穆罕默德·伊西阿克姆（Mohammed Issiakhem），女子和墙，1977-78 巴耶尔艺术基金会，沙迦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这是悲惨的时刻。剥削和死亡的统计数字令人毛骨悚然。太多的人在饥饿中挣扎。每年约有900万人死于营养不良导致的并发症（因此，每十秒钟就有一个孩子在世界上某个地方死亡）。
我们许多记者和作家对苦难感受深切。整体的情绪是绝望。生活基本上是一贫如洗。希望的言辞听起来不像是鼓舞，更像是斥责。森林燃烧。海上的不幸者沉入地中海。妇女的尸体出现在奇瓦瓦沙漠。法西斯暴徒在德里的街道上游荡。希望的言辞与绝望的现实之间是天壤之别——它们之间没有桥梁。我们生活在创伤之中。这是创伤的呐喊。
不管在哪里，新闻都是触目惊心的。目前的关键词很明了：新型冠状病毒，金融危机，气候变化，杀害妇女，仇外心理以及新法西斯主义政客的顽强以及他们召集的街头暴民。当巨大创伤蔓延全球时，没必要对所发生的一切惊吓过度。恐慌是自然的反应，社会联系的普遍消亡加剧了这种恐慌。
社会联系甚至社会的概念在我们这个时代是如此引人注目。人们越来越难以以一种文明的方式来体验社会：政治言论似乎是从臭水沟里冒出来的，而随着新法西斯主义对根深蒂固、毒害思想的大男子主义的宣扬，对苦难的普遍同情似乎已经烟消云散。这不仅是政治阶层的问题，还应与国家和社会机构的腐败有关，如果没有这种腐败，人们将生活得更加富裕。如果人们很难找到工作，工作本身压力更大，通勤时间增加，难以获得医疗服务，养老金因支出成本（包括税收）的增加而减少，日常生活变得越来越难应对——很容易预料到脾气会急躁，愤怒会爆发，普遍的社会苦难会显现出来。
文明不只是态度问题，文明也是资源问题。如果我们利用全球的宝贵财富来保证彼此的体面生活，保证医疗和养老，并确保我们共同解决紧迫的问题，那么我们就能和朋友一起享受闲暇时间，我们就会自愿去提供社区服务，彼此了解，减轻压力，释放愤怒。“希望”也不是一种个人感觉，它必须来源于人们一起做事情、建立社区、为自己的价值奋斗。
弗朗茨·法农（Frantz Fanon）向我们提出了“巨大创伤”的概念。他在《阿尔及利亚家庭》（The Algerian Family, 1959）中写道：“革命知识分子必须更密切地关注阿尔及利亚的现实。我们绝不能简单地越过它。相反，我们必须一步步沿着阿尔及利亚土地上和阿尔及利亚人民身上的巨大创伤走过去。”阿尔及利亚正处于民族解放斗争中，处在一场对抗法国的法农所谓的“幻觉战争之中”。在“巨大创伤”中，对人类价值的肯定遭到了铺天盖地的殖民暴力。我们的创伤同样是幻觉的，其特征是越来越严峻的暴力形式和持续的斗争紧迫性。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的约翰内斯堡（南非）办公室发表了《汇编26》——“弗朗茨·法农：金属的光彩”（2020年3月）。该文章借鉴了法农的著作以及受其影响、进一步发展法农思想的作者的著作，汇编成关于我们这个时代关键思想家著作的最精彩的简要介绍之一。法农最紧迫的想法之一是知识分子不能简单地跨入普世，避免日常斗争的失败。《汇编》指出，“法农的生活”的标志是，长期、勇敢和斗争性的行动贯穿于当下以及他所处的这个特殊时期。从创伤的痛苦中解放出来不会自动发生，因为如果要产生一种新的人文，则正如黑格尔在他的《精神现象学（Phenomenology of Spirit）》中所提出的“需要严肃性、需要经历痛苦和忍耐，需要经历徒劳（消极劳动）”，换句话说，法农认为，这是对我们所在地区的、我们所处时代的斗争的承诺。
苏哈德·哈提卜，《弗朗茨·法农》，水墨画，18×24, 2019
正如法农所说，每一代人都有自己的项目。对法农而言，该项目是民族解放斗争，他认为这是迈向真正国际主义的必要阶段。这就是出生在马提尼克岛（译者注：法国的海外大区，位于小安地列斯群岛的向风群岛最北部）的法农如此致力于阿尔及利亚人民斗争的原因。他并不认为阿尔及利亚的斗争与整个第三世界的斗争是分开的。作为阿尔及利亚代表团的成员，他于1958年12月首次访问加纳，参加了全非洲人民代表大会。他在加纳遇到了夸梅·恩克鲁玛（Kwame Nkrumah（加纳））、朱利叶斯·尼雷尔（Julius Nyerere（坦桑尼亚））、塞古·杜尔（Sékou Touré（几内亚）），当然还有帕特里斯·卢蒙巴（Patrice Lumumba（刚果））。他努力动员来自加纳、几内亚和马里的支持，通过南部边界将武器带入阿尔及利亚（1960年9月，法农沿着从马里到阿尔及利亚的古老贸易路线行进，目的是测试路线）；1960年8月，卢蒙巴在刚果受到威胁时，法农敦促国会议员派遣非洲军团来协助政府，但没有成功。法农对非洲以及整个殖民世界去殖民化的希望是不分国界的。
1961年1月17日，卢蒙巴被谋杀，法农为他写了一封感人的讣告。为什么卢蒙巴被杀？法农写道：“卢蒙巴相信他的使命——解放他的人民的使命，尽管刚果有财富，也要确保他的人民也不再生活在巨大的贫穷和无尊严之中。他因执行此任务而被杀，这一任务得到了法农的完全同意。法农写道：“如果卢蒙巴挡在路上，他就会消失。”他指出，人活着就是要献身于这样一个使命，参加即将发生的、将带来解放的斗争。他们在1961年杀死了卢蒙巴，但“没人知道下一个卢蒙巴的名字”，法农现实而乐观地写道。斗争的必要性将产生另一个运动，它需要自己的领导人。 这是必然的。在这种必然性中存在希望。
3月5日，在约翰内斯堡充满活力的学生区——布拉姆方丹的The Forge（译者注：多功能文化空间，泛非洲、进步主义和左翼的组织），《汇编26》在有关法农哲学和影响力的座谈会上发表。基层战士、工会成员、艺术家、学生和学者参加了此次座谈会，其中包括杰出哲学家Mabogo P.More和“反叛主教”鲁宾·菲利普（Rubin Phillip），研究法农的主要学者奈杰尔·吉布森（Nigel Gibson）、刘易斯·戈登（Lewis Gordon）、迈克尔·纽科斯莫斯（Michael Neocosmos）和Zikhona Valela谈到了法农作为老师、临床医生和理论家的工作。他们在后殖民时代的危机中处理实践问题。他们的注意力集中在巨大创伤中的组织和抵抗问题。在这样的时刻，激进的希望蓬勃发展，解放的思想在斗争的漩涡中铸就，焕发着金属的光彩。
克劳迪娅·琼斯（Claudia Jones）出生于西班牙港（特立尼达和多巴哥），比法农大10岁。琼斯和父母一起移民到美国。在那里，在1936年拯救斯科茨伯勒被告的运动中，琼斯成为了一名共产党员。琼斯是美国共产党（Communist Party of the United States , CPUSA）的一员，她于1955年被驱逐到英国（在诺丁山狂欢节（Notting Hill Carnival）的建立中发挥了重要作用）。琼斯曾环游世界，当然也去了苏联和中国，还参加了国际民主妇女联合会（Women’s International Democratic Federation）的会议（包括1952年在哥本哈根举行的会议）。
1949年，琼斯在美国共产党的理论期刊《政治事务（Political Affairs）》中发表了具有里程碑意义的文章——《终结对黑人妇女问题的忽视》。该文章直接涉及种族主义及其侮辱性的问题。琼斯在她的论文中多次使用“尤其（特殊性）”一词。她说，任何人都面临压迫，或者是对黑人工人的剥削，但随后她强调，该制度“尤其严重地”惩罚黑人女性工人。她对这种“特殊性”很感兴趣，这意味着对解放的任何分析都必须通过对压迫等级的具体评估加以标记，并且它必须遵循每一层（或是琼斯所谓的“阶层”）的特定逻辑；压迫的“特殊性”坚持认为，不仅必须认真对待阶级，不仅必须认真对待种族，而且性别必须是分析和分析实践的核心（正如我们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女权主义研究一所认可的）。
凭借这种分析的特殊性，琼斯认为，全世界的黑人妇女都是所有反对资本主义斗争的先锋。琼斯写道，必须认真对待黑人妇女处境的“特殊性”，而不是将黑人妇女与更广泛的斗争剥离开来。她指出，重要的是，如果黑人妇女的事业得到“促进”，那么她们将在民族解放运动的“无产阶级领导”中处于“正当的位置”，并通过她们的积极参与为整个美国工人阶级做出贡献，美国工人阶级的历史使命是实现社会主义美国——妇女解放的最终和充分保证。这里的关键词是“领导”。
重读琼斯，我想象她在这些国际会议中的某次会议（也许是在塔什干或贝鲁特）与法农会面，并讨论他们的革命性理论。我想象他们——来自加勒比地区的两个激进分子，正如法农晚年所写的那样，谈论着“略微延伸”的马克思。法农被安葬在阿尔及利亚，琼斯被安葬在马克思伦敦海格特公墓的左手边，这很合适。这两位杰出的知识分子都坚持认为，知识分子参与了他们那个时代的宏伟项目，他们对压迫的特殊性持特定态度，并且他们帮助我们找到了走出巨大创伤的出路。
热忱的，Vij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