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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50年前的1871年5月28日，巴黎公社在72天后失败了。巴黎工人在3月18日成立了巴黎公社，这是建立在于1789年首次出现，其后又在1830年和1848年影响了法国的革命乐观主义浪潮之上。巴黎公社的直接导火索是普鲁士在一场无谓战争中打败了法国。在拿破仑三世向普军总帅赫尔穆特·冯·毛奇投降两天之后，仓皇失措的巴黎将军和政客们成立了第三共和国（1870-1940年）。然而，国防政府主席路易·朱尔·特罗胥将军（1870-1871年在任）、法国总统阿道夫·梯也尔（1871-1873年在任）等人并不能阻挡住历史潮流。巴黎人民推开他们，成立了自己的政府。换言之，他们建立了传奇的巴黎公社。

所有目光都转向了巴黎，但巴黎并不是工人工匠起义的唯一地点。梯也尔的餐具工人、里昂的丝绸工人曾短暂控制了所在城市（梯也尔只有几小时），但他们都感到，打败资产阶级政府必须靠工人阶级的政府来实现。他们的诉求不同，执行力参差不齐，但巴黎公社与全法国乃至全世界许多地方的起义者的共同点在于，他们认为，不需要资产阶级的领导，丝绸工人、餐具工人、面包师、纺织工人等也能够治理社会。到1870年，巴黎的工人阶级明白了，资产阶级政客和军事将领们让他们去色当战场上送死，对普鲁士屈膝投降，然后让工人阶级承受战争代价。工人必须接管风雨飘摇的法兰西。

巴黎公社失败的几周之后，卡尔·马克思就其经验教训为国际工人联合会（第一国际）总委员会撰写了一本名为《法兰西内战》的小册子，评价了这次起义的本质，即社会主义社会可能性的可贵示范，以及社会主义社会建立自身国家体系的重要意义。马克思充分理解历史的曲折性，认识到，尽管资产阶级夺回巴黎时进行了屠杀，但由1789年法国大革命开启的、1871年巴黎公社传承的历史潮流是不可阻挡的：旧时代遗留的旧等级制度和资本主义产生的新等级制度，对于民主精神而言是不可容忍的。

在巴黎公社的废墟之上，新的社会主义民主实验将崛起，它或许会失败，但继它之后又会产生新的实验。这些第一国际所倡导的实验因现代社会的矛盾而产生。马克思写道：“无论多么残酷的杀戮都无法消灭它。要消灭它，各国政府必须消灭资本凌驾于劳动力的专制主义，这正是他们寄生虫般存在的前提。”

1871年的巴黎公社对于我们的政治构想仍具有至关重要的意义，其经验教训是我们当下事业进程的必修课。正因为此，来自印度尼西亚、斯洛文尼亚、阿根廷等国的27家出版社携手编写了《巴黎公社150年》纪念图书，该书从5月28日开始以15个国家的18种语言提供下载。本书汇集了马克思的这篇文章、列宁对于该文的评论（出自1918年的《国家与革命》），以及我本人和三大洲社会研究所首席设计师、研究员翟庭君关于巴黎公社背景与文化的介绍文章。

1918年，在十月革命胜利、苏联成立后的第73天，列宁走出彼得格勒斯莫尔尼宫的办公室，在雪中跳起了舞。他在庆祝苏联的这场实验已经超过了巴黎公社的寿命。五天后，列宁在第三次全俄苏维埃代表大会上发言说，他们的公社已经超过了1871年巴黎公社的寿命，因为“俄国士兵、工人、农民在更为有利的情况下成立了苏联政府。”他们没有保留惯于压迫的旧沙皇国家机器，而是建立了一个“向全世界表明斗争方法的”新体制。斗争方法包括引领各关键阶级走向建设社会主义社会所必须的“漫长并有些艰难的过渡时期”。从1871年的巴黎公社，到后来的苏联，每一次失败对劳动人民而言都是一次学习，建设社会主义的每一次努力都为我们下一次尝试提供了经验。因此我们把发表这本书的日期选在巴黎公社的失败日，而不是成立日，这一天既是对公社本身的反思，也是对后来各种经验教训的反思。

《巴黎公社150年》是一个名为“国际左翼出版社联合会”的非正式团体的最新成果，该联盟产生自印度左翼出版社在新德里的一次交流。2019年初，我们决定通过举办“红色”图书贡献纪念日活动来反击左翼作家和出版社遭受的攻击。我们与来自南美的两家出版社，巴西Expressão Popular和阿根廷Batalla de Ideas两家出版社共同呼吁，在2月21日举办《共产党宣言》公开朗读活动，宣言正是在1848年的这一天发表的。由于2月21日恰好还是国际母语节，我们决定请参与者用各自的母语朗读《共产党宣言》。2020年、2021年，数万人在公共场合和网络上共同朗读宣言，讨论这篇富有活力的文章，纪念红色图书日。我们希望，这一天就像五一劳动节一样摆上人民运动的文化议程。

2020年红色图书日的经历使我们的出版团体开展了更多项目，比如特殊图书的合作出版项目。除了《巴黎公社150年》，国际左翼出版社联合会至今已出版了四本合作图书：

所有出版社在出版这些图书时使用了相同的封面。三大洲社会研究所艺术部决定就《巴黎公社150年》一书开展封面设计比赛，来自15个国家的41位艺术家提交了封面设计作品。我们正在网上展示这41幅参赛作品，数量与1871年巴黎公社内部共同组建艺术家联合会的47位艺术家相差无几。

我们认为有两幅画作最适合这本书。封面图片创作者为古巴艺术家、哈瓦那圣亚历杭德罗国家美术学院的平面与数字艺术系主任豪尔赫·路易斯·罗德里格斯·阿吉拉尔，封底图片创作者为印度学生联合会和青年社会主义艺术家集体的成员、来自喀拉拉邦的朱奈娜·穆罕默德。来自古巴和印度喀拉拉邦的两位艺术家胜出正合时宜，巴黎公社的实验正在这两个地方如火如荼地进行。

巴黎公社之后不久，法国殖民地阿尔及利亚、新喀里多尼亚发生起义。巴黎公社在这两个地方都起到了极为重要的榜样作用。1871年3月领导阿拉伯人和卡比勒人起义的穆罕默德·艾尔·莫克拉尼、1878年在新喀里多尼亚领导卡纳克人起义的阿泰都唱着公社之歌倒在法国殖民者的枪口下。因为参加巴黎公社而在新喀里多尼亚入狱的路易斯·米歇尔将红色围巾撕成碎片，分给卡纳克的起义群众。关于卡纳克的故事，她写道：

我们讲述着巴黎公社的故事，卡纳克人则讲述着他们的故事。这个传奇故事从72天的巴黎公社开始，发展为苏联，发展为1927年中国的广州公社，变成了完全不同的东西，甚至更加不同，更加美好。

巴黎公社的精神在当今时代仍具有强大的政治活力。在委内瑞拉，社区（barrios）中形成的公社对于推动社会进步需要构建的新思想和实际力量具有重要意义。在南非，一直受到打压的德班“迦南”（eKhenena）土地占领组织就是一种公社，其民主自治形式提供了社会服务，确定了农业项目，并为全国的活动家建立了一所政治学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