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起义》 迭戈·里维拉（墨西哥）作于1931年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在1月26号印度共和国日这一天，成千上万的农民和农业工人驾驶拖拉机或者徒步进入首都新德里的市中心，与政府面对面地开展斗争。两个月来，这些农民和农业工人参加了一场全国性的活动，这场活动是为了抵制一项企图将他们的劳动成果拱手让给在新冠疫情期间收获暴利的大企业的政策。冒着严寒和疫情，农民和农业工人搭起了社区厨房和洗衣房，必需品免费发放点、休闲活动以及会场，营地中萦绕着社会主义的文化氛围。他们明确表达了废除三项法律的希望，并要求增加在农业收成中享有的份额。

农民说，总理莫迪领导下的印度政府推行的这三项法律将削弱农民在全国乃至全球商品（粮食）供应链上的议价能力。如果国家不给予价格补贴政策、粮食公共分配制度等保障措施，农民和农业工人将被迫按照大企业的定价掏腰包。政府的这些法律要求农民和农业工人屈服于企业强权，将多数派的立场强加给他们，使得谈判毫无可能。

印度最高法院在下令成立形势评估委员会方面陷入僵局，首席大法官表示，农民，特别是妇女和老人应该撤离抗议场所。对首席大法官的无礼言论，农民和农业工人理所当然感到愤慨（三大洲社会研究所研究员萨塔鲁帕·查克拉博蒂驳斥了他的言论）。妇女自然也可以是农民或者农业工人，也是推动农民抗议活动的力量。1月18号，各营地庆祝了农民妇女节，其参与人数之众就印证了上述事实。她们的旗帜上写道：“当妇女农民振臂一呼时，整个德里都会颤抖。”全印度妇女民主协会（All-India Democratic Women’s Association）秘书长玛丽亚姆·达瓦勒表示：“妇女将成为新农业法的最大受害者。她们虽然广泛参与农业，却没有决策权。例如，《基本商品法案》的改动将导致粮食匮乏，妇女将首当其冲。”

此外，法院设立的委员会由公开支持政府法律的知名人士组成。农民和农业工人组织的领导人都不在委员会中，这又一次说明，法律、法令是针对他们制定的，而不是与他们协商或者由他们做主。

《芸芸众生5》索利·西塞（塞内加尔）作于2018年

最近这次对印度农民和农业工人的打击不过是窥豹一斑。1月10号，印度农村人民档案的创始人、三大洲社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P·塞纳特在昌迪加尔的一次会议上谈到了大背景。塞纳特说：“这不仅仅是关乎这几条法律，虽然它们确实应当被撤回。这场斗争不仅限于旁遮普和哈里亚纳邦，范围已经扩大了。我们想要什么？社区主导的农业，还是企业主导的农业？农民正在与企业模式直接对抗。印度如今成了企业主导的国家，社会宗教原教旨主义和市场原教旨主义统治着我们的生活。这次抗议活动是在捍卫民主，我们要求回归共和。”

在抗议活动的同时，国际上各多边组织对饥饿与粮食生产形势表示严重关切。联合国粮农组织首席科学家伊斯玛罕·埃洛阿菲近日告诉路透社，农民及城市贫民承担了疫情的重负。她说：“由于与市场隔绝，加上客户需求锐减，农民难以出售农产品，而在城市地区靠打工糊口的非正规工人由于疫情封锁也丢掉了饭碗。”埃洛阿菲指的很可能就是印度，印度的农民和城市贫民都是这样艰难维生的。埃洛阿菲指出了国际粮食体系中的一项普遍性危机，这需要全球及各国认真对待。在人们摄入的食物热量中，有五分之一是来自国境之外的，比四十年前增加了50%。这意味着国际粮食贸易大幅增加了，不过仍有五分之四的食物热量来自国内。全球和各国都必须制定适当的国际及国家粮食生产政策。但是，在过去几十年里，国际上并未就这些问题进行真正的讨论，主要是因为一系列大型食品公司在制定政策条款方面占据了主导地位。

《马里卡纳的寡妇》 阿杨达·玛布鲁（南非）作于2011年

利润逻辑驱使粮食体系优先生产成本相对低廉、运输较为容易的商品。这方面的最佳例证是谷物生产，业内力推大米、玉米、小麦等低质量的卡路里谷物，而不是非洲班巴拉落花生、弗尼奥米、藜麦等营养丰富的作物，因为前者更易大规模种植，也更容易运输。这一过程催生的“卡路里竞赛”使得少数国家掌控了粮食生产，而使其他国家成为粮食净进口国。

这种情况有几个弊端：这些廉价卡路里谷物的生长需要耗费大量淡水，运输产生大量温室气体排放（占此类排放的30%），要在复合生态系统内进行彻底砍伐，而且欧洲和北美还制定了一个政策体系，发放高达6010亿美元的国家补贴（而与此同时，南方各国政府却被迫削减了补贴）。整个粮食生产体系既剥削了农民和农业工人的劳动，又不利于健康，不利于可持续作业，因为过度摄取简单碳水化合物会对健康产生负面影响。

《喜开镰》李凤兰（中国）作于2008年

粮食生产并未滞后，粮食产量是充足的。但生产的粮食未必是最理想的，没有健康饮食所需的丰富营养，而且即便是这些粮食最终也不会送到那些根本没钱吃饭的群众手中。在全球疫情之前，饥饿率就已大幅上升了，现在更是迅猛增长。饥民中就包括了种粮却吃不起粮的农民和农业工人。

最近在《柳叶刀》发表的一项研究指出了年轻人忍饥挨饿的严重程度。疫情前，研究人员研究了全球6500万儿童和青少年的身高体重，发现缺乏健康营养的孩子在平均身高上会和营养摄入健康的孩子有高达到20厘米差距。世界粮食计划署称，全球疫情期间，3.2亿儿童吃不到往常应由学校供应的食物。联合国儿童基金会注意到，由于这一原因，670万的五岁以下幼童还将面临体质衰弱的风险。大多数国家提供的微薄收入援助无法阻止这个趋势。家庭食物减少在性别上会产生灾难性的影响，因为母亲通常吃得最少，或者为了保证家人有得吃而不吃东西。

公众食品供应方面的创新是必不可少的。1988年，中国政府确立了“菜篮子计划”，市长必须每两年就供应经济安全的非粮食食品（新鲜农产品是关键）情况进行说明。城镇腹地必须保护好耕地，就近种植非粮作物。例如，拥有800万人口的南京2012年绿色蔬菜的自给率达到了90%。正是有了菜篮子计划，中国的城镇才能够在疫情封锁期间保证群众继续吃到新鲜农产品。在食品业靠销售低质量卡路里食物获利的其他国家，制定这类计划也是有必要的；这些廉价低质量的卡路里食物对社会具有高昂的副作用。

2020年12月，德里郊区的印度农民《啊朋友再见》

印度农民的反抗当然为了废除三项伤农法律而斗争。但他们的斗争目的远不止于此。他们还在为农业工人而斗争；全世界四分之一的农业工人是移民，他们几乎没有就业保障，收入极低。他们还在为人道而斗争，为争取使农民、饥民都受益的合理粮食政策而斗争。

德里周边的抗议场所（农民和农业工人将于1月26号从这里转战市内）充满了欢声笑语和文化气氛。诗人为人民朗诵了自己的诗作。旁遮普著名诗人瑟吉特·帕塔尔决定退还政府颁发给他的莲花士勋章，在这之前，他写下了一首抒情诗。他的诗响彻大地，体现了反抗活动范围之广、其精神传播之广。

这是一个节日。

在我目光所及的地方，

在我看不到的地方，

人们欢聚在一起。

这是一个节日，

人与土地、树木、水流、空气的节日。

这里有笑、有泪，也有歌。

你也不知道参与其中的都有谁。

这首诗描写了一位姑娘与农民们的对话。姑娘说，要是农民离去了，世上就没了欢乐。“那我们该怎么办？”她问道。当农民哭泣时，她说：“希望你们赢得这场为了真理的斗争。”

我们也是这样希望的。

热忱的，

Vij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