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2019年,6.13亿印度人投票选出了他们在印度议会的代表。竞选期间,各政党花费了60000亿卢比(约合80亿美元),执政党印度人民党花掉了其中的45%;最终赢得了37%的选票,也就是在议会545个席位中获得了303个。一年后,美国总统选举和国会选举花费高达140亿美元,获胜的民主党是花钱大户。如今这些巨额资金对民主进程的掌控已昭然若揭了。若不能坦承大量撒钱的现象对于民主精神的侵蚀,谈“民主”还有意义吗?
金钱泛滥于整个体系,蚕食政治家的忠诚,腐蚀民间社会机构,把控媒体的叙事方式。重要的是,当今世界的统治阶级掌握了主要传播渠道,这些渠道塑造了世人解读周遭世界的方式。虽然联合国的《世界人权宣言》申明“人人有发表意见和表达的权利”(第19条),但事实确凿,媒体集中在了少数企业手中,限制了“可通过任何媒体传递信息和思想”的自由。因此,无国界记者组织正在就媒体所有权进行监测,追踪企业掌控的媒体合并壮大的情况,这种情况又反过来推动了现行政府体制内的政治议程。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高级研究员艾贾兹·艾哈迈德认为,极右政治势力发现,既然美国、印度等国政治体系的民主实质已经受到严重损害,他们便可通过民主体制来推动其议程。艾哈迈德解释说,美国、印度等国的极右势力并不挑战宪政、自由主义民主制的形式,而是通过“文化、宗教乃至文明的各领域”的社会改造扼杀正式制度(译者注:正式制度是与国家权力或某个组织相联的行为规范,如各种成文的法律、法规、政策、规章、契约等)。
在拉丁美洲,极右势力利用一切手段使其对手丧失合法性,包括利用纯属良法的反腐败法律来恶意针对左派领导人。这种策略就是所谓的“法律战”,即利用法律(通常无凭无据)驱赶通过民主程序当选的左翼领导人,或阻挠他们参选。2009年,洪都拉斯总统何塞·曼努埃尔·塞拉亚、2012年巴拉圭总统费尔南多·卢戈以及2016年巴西总统迪尔玛·罗塞夫均因法律战而下台,这些领导人都是都是“司法政变”的受害者。2018年,巴西前总统路易斯·伊纳西奥·卢拉·达席尔瓦在所有民调均预测他将获胜的情况下,被一桩毫无根据的诉讼案剥夺了竞选总统的权利。阿根廷前总统克里斯蒂娜·费尔南德斯·德基什内尔从2016年开始面临一系列的诉讼案 ,因此无法在2019年再次参选(她现在是副总统,证明她在国内的受欢迎程度)。
在厄瓜多尔,寡头集团利用法律战的各种伎俩,导致左翼力量整体丧失了合法性,尤其是前总统拉斐尔·科雷亚(2007-2017年任职)。科雷亚被控受贿,案件的根源在于“精神影响”这一诡异概念。他被判处八年徒刑,因而无法在厄瓜多尔竞选。
为什么厄瓜多尔的统治阶级和美国对科雷亚深恶痛绝?科雷亚领导的公民革命于2008年通过了一部进步宪法,将“美好生活”(西班牙语为buen vivir,盖丘亚语为sumak kawsay)这一原则置于核心地位。政府致力于提升社会经济权益,同时打击企业(包括跨国企业)腐败。石油收入不在外国银行滞留,而是用于投资教育、医疗、道路等基础设施。在科雷亚时代,厄瓜多尔1700万人中有近200万人摆脱了贫困。
对美国雪佛龙石油公司等跨国企业以及厄瓜多尔的寡头集团来说,科雷亚政府就是一个异类。在科雷亚上任之前,雪佛龙就对厄瓜多尔提出了危重损害赔偿,但遭到了科雷亚政府的强烈抵制。雪佛龙公司与美国驻基多使馆乃至美国政府密切合作,贬损科雷亚,破坏其抵制石油巨头的运动,“肮脏之手”( Mano Negra)运动则对雪佛龙施加了巨大的国际压力。
视频:传奇音乐家罗杰·沃特斯与我谈雪佛龙在厄瓜多尔制造的事端
他们不仅想把科雷亚赶下台,还想赶走所有的左翼人士(简称科雷亚派)。曾与科雷亚关系密切的莱宁·莫雷诺在2017年登上总统宝座,他改变阵营,成了分裂厄瓜多尔左派,并将厄瓜多尔交还给精英阶层和美国的主力选手。莫雷诺政府取消了教育医疗资金,撤销了劳工和住房权,企图出售厄瓜多尔的炼油厂,并放松了对金融系统的部分管制,将公共部门拆解得支离破碎。油价暴跌,导致石油补贴削减,以紧缩开支为代价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获得巨额贷款,加上疫情管控失败,莫雷诺的合法性因此连连受损。这些政策导致厄瓜多尔采用了一种愚蠢到惊人的方式来应对疫情,比如有人指控其故意少算了多达两万个新冠死亡病例。
为了讨好美国,莫雷诺将维基解密创始人朱利安·阿桑奇驱逐出了厄瓜多尔驻伦敦使馆,以莫须有罪名逮捕了计算机程序员、隐私保护主义者奥拉·比尼,并对“科雷亚派”进行正面打击。科雷亚派的政治组织遭到瓦解,领导人被捕,重组参选的努力均遭否决。其中一例便是“社会妥协力量”(Social Compromise Force)这一平台,它是科雷亚派用于参加2019年地方选举的,在2020年遭到禁止。2018年2月一次遭到操控的全国公投使政府破坏了全国选举委员会、宪法法院、最高法院、司法委员会、总检察长、总审计长等民主机构。民主制度遭到架空。
在2021年2月7日总统选举的一个月前,情况似乎显而易见:如果选举公平,左翼候选人安德烈斯·阿劳斯·加拉尔萨将获胜。一系列民调专家表明,阿劳斯将在第一轮选举中以超过40%门槛的选票获胜。35岁的阿劳斯是一位受人爱戴的候选人,他在中央银行服务十年,在科雷亚执政最后两年的动荡岁月中担任部长,从来没有贪腐和失职行为。科雷亚卸任后,阿劳兹前往墨西哥国立自治大学攻读博士学位。寡头集团用尽一切手段阻挠他的胜利。
1月14日,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向厄瓜多尔提供28亿美元贷款,用于偿还厄瓜多尔对中国的债务,让厄瓜多尔保证中断与中国的商业关系。美国和厄瓜多尔寡头集团知道阿劳斯可能胜选,决定用一个足以扼杀任何一个进步政府的阴谋困住这个安第斯之国。2018年成立的开发金融公司制定了一个名为“美洲增长”( América Crece)的计划,其整体政策框架旨在将中国企业从美洲排挤出去。此后,基多签署了华盛顿的“清洁网络”计划,这是美国国务院为了迫使各国在建设通信网络时不允许中国通信供应商参与而炮制的计划,尤其适用于5G高速网络。厄瓜多尔于2020年11月加入清洁网络计划,为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的贷款开了方便之门。
科雷亚从中国的银行引来了50亿美元,用于加强厄瓜多尔的基础设施建设,特别是水电大坝的建设。厄瓜多尔的外债总额为520亿美元。莫雷诺和美国将中国的资金描绘成“债务陷阱”,尽管并没有证据表明中国的银行除了乐于通融之外还有其他企图。在2020年的最后6个月里,中国的银行愿意将偿贷时间延迟到2022年(包括推迟偿还中国进出口银行的4.74亿美元贷款和中国国家开发银行的4.17亿美元贷款)。厄瓜多尔财政部表示,目前的计划是从2022年3月开始还款,到2029年还完。莫雷诺曾在推特上宣布了这两项延期还贷。这两家银行以及其他的中国金融机构均未采取强硬措施。
从本质上说,美国国际开发金融公司的贷款是要蓄意阻挠阿劳斯担任总统。美国在拉美地区对中国挑起的这场冲突只是冰山一角。1月30日,三大洲社会研究所与西蒙·玻利瓦尔研究所、ALBA社会运动组织和“不要冷战”平台联合举办了研讨会,反思这场混合战争中拉美战场的境况。
发言者包括阿根廷的阿莉西亚·卡斯特罗、古巴的爱德华多·雷加尔多·弗洛里多、巴西的若昂·佩德罗·施泰迪尔、委内瑞拉的里卡多·梅内德斯、秘鲁/巴西的莫妮卡·布鲁克曼、中国的李宝荣大使及巴西的费尔南多·哈达德。
尽管民主体制已被架空,选举仍然是政治较量中的一条战线,在这场较量中,左翼力量为召唤民主精神而战。也许诗歌是表达这场冲突本质的最佳方式。作家、共产党人豪尔赫·恩里克·阿杜姆传承了厄瓜多尔解放思想的丰厚底蕴,他的诗作《短暂的回归》(Fugaz retorno)极具感染力,以下节选一段:
我们像两名逃犯,
奔向群星离散的险滩。
渔民与我们攀谈,
说附近各省捷报频传。
我脚上染了一抹湿润的黎明,
其中饱含了人世间的根源。
“幸福何时来临?” 诗人问。明天。我们不都在寻找明天吗?
热忱的,
Vij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