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小东 （中国），《难民4》， 2015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有一则新闻揭示了世界目前的可怕局面：9月12日，美联社（Associated Press）记者乘坐了土耳其海岸警卫队的一艘船，船上搭载了从爱琴海上两艘橙色救生筏上救起的37名移民，其中有18名儿童。这些难民来自战事连绵、动荡不安的阿富汗。其中一名难民奥米德·侯赛因·纳比扎达（Omid Hussain Nabizada）告诉记者，希腊当局将他们扣押在莱斯博斯岛（Lesbos），把他们赶上救生筏，再将他们推入波涛汹涌的大海，把他们丢在海上等死。
自3月1日起，希腊中止了难民申请庇护的权利。当局把难民安置在临时营地。莱斯博斯（希腊）的莫里亚接收与鉴定中心原本设定可容纳3500人，但最高峰时竟接收了2万人（由于全球疫情，人数减至12000人）。纳比扎达等人在爱琴海上得到救援的四天前，一场大火吞噬了莫里亚难民营，大约9400人失去了拥挤不堪的避难所。该难民营建于2015年，用来暂时收容从阿富汗、叙利亚等在西方国家煽动下战事频发的地区逃往欧洲的难民。
当其他欧洲国家对难民逐渐关上大门后，希腊成了欧洲的最后一道关卡，难民困在了莫里亚这样的地方。
今年8月，一艘船的引擎在祖瓦拉（利比亚）海岸附近爆炸，来自乍得、马里、加纳、塞内加尔的45名难民遇难，另有37人在爆炸中幸存。这件事提醒人们，穿越地中海的难民人数并没有减少。事实上，联合国难民署（UN Refugee Agency）表示，与2019年相比，2020年意大利、马耳他的难民流量增长了三倍。尽管发生了全球疫情，难民流动人数并没有减少。
在大规模封锁期间，当全世界大部分地区的航班乏人问津时，一艘艘橡皮艇、一辆辆旧卡车却依旧满载着在这个星球上寻求更好生活的大批贫苦民众。
Oweena Camille Fogarty （墨西哥）， 无题
2018年，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一项研究显示，世界上有一半人口（34亿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这一数字在疫情期间有所上升。世界银行判定个人贫困的标准是日收入低于5.50美元。在过去半世纪，一些国家对教育、儿童保育、医疗卫生、环卫、住房等关键社会服务逐渐实现私有化。这些社会成本现在由收入微薄群体承担着。因此，经济学家兰特•普里切特（Lant Pritchett）在2006年建议将衡量贫困的门槛提高到每天10美元。但即便这个标准也根本不足以涵盖私有化社会中的基本开支。尽管如此，普里切特依据这一评判标准发表的一篇重要论文指出世界88%的人口生活在贫困中。
全球疫情期间大规模封锁的沉重压力使世界绝大多数人口的社会、经济状况恶化。今年6月，世界银行估计，约有1.77亿人将陷入“极端贫困”，这在30年来尚属首次。因疫情降到贫困线以下的人有一半在南亚，三分之一在非洲撒哈拉以南。
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ur Organisation）的一项新研究显示，全球劳动者在2020年前9个月的收入减少了10.7%，相当于损失了3.5万亿美元。贫穷国家的工人首当其冲，损失了大约15%的收入，富裕国家的工人则损失了9%的收入。国际劳工组织发现，今年前两季度就业人数持续减少，且各种迹象表明，这些损失虽不是永久性的，但也将在今年持续下去。
Maysa Yousef （巴勒斯坦）, 《灵魂像》， 2014
奥米德·侯赛因·纳比扎达这样的移民离开了就业机会渺茫的家乡，踏上了危险的旅程。就算挺过了这段旅程，他们顶多只能找到一份报酬微薄的工作（前提是能找到工作），赚点小钱，存起来，再汇回老家。2019年，这些移民向原籍国的家人汇款5540亿美元。海地、塔吉克斯坦、吉尔吉斯斯坦等国的国内生产总值（GDP）中超过四分之一是依赖这些汇款的。2020年4月，世界银行估计“汇款额出现了近期历史上幅度最大的下降”，下降了19.7%，跌至4450亿美元。这些下降趋势再加上南南地区许多国家外国直接投资下降以及出口暴跌，不少国家已经发生危险的收支平衡问题。
富有的债权人（伦敦俱乐部）以及包庇他们的国家（巴黎俱乐部）拒绝取消债务，甚至拒绝适当的债务延期，这些国家以及将失去基本收入一个重要来源的家庭因此承受了巨大压力。
基本服务缺乏，尤其是全球疫情期间医疗服务缺乏将导致更深重的苦难。2017年，世界银行、世界卫生组织（World Health Organisation）发出警示，世界上有一半人口无法获得基本医疗服务，每年有1亿人因无力支付医疗费用而陷入贫困。这个数据还是保守估计，因为根据印度的全国社会消费调查，仅在该国就有5500万人在2011到2012年因支付医疗费用陷入贫困。这一警示没有得到重视。
Francisco Amighetti （哥斯达黎加）， 《女孩和风》, 1969
2020年9月10日是世界预防自杀日（World Suicide Prevention Day），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盖布雷耶苏博士提醒我们，每40秒就有一个人在某处自杀身亡。他强调，许多人的自杀手段是必须远离人群的，“比如农药和枪支”。提到农药就会想到印度农村绵绵不绝的自杀事件，成千上万的农民和农业工人结束了自己的生命；这一点在三大洲社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P･塞纳斯（P. Sainath）一系列强有力的报告中得到揭示。印度国家犯罪统计局（National Crime Records Bureau）的数据显示，在2019年，也就是疫情之前，自杀人群中有四分之一是赚日薪的人。这些人受到疫情和大封锁的打击是最严重的；我们必须等明年的报告才能全面了解农民、农业工人及日薪劳动者所受到的深刻社会影响，而印度政府在本月强加给印度民众的三项支持农商企业的农业法案将使这三类人受到打击。
上周，外国记者安德烈·维尔切（Andre Vlteck，1962-2020）在伊斯坦布尔去世。几年前，安德烈为我介绍了古巴歌手西尔维奥·罗德里格斯，特别推荐了他的歌曲《锤子》（La Maza）。为了纪念安德烈，特摘录西尔维奥的几句歌词如下：
如果我不相信自己的信仰
如果我不相信纯粹的理想
如果我不相信每一道创伤
…如果我不相信痛苦的地方
如果我不相信留存的希望
如果我不相信反抗的力量
…那么我的心算什么?
没有采石场，石匠的锤子算什么?
我们这个时代的最大暴君实为一种社会制度，它使世界绝大多数人（比如最近在地中海溺亡的那些人）陷入贫困，却让一小部分人过上奢华的生活。如果我不相信新世界的存在，我将感到窒息。
热忱的，Vijay。
跨区域办事处经济学者艾哈迈特･托纳克（Ahmet Tonak）
“我目前正在写一份笔记，是关于资本主义危机及停滞不前的世界革命、新冠疫情产生的劳动后备军（Reserve Army of Labor）以及土耳其福利国家和社会工资净额的神话。”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