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l Zeft（埃及） 《戴着防毒面罩的纳芙蒂蒂》 2012年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自从一位名叫穆罕默德·布瓦吉吉的男子2010年12月17日在突尼斯西迪布兹德自焚身亡后，如今十载已然逝去。布瓦吉吉是一名街头摊贩，当警察骚扰他的生计时，他采取了这种极端做法。不久之后，这个突尼斯小城的数千人聚集在街头，表达愤慨。他们的情绪爆发蔓延到了首都突尼斯城，工会、社会组织、政党、民间团体上街游行，要求推翻宰因·阿比丁·本·阿里政府。突尼斯的游行示威促使地中海地区的埃及、西班牙等地也爆发了类似的游行，开罗解放广场上“人民希望推翻现政权”的呼声表达了数亿人的心声。

人民涌上街头，心情用一个西班牙语单词形容最贴切：indignados，也就是出离愤怒。他们表示，有形的、无形的势力共同粉碎了自己的希望。即便在2007-2008年，信贷危机引发了全球经济衰退，要看出他们社会的亿万富翁们与国家机器间的暧昧关系仍然不是件难事。与此同时，侵害了本国政府提供人道主义政策能力的金融资本势力却隐蔽了起来，但其造成的毁灭性后果倒是显而易见。

Stelios Faitakis（希腊） 《五月的悲歌》 2016年

导致“推翻现政权”口号的情绪是人民群众所共有的，两害相权取其轻的无用选举让他们麻木灰心，人民如今希望改变毫无新意的选举游戏。参选的政客做出承诺，掌权后却完全反其道而行之。

例如，英国2010年11-12月爆发的学生抗议活动是为了抗议自由民主党违背了不涨学费的承诺；无论选谁，结果都是人民遭殃。“希腊，法国，现在轮到我们了！”英国学生呼喊道。他们还可以加上智利，智利学生（被称为“企鹅”）涌上街头，反对削减教育支出；他们的抗议活动在2011年5月再次爆发，被称为“智利学生之冬”的运动持续了将近两年。2011年9月，美国的占领运动加入了这波全球怒潮，其根源是美国政府在解决住房大量收回问题方面的严重失误，该问题是由房屋抵押灾难所引发的，正是这一灾难引发了2007-2008年的次贷危机。有人在华尔街的墙上写道：“体验美国梦的唯一方法就是去睡觉。”

游行的口号是“推翻现政权”，因为群众对当权者已然信心极弱，比起新自由主义政府和中央银行家们提供的条件，他们有更多的生活诉求。但抗议活动的意义不仅仅在于推翻现政府，因为人们普遍认为这并不是政府的问题，而是关于人类社会可能的政治选择。至少已经有一代人经历了政府的各种紧缩削减政策，甚至包括社会民主主义政府，它们被告诫说，富有债权人（举例而言）的权益比全体公民的权益远为重要。即便是一些看似进步的政府，比如2015年末希腊的激进左翼联盟政府，也未能兑现叫停紧缩政策的基本承诺，这样的困惑便引发了人们上述的态度。

徐庸宣（韩国）《2016年12月在首尔》 2016年

这次抵抗活动具有真正的全球意义。2010年3月14日，曼谷红衫军有一百万人走上街头，反对军政国家、君主制以及富有阶层。2011年10月15日，五十万愤怒抗议者在马德里街头游行。《金融时报》发表了一篇影响甚大的文章，称这是“全球愤怒之年”，其中一位主要评论员写道，这场动荡体现了“在全球范围内互相勾结的精英阶层与普通民众之间的对立，后者既未尝到经济增长的成果，又对腐败现象感到愤怒。”

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2008年10月的一份报告显示，从上世纪80年代到21世纪前十年，在属于经合组织的全球20个最富有国家中，所有国家的不平等现象都加剧了。发展中国家的情况极其严重，联合国贸发会2008年的一份报告显示，发展中地区最贫穷的五分之一人在国民消费中的占比从1990年的4.6%下降到了2004年的3.9%。在拉丁美洲、加勒比海地区、非洲撒哈拉以南地区，这种情况更为严重，最贫穷的五分之一人在国民消费或收入中的占比仅为3%。为帮助银行度过2008年严重危机而筹集的资金并不意味着生活日益不安定的数十亿人民享受了任何再分配的收入。

有必要指出，在所有数据中也出现了一丝乐观的迹象。2011年3月，联合国拉丁美洲和加勒比经济委员会的主席阿莉西亚·巴尔塞纳写道，尽管收入不平等程度很高，由于一些政府采取的社会政策，该地区的贫困率下降了。巴尔塞纳想到的是社会民主主义政府，比如卢拉·达席尔瓦总统领导下的巴西，他提出了家庭救助计划；以及左翼政府，比如埃沃·莫拉莱斯总统领导下的玻利维亚、乌戈·查韦斯总统领导下的委内瑞拉。世界这些地方的不满人士已经进入政府，并为自己推动了不同的议程。

Mahmoud Obaidi（伊拉克） 《墨菲斯与红罂粟2》 2013年

从“促进民主”到强调法律和秩序，有产阶级的口风转换非常之快，他们派出警察和F-16战隼战斗机去公共广场清场，用轰炸和政变威胁他国。

“阿拉伯之春 ”这一名字借鉴自1848年在欧洲各国爆发的革命（译者注：指“人民之春”），当西方国家怂恿伊朗、沙特、土耳其等地区强国以利比亚、叙利亚为中心战场展开激战时，这场运动迅速降温了。2011年北约袭击利比亚令该国满目疮痍，使得非洲联盟被冷落，关于用非洲统一货币替代法国法郎和美元的谈判完全搁置，导致美法两国在萨赫勒地区（从马里到尼日尔）的大量军事干涉。

推翻叙利亚政府的强大压力始于2011年，并在2012年愈演愈烈。自2003年美国对伊拉克发动非法战争后，阿拉伯联盟的分裂日益加深，使得叙利亚沦为伊朗与其对手沙特、土耳其、阿联酋等国之间区域战争的前线，使得巴勒斯坦人民的（解放）事业被严重忽略。在埃及，一群军事将领组建了新政府，其内政部长穆罕默德·易卜拉欣冷漠地表示：“我们正处于一个法院、警方、军方精诚团结的黄金时代。”北约的自由主义政客们热烈追捧这些军事将领。2020年12月，法国总统马克龙为曾是将军的埃及总统阿卜杜勒·法塔赫·塞西颁发了法国最高荣誉——荣誉军团勋章。

与此同时，美国政府在拉丁美洲挑起了一系列事端，意图破坏人称“粉红浪潮”的运动。这包括2002年颠覆委内瑞拉政府未遂的政变、2009年的洪都拉斯政变以及对南美洲各进步政府（从海地一直到阿根廷）施加的混合战争。商品价格（特别是油价）下降搅乱了南美洲的经济活动。美国政府趁此机会对左翼政府在信息、金融、外交乃至军事方面施压，不少政府未能顶住压力。2012年推翻巴拉圭费尔南多·卢戈政府的政变就是2016年推翻巴西迪尔玛总统的预演。

因为战乱和政变，加上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等机构的强大压力，改变经济、政治制度的希望都遭到了践踏。为了阻止各国向失业者和饥民提供救助的意图，“税收与补贴改革”和“劳动力市场改革”等老话重提。在新冠疫情之前，希望早就麻木，颓败早已成为常态，难民或命丧大海，或在集中营中苟活，而未经使用的金钱却偷偷穿越国境，流向了避税港（离岸金融中心持有超过36万亿美元的资金，这是一个天文数字）。

回顾十年前的那些运动时，我们有必要在埃及监狱门前暂作停留，一些因为怀抱希望而被捕的年轻人至今仍被囚禁在那里。阿拉·阿布德·埃尔-法塔赫、艾哈迈德·杜马这两位政治犯在各自的牢房中向对方喊话，这些对话以《两个人的涂鸦》（Graffiti for Two）为名发表。他们斗争是为了什么？“我们斗争是为了有朝一日，当一天结束时，我们再也不会窒息地确信，明天只是今天的重复，天天都只是在重复。”他们在寻找当今的出路，他们在寻找未来。阿拉和艾哈迈德写道，革命者奋起时，心中“只有爱”。

他们在开罗的监牢里听说了印度农民的故事，印度农民的斗争鼓舞了整个国家；他们听说了远至巴布亚新几内亚、美国的护士罢工；他们听说了印尼、韩国的工厂工人罢工；他们听说巴勒斯坦和撒哈拉人民遭到背叛的事情在全世界引发街头行动。在2010年到2011年，有那么几个月，那种“窒息地确信”未来无望的感觉暂时消失了；十年后，上街游行的群众追求一个可以脱离现实苦海的未来。

热忱的，

Vijay

阿根廷办事处研究员 费尔南多·维森特·普里埃托

       过去这一年，我撰写了《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地区情况观察》（Observatory on the Conjuncture in Latin America and the Caribbean）第五、六、七、八、九篇报告。这些分析文章考察了全球疫情在本地区的影响、帝国主义的持续进攻及其对立面：人民的抗争，后者在最近几个月已取得重大胜利。目前，我在为下一篇报告搜集信息。我还在从事《列宁150年》（Lenin 150）、《马里亚特吉》（Mariátegui）、《南方的脉络依然开放》（The Veins of the South Are Still Open）、《切》（Che）、《华盛顿的子弹：中情局、政变及暗杀史实》（Washington Bullets: A History of the CIA, Coups, and Assassinations）等著作西班牙语版的编辑工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