只有人民的斗争才能解放国家：新闻稿35（2020） %

2020年08月27日

Amadou Sanogo (马里), 《无头》(2016)

亲爱的朋友们，

8月18日，巴马科(马里)外的卡蒂（Kati）营房的士兵离开了他们的哨所，逮捕了马里总统易卜拉欣·布巴卡尔·凯塔(Ibrahim Boubacar Këita，IBK)和马里总理布布·西塞（Boubou Cissé），并成立了“拯救人民全国委员会”(National Committee for the Salvation of the People ，CNSP)。实际上，这些士兵发动的是一场政变。这是继1968年和2012年两起军事政变之后马里的第三起政变。发动政变的上校马利克·迪亚（Malick Diaw）、伊斯梅尔·瓦奎(Ismael Wague)、阿西米·戈伊特（Assimi Goita）、萨迪奥·卡马拉（Sadio Camara）和莫迪波·科内（Modibo Kone）表示，一旦马里有能力来组织一次可信的选举，他们就将放弃掌权。这些人都曾经与法俄军队都有过密切合作，他们和2012年的政变领导人（以阿马杜·萨诺戈（Amadou Sanogo）为首）不同，是非常老练成熟的外交官；他们已经充分展示了操纵媒体的技巧。

法索卡努政治协会（L’association politique Faso Kanu）的伊布拉希马·科贝（Ibrahima Kebe）说：“IBK是在自掘坟墓。”2013年在法国领导的一次名为“薮猫行动”(Operation Serval) 的军事干预行动中，马里丧失了主权，随后经验丰富的政治家——IBK上台执政。法国声称，他们的干预是为了保护马里北部免受伊斯兰势力的袭击。但事实上，马里局势恶化的原因有很多，尤其是2011年年初法国和美国做出的通过北约摧毁利比亚这一决定。对利比亚发动的战争破坏了非洲萨赫勒地区的稳定局势。在经济动荡的影响和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 ，IMF)的压力下，萨赫勒地区的国家已经十分脆弱，现在他们无法抵挡法国和美国的军事干预。

Malick Sidibé (Mali), Les Retrouvailles au bord du fleuve Niger, 1974.

Malick Sidibé (马里), 《尼日尔河上的团聚》, 1974

马里在1960年赢得了独立，当时首任总统莫迪博·凯塔(Modibo Keïta)坚持社会主义和泛非洲的立场领导马里；凯塔时期的特点是实行进口替代的经济政策，以及成立了一个诚信的政府，这一政府试图建立一个能将社会产品输送到人民手中的公共部门。但是这个国家一半以上的GDP都依赖于一种作物——棉花，除此以外几乎没有加工业和工业，也几乎没有能源的来源(所有的石油都是进口的，在卡耶（Kayes）和索图巴（Sotuba）地区，水力发电站供给的能源也很有限)。马里北部贫瘠的土壤和缺水给农业带来了压力；马里远离海洋，因此很难将其农产品运到市场。此外，欧洲和美国的棉花补贴制度重创了马里的要害，使马里无力发展其本已低迷的经济。1968年，帝国主义者支持的政变推翻了凯塔的领导(9年后他死于狱中)；以民族解放军事委员会(Military Committee for National Liberation)这个神秘名字成立的新政府，无视了社会主义和泛非政策，迫害工会主义者和共产党人，把马里重新带回法国的轨道。1973年的旱灾和1980年马里加入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这两件事使该国陷入了危机的循环，这些危机最终触顶，掀起了1991年3月的民主高潮。热情高涨的街头抗议为阿尔法·奥马尔·科纳雷（Alpha Oumar Konaré）领导的马里民主联盟(Alliance for Democracy in Mali ，ADEMA)带来了胜利。

科纳雷政府继承了超过30亿美元的刑事债务。马里60%的财政收入用于偿还债务。无法支付工资，什么事情都做不了。科纳雷年轻时是一名马克思主义者，但上台时却是一名自由主义者。他恳求美国免除债务，但以失败告终。马里政府负债越多，政府就越没有能力雇佣一个诚信的官僚机构，导致政府陷入了深深的腐败之中。法国和美国很愿意看到这样的局面，因为政府越腐败，诸如加拿大的巴里克黄金公司(Barrick Gold)和英国的蜂鸟资源公司(Hummingbird Resources)等跨国金矿公司和他们的谈话就会越容易，从而这些公司能够以较低的价格攫取马里的黄金储备。归根结底，在马里发生的所有事件都因其黄金储备而起，其储备量位居世界第三。在政变发生的后一天，路透社(Reuters)发表了一篇报道，其标题让人感到宽慰：马里的金矿工人未受政变影响。

Abdoulaye Konaté (Mali), Non à la Charia au Sahel, 2013.

Abdoulaye Konaté (马里), 《对萨赫勒的伊斯兰教法说“不”》, 2013

自独立以来，马里一直在努力整合其辽阔的领土——该国的面积是法国的两倍。1962年，图阿雷格（Tuareg）部落在霍加尔高原（柏柏尔语：idurar n Ahaggar）开始了一场要求自治的反抗，并拒绝接受在其国土上设立边界，因为这些边界把他们的土地分割为阿尔及利亚、利比亚、尼日尔和马里。1968年、1974年、1980年和1985年的旱灾加剧了沙漠周围土地长达一个世纪的退化，破坏了他们的游牧生活，因此许多图阿雷格人不得不到马里的城市、利比亚的军队以及利比亚当地的非正规劳动力中寻找生计。由于马里军队的软弱(由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压力，士兵的工资被压低了)，以及被驱逐出阿尔及利亚的各种伊斯兰组织迁移至该地区，马里和图阿雷格叛军在1991年和2006年签署的和平协议最终破裂。

这些伊斯兰主义者——伊斯兰与穆斯林支持组织(JNIM)、大撒哈拉伊斯兰国(ISGS)和伊斯兰马格里布基地组织(AQIM)，在2012至2013年间联合起来接管了马里北部。这些组织（尤其是AQIM）已经成为了跨撒哈拉走私网络(可卡因、武器、人力)的一部分，并通过绑架和收取保护费来增加收入。法国和美国以这些组织带来的威胁为由在萨赫勒地区的国家驻军，范围从毛里塔尼亚（Mauritania）到乍得（Chad）。2012年5月，法国批准了一项干预该地区的计划，联合国2012年12月第2085号决议*便是它的遮羞布。萨赫勒五国集团（G5 Sahel。译者注：该集团由非洲五国毛里塔尼亚、马里、布基纳法索、乍得、尼日尔组成）协议将布基纳法索、乍得、马里、毛里塔尼亚和尼日尔强行纳入法国和美国的安全议程。法国军队进入了位于泰萨利特 (马里)的旧殖民基地，而美国在阿加德兹 (尼日尔)建造了世界上最大的无人机基地。他们在萨赫勒地区建造了一堵横穿撒哈拉以南地域的围墙，作为欧洲南部的有效边界，这损害了这些非洲国家的主权。

Penda Diakité (马里), Bouana (2019)

随着工会、政党和宗教团体走上街头，反对2020年3月易卜拉欣·布巴卡尔·凯塔再度当选的抗议活动升级。媒体的注意力聚焦在别具魅力的萨拉菲派传教士马哈茂德·迪克(Mahmoud Dicko，他有一个耸人听闻的外号—“马里的霍梅尼”)身上；但是迪克仅仅代表了街头势力的一部分。6月5日，这些组织，如马里库拉希望运动（Mouvement espoir Mali Koura）和民主保卫阵线（Front pour de sauvegarde de la démocratie），以及迪克的协会，呼吁在巴马科独立广场举行大规模抗议。他们组织了“六五运动——爱国力量集会”(M5-RFP)，继续向IBK施压，要求其下台。国家暴力(包括23人死亡)并没有阻止抗议活动，抗议活动不仅要求IBK下台，还要求结束殖民干预，并彻底改革马里的制度。M5-RFP计划在8月22日周六举行集会；军事政变发生在8月18日星期二。但是，街头的反抗力量并没有消失，政变领导者是知道这一点的。

法国、美国、联合国、非洲联盟和地区集团（西非国家经济共同体，ECOWAS)都谴责了政变，并呼吁以各种方式恢复现状；这是人民所不能接受的。法索卡努政治协会已经提出要建立一个为期三年的政治过渡期，它由M5-RFP产生的新领导人推动，建立在正式国家结构之外的过渡机构，以加强国家遭到破坏的主权。“只有人民的斗争”，他们写道，“才能解放这个国家”。

1970年，南非马克思主义者鲁思·弗斯特（Ruth First）出版了《枪管：非洲的政治权力和政变》（Barrel of a Gun: Political Power in Africa and the Coup d’État）一书，1982年8月17日他被种族隔离政权暗杀。纵观包括1968年马里政变在内的各种政变，弗斯特称，非洲后殖民时期的军官中存在着各种各样的政治观点，他们中的许多人上台执政，以实现人民的民族解放梦想。弗斯特写道：“他们的目标愚蠢至极，可以与政变的后勤设施和政变制造者的胆大妄为相提并论，至少他们中很多人说的那种目标都是如此。”没有迹象表明，马里目前的政变领导人有这样的方向；不管他们自己的性格如何，也不管他们自己的外部支持者如何，他们都将不得不面对一群再一次燃起摆脱殖民历史和贫穷苦难的渴望的人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