Greta Acosta Reyes (古巴), 《新自由主义》, 2020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贝鲁特，我的爱人。

那些破碎的镜子曾经是
孩子们微笑的双眼，
此时此刻，它们星光照耀。
这座城市的夜晚很明亮。
熠熠生辉的是黎巴嫩。
贝鲁特，装点着我们的世界。
鲜血缀饰的脸颊，
耀眼夺目，美艳绝伦。
他们优雅的辉煌，
点亮了城市的街巷。
光芒四射的是黎巴嫩。
贝鲁特，装点着我们的世界。
每所烧焦的房屋，每处废墟，
无异于大流士的城堡。
每个战士都令亚历山大嫉妒。
每个女儿都像莱拉。
时间创造了这座城市。
这座城市将伫立在时间的尽头。

——费兹·艾赫迈德·费兹(Faiz Ahmed Faiz，1911-1984)

新型冠状病毒继续在全球蔓延，确诊病例现已达到1800万例，至少68.5万人死亡。其中，美国、巴西和印度是受影响最严重的国家，约占世界病例的一半。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声称这些数字之所以很高，是因为检测的次数多了，但是这一说法是站不住脚的。事实证明确诊率和死亡率的激增并不是由于接受检测的人数更多了，而是特朗普、巴西的雅伊尔·博尔索纳罗和印度的纳伦德拉·莫迪政府的瘫痪以及他们控疫不力所致。在这三个国家，人们很难接受检测，检测结果的报告也不可靠。

特朗普、博尔索纳罗和莫迪都有一个广泛的政治取向——严重倾向极右以至于无法客观公正地行事。但是，在他们对病毒的滑稽声明以及敷衍了事的背后，隐藏着一个更深层次的问题，而这个问题是许多国家共有的。这个问题被称为新自由主义，这是一种出现于20世纪70年代的政策导向，旨在稳定全球资本主义停滞和通胀(“滞胀”)的深度危机。我们在下图中对新自由主义做了清晰的定义：

Vikas Thakur (印度), 《新自由主义》, 2020

富人的税收罢工、金融自由化、劳动法的放松管制以及福利条款的削减加深了社会不平等，且使全球广大人口在政治中的作用被削弱。“技术官僚（尤其是银行家）”掌控世界的需求，在世界大部分地区引发了反政治情绪，这些人越来越疏离自己的政府和政治活动。

为了保护我们免受各种灾难而产生的社会制度被破坏了。美国和印度等国的公共卫生系统被废除，儿童保育和老年人护理相关的社会服务被削减或摧毁。2018年，联合国的一项研究发现，全球只有29%的人口能够享受社会保障体系(包括收入保障、医疗保健、失业保险、残疾福利、养老金、现金和实物补助以及其它税收资助计划)。即便提供给工人的社会保障（如病假）已然十分微薄，但停止提供这些聊胜于无的保障，以及未能提供公共的全民医疗卫生服务的后果便是，在大流行中，工人既没有足够的钱能够待在家中赋闲，也不能享受医疗卫生服务：他们被名为“自由市场”的狼群包围了，而“自由市场”只在乎利润，不在乎人民的福祉。

Choo Chon Kai (马来西亚), 《选择的自由》, 2020

关于新自由主义的政策框架及其推动的紧缩计划，并不是没有过警告。2019年9月，世界卫生组织(WHO)对公共卫生支出的大幅削减（包括没有雇佣足够多的公共卫生工作者，以及如果大流行爆发时这些不力举措将产生的影响）发出了警告。那时已经处于大流行爆发的边缘。尽管早期的流行病(甲型流感病毒、埃博拉、严重急性呼吸综合征、中东呼吸综合征)已经显示出公共卫生系统在控制疫情爆发方面的薄弱。

自从新自由主义的出现，各政党和社会运动就对这些削减所带来的威胁发出了警告；随着社会制度的削弱，社会抵御任何危机(无论是经济危机还是流行病危机)的能力受到损害。但这些警告都被忽视了，人们的麻木不仁令人震惊。

Kelana Destin (印度尼西亚), 《水》, 2020

成立于1964年的联合国贸易和发展大会(United Nations Conference on Trade and Development，UNCTAD)于1981年发表了它的第一份《贸易和发展报告》（Trade and Development Report，TDR），从而点亮了警告的红灯；这个联合国机构追踪了基于贸易自由化、发展中国家债务驱动型投资的新经济议程以及IMF结构调整计划推动的一系列缓慢出台的紧缩政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富裕的债券持有人强加于各国的紧缩计划对GDP增长产生了负面影响，并造成了严重的财政失衡。外商直接投资（Foreign Direct Investment ，FDI）和出口的增长并不一定意味着发展中国家人民收入的增加。2002年的《贸易和发展报告》针对一个悖论进行了研究：发展中国家的贸易量增加了，但它们的收入反而减少了；这意味着，贸易体系受到了操纵，对那些在经济方面很大程度上依赖于初级商品出口的国家十分不利。

2011年的《贸易和发展报告》仔细研究了2007—2008年信贷危机的后遗症，它指出，“危机前人们对自由化和自我监管市场的信念存在严重缺陷。自由化的金融市场一直在鼓励过度投机(相当于赌博)和不稳定性。金融创新一直在服务于自己的行业，而不是更大的社会利益。忽视这些缺陷可能会引发另一场甚至更大的危机” 。

Lizzie Suarez (美国), 《废止新自由主义，抵制帝国主义》, 2020

重读了2011年的《贸易和发展报告》之后，我写信给海纳·弗拉斯贝克(Heiner Flassbeck)，询问他过了近十年后对这份报告的看法。2003年至2012年，弗拉斯贝克是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微观经济学和发展部门的负责人。弗拉斯贝克重读了这份报告，并写道：“在我看来，它仍然是构建全球新秩序的良好指南。”去年，弗拉斯贝克写了一篇名为《伟大的悖论：自由主义摧毁市场经济》(The Great Paradox: Liberalism destroyed The Market Economy)的三部曲系列文章。他在文中指出，新自由主义摧毁了经济活动为大多数人创造就业和财富的能力。现在，弗拉斯贝克想要强调的是，停滞不前的工资水平不仅是暴露问题的一项重要指标，也是解决问题的一个突破点。

2011年的《贸易和发展报告》指出，“全球化释放的力量已使收入分配发生了重大转变，进而导致工资收入占比下降，而利润占比上升”。2010年的首尔发展共识(Seoul Development Consensus)建议，“要维持繁荣，就必须共享繁荣”。除了中国在2013年制定的一项消除贫困、分享增长成果的重大计划之外，大多数国家的工资增长都低于生产率的增长，这意味着国内需求的增长慢于商品供应的增长；依赖外部需求或通过信贷刺激国内需求的可能性解决方案也不具有可持续性。

Pavel Pisklakov (俄罗斯), 《看不见的手》, 2020

弗拉斯贝克回复了三大洲社会研究所：“问题的核心是工资。这是2011年的《贸易和发展报告》所缺失的。如果工资问题得不到解决，所有稳定经济、让经济恢复到强劲投资增长的努力都是徒劳的。要解决这一问题，就必须在世界各国实施强有力的监管，以确保工薪阶层充分参与到提高本国经济的生产率的活动中。就发展中国家来说，东亚理解了这一点，但在其他地方则不然。你需要强有力的政府干预，迫使国内外企业将工资增长与政府或中央银行设定的生产率增长和通胀目标保持一致。可以像中国那样，通过政府关于提高最低工资的决定来推动，或者像日本那样，通过对企业施加非正式的压力来实现这一点。”

在最近的一份报告中，弗拉斯贝克指出，许多发展中国家——即使在冠状病毒引发的经济衰退期间——都把目光投向了发达资本主义国家，这些国家正在削减工资、减少开支，并推行“劳动力市场灵活性”的失败政策；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经常强制执行这些政策，而这些政策是“阻碍更好增长和更佳发展表现的主要障碍”。

Sinead L Uhle (德国), También la lluvia (《雨也是》), 2020

本篇新闻稿中的插图采用了我们正在进行的反帝国主义海报展览的海报。第一组的主题是资本主义；第二组的主题是新自由主义，我们收到了来自27个国家和20个组织的59位艺术家对这一主题的投稿作品。请拨冗欣赏艺术家们的奇思妙想。

他们的创造力给我们信心，让我们更加笃定地在追求一个拒绝新自由资本主义框架的社会时勇于创新、大胆前行。如果我们想要触摸天空，那么仅仅用我们高举的双手对那些有财有权之人做出投降的姿势则毫无意义；我们需要伸手触及天空，为的就是把世界从绝望的泥沼中拯救出来。

热忱的，Vijay。

8月3日，我们的整个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团队召开了一个线上全球会议。我们讨论了议程，振奋了彼此的精神，希望我们能够像努力熬过这场疫情那样努力，去帮助理解并更犀利地剖析这五场危机：(1)冠状病毒大流行，(2)失业危机, (3)饥饿的困境，(4)国家暴力的升级，以及(5)社会困境的尖锐(包括对妇女和少数民族的暴力升级)。

我们并不会经常请求你们的援助支持，但我们恳请你们访问我们的网站并捐资为我们的努力助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