载的一篇文章列出了已知美军基地所在国家的名单和地图，认为美帝国的范围可以用其基地来描述²³。这在美国军界引起轩然大波。随后几年，大卫·维恩（David Vine）和反战组织“超越战争的世界”（World Beyond War）（该组织制作了一张开放查阅的交互地图）等对这篇文章进行了扩充²⁴。

关于这些基地位置的信息为我们了解美国军事霸权的绝对普遍性打开一扇窗口。通过揭示帝国主义疆界和管辖方，基地位置和数量对了解帝国主义的形态和轨迹很有价值。

已知的美国军事基地有902个，英国有145个²⁵。

由于美国军方和政府的保密性，我们缺乏有关发生在这些基地内的美国军事活动及那里驻扎的美军所发起的军事行动数据。因此，对美国对外军事活动的全面定性分析并不完整。分析的不足之处包括：

• 列出的基地不含美国在过去40年中建立的诸多私有化军事职能的设施和地点。戴恩国际（DynCorp International）、福陆公司（Fluor Corporation）、AECOM和KBR, Inc.等企业在全球范围内开展业务运营，包括科威特、沙特和印尼²⁶。
• 不含美军的“非官方”项目，例如征用加纳首都阿克拉的科托卡国际机场1号航站楼，美军在那里无需护照或签证（只需美军身份证），美军飞机“免登机检查”²⁷。因此，1号航站楼实际上是美军基地。加纳已经把其国家主权割让给了美国²⁸。
• 不含美国军工数字通信复合体项目。许多海底电缆终端所在地只由美国情报部门许可的官员控制。控制全球海底电缆通信是美国情报的关键优先事项之一²⁹。这是美国国家安全局“收集一切”（collect it all）项目的一部分，旨在收集世界上的所有通信数据，存储在代号为“黄蜂巢”（Bumblehive）、位于布拉夫代尔的犹他州数据中心（Bluffdale Utah Data Centre）等地，这是第一个“情报界全面国家网络安全计划”（Intelligence Community Comprehensive National Cybersecurity Initiative）数据中心³⁰。
• 不含秘密军事项目和位置（包括被称为“睡莲”〔lily pads〕的东道国设施），尽管其中一些已经被揭露并包括在内³¹。
• 关于美军在不同地点之间的移动、所开展活动的性质（如部队调动或定点暗杀）以及货物、飞机和船只的数量，几乎没有任何信息。
• 并非所有基地在规模或功能上都是相同的，因此，几乎不可能评估相对重要性。有时，单个建筑被归类为基地，是因为它与1公里之外的其他建筑不相连。有些基地规模庞大，对所经之处的一切都造成破坏（如关岛的军事设施），破坏自然环境和当地居民的生活。其他一些基地被称为小型间谍网络设施。

由于这些限制，倾向于只报告可测量信息，而非未知但具战略意义的信息。

首先，我们用“超越战争的世界”组织的数据给出一张地图，显示了哪些国家有美军基地，但没有显示每个国家具体有多少个基地。这是为了减少可能出现的错误对比。即使某个国家只有一个美国基地，也意味着该国已经把部分国家主权割让给了美国。其次，为了完整起见，我们下面有两张图表（一张是全球北方的图表，一张是全球南方的图表），列出了根据“超越战争的世界”组织数据已知有美军基地的国家。

图6显示美国至少拥有902个海外军事基地，主要集中在与中国接壤的地区或中国周边的缓冲区，严重破坏了全球南方国家的主权³²。

美国的海外军事基地不仅位于全球南方，在全球北方也有大量基地（图7）。超过三分之二的已知基地集中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两个战败国：德国和日本。

图8列出了美国在全球南方国家和地区的海外军事基地所在地。韩国拥有62个永久性美军基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