Jamil Molaeb (黎巴嫩), 《无题》, 2019年10月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在贝鲁特和黎巴嫩发生的事情，没有一件是公开透明的；各种阴谋被一件件揭穿，有违人民群众的普通愿望。在这次致命的爆炸之后，即使再合理的解释都很难被接受。谣言满天飞，只是谣言并没有产生影响。不同于以往的多起事件，这一次人们很清楚：在疫情大流行、货币和经济危机以及这存在已久但仍未改善的政治泥潭中，要为这次巨大危机担责的正是他们自己的政治体制。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发布了红色警报8：贝鲁特的爆炸。这份红色警报由黎巴嫩的组织和人民编写而成，我们感谢他们的贡献。
红色警报：贝鲁特的爆炸
8月4日傍晚，黎巴嫩首都贝鲁特港(人口680万，包括100多万难民)的12号仓库发生了火灾。大火中升起了一股巨大的浓烟，随后发生了爆炸，爆炸威力巨大，重创了贝鲁特的部分地区。港口立即被夷为平地；爆炸朝各个方向释放压力波，波长约达15公里。至少有7万所房屋被毁，有些已无法居住；至少有160人丧生，5000人受伤，失踪人数不明；两所医院被毁。尽管黎巴嫩曾历经法国殖民、美国干预、以色列袭击和占领以及15年内战，这仍然成为了黎巴嫩历史上最大规模的爆炸。
发生了什么？
没过多久，证据就显示引发爆炸的并不是一艘装有武器、烟花或导弹的船只，而是一座储存了2750吨硝酸铵(ammonium nitrate)的建筑。自2013年11月以来，这些硝酸铵一直存放在港口仓库中，无人问津。
硝酸铵是一种易燃化学物质，可用于制作化肥、炸药和火箭燃料。2013年，一艘悬挂摩尔多瓦国旗的“MV Rhosus”号货船载着这批货物抵达贝鲁特，船只计划前往贝拉(莫桑比克)。港口官员扣押了这艘不适合航海的船只，并扣押了他们所谓的“危险货物”。在2014年至2017年期间，海关官员曾六次向贝鲁特的紧急事务法官询问如何出售或处置这些货物。很有可能硝酸铵是以硝普里尔(Nitroprill)的形式到达的，硝普里尔是一种爆破剂，在煤矿中使用。即使是一束小火苗也能引起一场灾难性的硝酸铵爆炸。此外，在同一间仓库里还存放着烟花。目前，超过19名官员已被捕，其中包括贝鲁特港口的负责人和海关负责人。现在，调查正在进行中。
Paul Guiragossian (黎巴嫩), 《大游行》(1987)
什么是事故？
事故是无法预见的，且在事故中没有人应该为已经发生的事情负责。8月4日在贝鲁特发生的爆炸并不是一起事故。该高度易燃货物在仓库内存放了六年多，这个仓库位于贝鲁特港口，毗邻Gemmayze和Karantina的居民区。过去的6年里，有着明确政治立场的海关官员曾透露过有关这一危险的报告。也就是说当局清楚有发生爆炸的可能性，但是他们无动于衷。
这次爆炸是内战后30年政治结构令人恐惧的顶峰。在这个政治结构中，内战时期的民兵领导人把他们的军装换成了西装。1990年结束内战的塔伊夫协议(Taif Accords)会议没有追究任何人的责任。相反，这次会议使该国政府中的宗派领导权合法化；内战中的宗派军阀成了被他们摧毁的国家的守护者。腐败的政治阶层停止对学校、医院和所有公共服务提供资助，却鼓足了自己的腰包；他们把这些公共服务变成了一种庇护主义(clientelist)*的工具。此外，前亿万富翁总理拉菲克·哈里里(Rafik Hariri)建立的新自由主义秩序和开展的重建工作，巩固了黎巴嫩在内战前就已根深蒂固的权贵资本主义体系。哈里里的重建工作紧紧聚焦于吸引海湾国家的境外投资并从中获益，以充盈利润丰厚的银行业(大多数政客都在其中拥有股份)，重建一个被他的公司——Solidere和其它腐败丛生、无生产力的部门占领的市中心地带。
黎巴嫩教派体系根深蒂固的庇护主义性质及其与外国利益集团的有机联系，进一步使得教派集团领导人能够维持权力。由于他们的贪婪愈演愈烈，而且行为不受约束，他们越来越无力利用国家机关和资源为他们的拥护者提供基本的服务。最重要的是，他们越来越没有能力，也没有心思去保护人民免受灾害。相比于有关这些硝酸铵是如何在港口滞留了六年的细节，更重要的是冷酷无情、功能缺陷、早已过时陈旧的黎巴嫩教派体系从来没能将任何当权者绳之以法的事实。
经济后果将会如何？
虽然黎巴嫩被列为中高收入国家，但叙利亚危机、三十年的政治内斗和因此而不可持续的经济政策产生的后遗症、2019年10月反抗政治阶级的起义、以色列的多次入侵以及现在的疫情，种种问题无不加剧了黎巴嫩过去一直存在的不平等和贫困现象。自2019年9月以来，黎巴嫩的法定货币里拉已经贬值了80%，这意味着解决资产流动性和信贷危机、消费需求崩溃和恶性通货膨胀的希望十分渺茫。讽刺的是，预计流入该国作为救灾援助的现金，将延长统治阶级的生命线，并推迟其不可避免的倒台期限。
全球范围来讲，相比其人口基数而言，黎巴嫩接纳的难民人数最多，估计有150万难民来自邻国叙利亚，他们加入了世世代代被剥夺重返家园权利的20万巴勒斯坦难民的行列。甚至在黎巴嫩目前加速的财政解体之前，2019年青年失业率据估计接近40%，同时73%的叙利亚难民、65%的巴勒斯坦人和27%的黎巴嫩人生活在贫困中。2020年6月，据估计，该国近一半的人口已经陷入贫困。在这个国家有成千上万的移民家庭佣工生活在等同于现代奴隶制的卡法拉制度下，但这一制度已然得到了法律的承认。此外，他们的雇主拒绝支付他们工资，这使他们的生活雪上加霜；他们也没有办法回到自己的祖国。爆炸对家庭、医院、组织和企业、尤其是对黎巴嫩80%的必需品进口时通过的港口造成了巨大的毁坏，这已经把这个国家推到了崩溃的边缘。
黎巴嫩曾经拥有阿拉伯世界最先进的医疗系统之一。然而，黎巴嫩统治阶级的新自由主义政策破坏了卫生系统，该系统在新冠疫情的肆虐下土崩瓦解。该国有26家公立医院和138家私立医院，90%的基本药品和100%的医疗设备都依靠进口。其医务工作者抗议报酬偏低，病人无法被接收入院。
这个关键港口被摧毁后，黎巴嫩几乎无法再自给自足食品和药品(的黎波里港口的运力最多只是过去贝鲁特的40%)；爆炸地点附近存放了数月粮食的那些粮仓已被摧毁；政府将取消对医药、面包和天然气的补贴。整个国家遭受了巨大的经济损失：据乐观估计，这个国家的GDP为560亿美元，但其受到的损失已超过了50亿美元。
Zena Assi (黎巴嫩), 《布鲁特，我的城市》, 2010
政治后果将会如何？
自2019年10月17日以来，由于腐败、社会状况恶化以及经济、环境和政治危机，黎巴嫩持续发生抗议活动。过去9个月里发生的几起抗议活动中，抗议者要求正常的水电供应、没有腐败的问责机构、可靠的司法体系、安全的货币，以及无宗派的政治和经济体系。
法国总统埃马纽埃尔·马克龙（Emmanuel Macron）来到贝鲁特，召见并斥责了政治领袖，告诉他们应该如何治国，并做出了资金和改革上的承诺。与此同时，在不远的地方，年轻人要求释放被关押在法国监狱的政治犯乔治·易卜拉欣·阿卜杜拉(George Ibrahim Abdallah)。出于政治考虑，法国当局驳回了释放他的法庭裁决。以法国为首的捐赠者会议为黎巴嫩筹集了2.5亿欧元的紧急援助，但这些援助都带有附加条件，其目的是加深黎巴嫩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其社会经济状况的依赖。
自爆炸发生以来，清理街道、帮助受爆炸影响人群(从Karantina的工人阶级社区到Gemmayze的咖啡馆社区)的主要是年轻人，而不是政府官员或工人。政治阶层不失时机地试图利用爆炸带来的“机会”，尽管此时此刻从废墟中挖掘尸体甚至幸存者的工作仍未结束。
8月8日的大规模街头抗议活动要求立刻执行对爆炸的追责，包括立即展开调查并迅速查明结果，逮捕应该为这场灾难承担责任的高级政府官员。抗议者们闯入政府部门和其他机构，这一举动相当于要收回这个国家的主权。国家采取的镇压措施虽然很严酷，但这并没有浇灭群众的激愤之情。
2020年8月8日，Pedro Casaldáliga Plá主教在圣保罗州圣卡萨巴塔泰医院(Santa Casa de Batatais Hospital)去世。Casaldáliga是一名出生在西班牙的天主教牧师，他是解放神学的主要力量，也是巴西土著社区的重要盟友。1971年，他写了一封教牧信——“亚马逊教会与大地主和社会边缘化的冲突”，抨击了当时无异于对亚马逊当地社区进行种族灭绝的不人道制度。他的诗歌中洋溢着他对人类饱含的深厚感情。为了纪念他，我们分享了他曾写的一首诗歌 《这是我们的时间》 (西班牙语：Nuestra hora)。
有些晚了
但这是我们的时间。有些晚了
但这是我们手中
用来创造未来的
所有时间。有些晚了
虽然晚
但我们还在。有些晚了
但只要稍作坚持
便是晨光熹微。
Casaldáliga所在的巴西目前处于水深火热之中，已有10万多人死于新冠肺炎，300多万人感染。代表巴西卫生工作者的工会以及非洲裔巴西人和原住民社区的组织，已经向国际刑事法院提起诉讼，他们指控博尔索纳罗总统犯有反人类罪。请阅读我关于这个重要案件的报告。
为了完成报告的其中一部分，我与容迪亚伊(Jundiai, 巴西圣保罗州南部一城市)的Sao Vicente医院的一名护士技术员——朱莉亚娜·罗德里格斯(Jhuliana Rodrigues)进行了谈话，请她谈谈她是如何有勇气在如此简陋粗糙的条件下工作的。“如果我现在不继续工作，”朱莉亚娜告诉我，“我该怎么办？卫生专业人员是通过选拔的一群人，他们带着爱、奉献和对人类的关怀来从事他们的工作。正如我们已经与多重耐药细菌共存一样，新冠肺炎将与我们相伴很长一段时间”。 朱莉亚娜和世界各地的重要工作人员发扬继承了Pedro Casaldáliga主教的勇气。
热忱的，Vijay。
注释：
*庇护(clientelism)：“庇护”一词最初来源于人类学，尽管作为一种社会现象古已有之。20世纪50年代，人类学者在研究东南亚、非洲等地区的乡村社会和部落时发现，在传统社群中普遍存在着一种特殊的、非市场的交换关系：地位较高或财富较多者利用自己手中的权力、资源向某些个人或群体施以恩惠、提供保护，接受恩惠者则向提供者回报以支持、忠诚或服务，从而形成一种较为稳定的社会秩序。这种现象就是庇护关系，构成庇护关系的双方就是庇护者(patron)和被庇护者(client)。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