N·桑卡拉亚在印度钦奈地区阅读泰米尔语版本的《共产党宣言》，2020年2月20日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2020年2月21日红色书目日的前夕，在印度的泰米尔纳德邦，N·桑卡拉亚（N. Sankaraiah）（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三十二位创始人之一）阅读了M·希瓦林根（M. Sivalingam）新翻译的泰米尔语版本的《共产党宣言》。桑卡拉亚同志已经98岁高龄了，他说他18岁时第一次阅读《共产党宣言》。多年来，他之所以重读《共产党宣言》，是因为他每次阅读时，朴实无华的语句都会教给他一些新的东西。而这些东西，似乎不会随着岁月老去。

在《共产党宣言》的结尾，马克思和恩格斯提出了一个临时性的计划（总共10点），这对任何正派的人来说都应该是有意义的。虽然该计划起草于1848年，但它似乎不仅是当代的，而且是必要的。它起始于废除土地私有制的要求——在巴西，如今这一要求引起了轩然大波以及关于土地改革的辩论。在南非，这一要求促使关于无偿征用土地的辩论于2018年重新开始，无偿征用土地的目的是解决普遍的土地剥夺造成的历史性错误（预计立法机关的提案将在2020年3月发布）。要求实行累进税制和废除继承权，这是社会主义采取的两种措施，以回收盈余并防止绝对腐败的财富集中。在美国，对更高的财富和公司税的要求已经是板上钉钉，民主党领跑者伯尼·桑德斯（Bernie Sanders）曾表示，财富不平等会腐蚀民主。新德里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大学（Jawaharlal Nehru University）的贾亚提·戈什（Jayati Ghosh）教授写道，全球金融保密需要停止，这样我们才能更好地审计超级富豪和跨国公司所隐藏的财富。

最后，马克思和恩格斯跳过了对制造业和农业的一系列极好的要求，提出一个已经成为共识的要求，即“公立学校为所有儿童提供免费教育”。联合国的资料显示，世界上一半的国家中，超过50％的年轻人尚未完成高中教育，而最贫困的儿童中有50％尚未完成小学教育。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建议，一个好的衡量教育经费的标准是其占GDP的6%。世界上只有四分之一的国家符合这一低门槛，许多国家的教育支出不超过GDP的3％。

一百七十二年之后，《共产党宣言》的基本计划仍然卓有成效。

毫无疑问，尽管苏联解体、对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的中伤源源不断，但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吸引力依然存在。不管是必须在“社会主义”前面添加“民主”一词，还是完全避开“共产主义”一词，赤裸裸的现实是，当前的情况使人们大失所望——即使财富可观，但还是存在巨大的社会不平等。资本主义的衰落及其解决自身危机的办法已经导致数十亿人（甚至是西方的人民）与资本主义的共识决裂。去年，盖洛普民意测验显示，美国有43％的居民认为社会主义对他们的国家有利。这给了伯尼·桑德斯总统竞选的优势。

我们不需要盖洛普民意测验就可以预测“红色书目日”会举办得很好。从韩国到委内瑞拉，有三万人来到公共场阅读他们母语版本的《共产党宣言》。在红色书目日的中心——泰米尔纳德邦（印度），无论是在学校还是在公共场所，乡村小巷还是工会大厅，至少有一万人参加了该活动。在南非，人们阅读索托语版本的《共产党宣言》；在巴西，人们在无地工人运动（MST）的定居点和学校中阅读《共产党宣言》；在尼泊尔，人们在街头和农民联合会办公室中阅读《共产党宣言》。许多人是第一次阅读《共产党宣言》，而其他人（例如桑卡拉亚同志）则是重读《共产党宣言》，从中汲取灵感和理论。

1991年5月，就在苏联解体之初，剧作家托尼·库什纳（Tony Kushner）的精彩节目《天使在美国》（Angels in America）首次亮相。节目的后半部分叫作“Perestroika”，这个词在俄语中表示“重组”，它推动了苏联的毁灭。该剧于1986年1月在克里姆林宫的众议院上演。世界上最古老的布尔什维克——阿列克西·安特季卢维扬诺维奇·普利拉普萨里扬诺夫（Aleksii Antedilluvianovich Prelapsarianov）在讲话。他告诉同志们，他年轻的时候曾被“一个如大胆、宏伟、全面的建筑一般的美丽理论”所感动，这就是马克思主义。他问“这个理论的孩子”：“是什么驱使你们去奉献？是什么驱使你们去奉献？ 市场激励？美国芝士汉堡？打折扣的布哈林权宜之计资本主义！新经济政策之徒！巨人族的侏儒后代！”他指的是尼古拉·布哈林（Nikolai Bukharin）和1922年至1928年的苏联新经济政策，在此期间，苏联发展了混合经济。

至少布哈林可以为新经济政策阐明科学依据。那么后苏联时代有什么依据？老布尔什维克说：“如果蛇在新皮肤长出之前就蜕皮，赤裸的它将沦为世上混乱势力的盘中餐。没有皮肤，它将被分解，失去凝聚力并死亡。你，我的小蛇，有新的皮肤吗？”没有新的皮肤，后苏联时代公民的收入减少，健康恶化，总体福利也下降。快餐和购物中心的光鲜进入了他们的社会，但随之而来的是健康不良和贫穷的侮辱，以及根深蒂固的疏离和社会不安。

吉利·科热夫，《突变者》，1990-93

像桑卡拉亚同志一样，老布尔什维克奉行一种认为人高于利益、体察高于贪婪的人生理论。资本主义哲学认为，心理社会观念可以归结为贪婪，或者用更科学的语言来说，利益最大化。商人的情感范围决定了人类行为的维度。但是，人类不仅仅是由贪婪构成的，因为我们爱，我们思考，我们考虑，并且最重要的是，我们关心。我们有很强烈的同情心。举一个崩坏的资本主义哲学的例子：为了增加利润，资产阶级政客转向了紧缩制度，该制度削减了满足人类需求的公共支出（医疗保健、养老、育儿、教育）。由于父权制，家庭中的妇女通常肩负着家庭、儿童和老人的主要照料者的重担。根据国际劳工组织的数据，每年妇女和女童投入无偿儿童工作的时间为125亿小时。根据乐施会的计算，这价值每年10.8万亿美元。但请记住，这是无偿工作，不是出于贪婪，而是出于关怀和父权制的强制。妇女和女孩的无偿工作是全球科技产业规模的三倍，但是，基于“利润即上帝”的观念，科技行业被视为比无偿护理工作更为重要。那是老布尔什维克憎恶的现实。他们知道放弃“美丽理论”会使人误入歧途。

2020年1月23日凌晨，阿塞拉（Asela de Los Santos Tamayo）（译者注：古巴共和国劳动女英雄）去世了，享年90岁。众所周知，阿塞拉每年都致力于古巴革命。从她在东方大学（University of Oriente）成为学生活动家的那一天起，阿塞拉开始对“美丽理论”有了清晰的了解，这驱使她参加了7.26运动，并最终于1956年11月在圣地亚哥参加了武装行动，此行动目的是分散当局的注意，这样菲德尔·卡斯特罗（Fidel Castro）和他的小部队游击队就可以就可以登上《格兰玛（Granma）》（译者注：古巴共产党机关报）并开始起义。阿塞拉与西莉亚·桑切斯（Celia Sánchez）和维尔玛·埃斯平（Vilma Espín）一起，协助将战士运送到塞拉马埃斯特拉，以增强游击队的实力。1958年8月，阿塞拉加入了古巴东部省反叛军第二东部师。她的指挥官劳尔·卡斯特罗（Raúl Castro）要求她在叛乱地区组建教育体系。阿塞拉为战士们建立了四百所革命学校和学习小组。在这些学校中，“美丽理论”具有群众性。

古巴革命之后，阿塞拉成为了新共产党的创始人之一。她与维尔玛·埃斯平一起领导古巴妇女联合会（Federation of Cuban Women），终其一生都在与父权制和同性恋恐惧症作斗争。1966年，阿塞拉成为马坦萨斯的卡米洛·西恩富戈斯教学与军事学校（Camilo Cienfuegos Teaching and Military School）的校长，该学校是在古巴背景下发展“美丽理论”的关键机构之一。1970年，阿塞拉加入了教育部，最终成为教育部部长。

像阿塞拉这样的人把承诺当作制服穿在身上，秉持为人民服务，恪守“美丽理论”的承诺。有一个地方可以找到“美丽理论”，那当然就是《共产党宣言》。

热忱的，Vij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