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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11年，年轻的胡志明（1890-1969）抵达祖国越南的殖民宗主国——法国。虽然胡志明在成长时受到以反殖民主义为宗旨的爱国精神熏陶，但他的秉性不允许他陷入保守的浪漫主义情怀。他认识到，越南人民不但需要汲取自身的历史与传统，而且要借鉴世界各地革命运动所引发的民主浪潮。他在法国参加了社会主义运动，从中了解了欧洲工人阶级的斗争状况，尽管法国的社会主义者并未主动与本国的殖民政策划清界限。这件事让胡志明深感沮丧。当社会主义者让·龙格让胡志明阅读卡尔·马克思的《资本论》时，他觉得这本书晦涩难懂，后来说基本上把它当成了枕头。

  1917年，开启苏维埃共和国的十月革命令胡志明倍感振奋。工农阶级不但接管了国家并加以改造，而且新生国家的领导层坚决捍卫反殖民主义运动。胡志明满怀喜悦地阅读了列宁为1920年共产国际会议所撰写的《论民族与殖民地问题》。这位激进的越南年轻人的祖国自1887年以来受到奴役，如今他在这些文章中找到了自己创建运动的理论与实践依据。胡志明去了莫斯科，然后去了中国，最后回到越南，领导自己的国家脱离殖民压迫，终结一场由法国、美国对越南发动的战争（这场战争在胡志明逝世六年后以越南胜利告终）。

1929年，胡志明指出“阶级斗争的表现形式与西方不同”。他的意思不是说东西方的差异在于文化，而是说原沙皇俄国、印度支那等地的斗争必须考虑一些本地区独有的因素：殖民统治结构、被刻意压制了的生产力、大量的农民和无地农业工人，以及得到延续重生的封建时代恶劣的尊卑等级制度（比如种姓制、男权制）。创新是必要的，正是创新使得殖民地的马克思主义者通过切实分析本国的复杂情况建立了自己的斗争理论。胡志明等人撰写的文章似乎只是对时局的评论，但实际上这些马克思主义者正在依据具体背景建立自己的斗争理论，这些背景是马克思及其主要欧洲继承人（比如卡尔·考茨基、爱德华·伯恩斯坦）所无法直接了解的。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第37期汇编《曙光：马克思主义与民族解放》（Dawn: Marxism and National Liberation）探讨了全球南方对于马克思主义的创新诠释，包括秘鲁的何塞·卡洛斯·马里亚特吉、黎巴嫩的马赫迪·阿梅尔。本期汇编诚邀各方对话，就马克思主义与民族解放的复杂传统进行交流，这一传统始于1917年十月革命，在20世纪和21世纪的反殖民主义斗争中深入人心。

正如弗朗茨·法农于1961年在《全世界受苦的人》（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一书中写道，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一旦远离北大西洋地区，就必须得到“些许延展”。历史唯物主义的叙述方式也必须得到改进。马克思主义理论体系诚然具有一定的普适性，但在各地的适用方式是不同的。所有奉行马克思主义的运动（比如胡志明领导的越南解放运动）都必须依据本国背景对其进行诠释。在殖民地，马克思主义的核心问题在于，这些地方的生产力遭到了帝国主义的系统性破坏，而且旧有的社会等级制度并未受到民主浪潮的荡涤。在不具备社会财富的地方如何进行革命？

列宁的经验使得胡志明等人产生共鸣，因为列宁主张，帝国主义不会容许印度、埃及等国发展生产力，这些地区在全球体系中的角色是提供原材料并且购买欧洲工厂的成品。这些地区出现的自由主义精英是不会真心投身于反殖民主义和人类解放事业的。在这些殖民地，必须由左翼力量推动反殖民斗争与社会革命。这就意味着它必须为社会公平打下基础，包括生产力的进步。必须由左翼力量利用殖民掠夺后剩余的稀有资源，通过人民的热忱与决心对其加以丰富，利用机器以及优化的劳动组织形式进行生产社会化；并为了推进教育、医疗、营养、文化的发展进行财富社会化。

  十月革命后的社会主义革命都发生在贫穷的殖民地国家，比如1945年的越南革命、1949年的中国革命、1959年的古巴革命、1975年的几内亚比绍和佛得角革命、1983年的布基纳法索革命。这些国家基本上都是农业社会，其资本为殖民统治者窃取，生产力发展仅限于出口原材料和进口成品。所有革命都遭遇了败退中的殖民统治者的残酷暴力，他们一心只想摧毁剩余的社会财富。

越南战争就是这种暴力的典型体现。仅“地狱行动”（Operation Hades）这一项就足以说明问题：从1961年到1971年，美国政府投放了7300万公升的化学武器，以摧毁越南的所有植被。当时最可怕的化学武器“橙剂”被施放于越南农业带的大部分地区。这场战争不但造成了数百万死难者，还给社会主义越南留下了可怕的后遗症：数万越南儿童具有严重的先天残疾（脊柱裂、脑瘫），数百万公顷的良田因化学武器化为毒土。这场医疗与农业的灾难最起码已经持续了五代，各种迹象表明还会持续好几代。越南的社会主义者不是靠教条来建设社会主义的，而是通过与帝国主义遗留在他们国家的弊病的直面斗争完成的。他们的社会主义道路必须经历艰难险阻，这是其自身的历史与现实所特有的。

本期汇编指出，殖民地世界的许多马克思主义者从没读过马克思的著作。他们在各种廉价手册中读到马克思主义，并以同样的方式与列宁相遇。书籍太贵，而且常常难以获得。古巴的卡洛斯·巴利尼奥（1848-1926）、南非的乔希·姆帕马（1903-1979）等人出生寒门，接触不到马克思的批判所依据的知识传统。但他们通过自己的斗争，通过自己的阅读和亲身经历悟出了马克思主义的精髓，他们建立了与本国条件相适应的理论。

今天，潜心学习依然是我们开展运动和憧憬美好未来的精神支柱。正因为此，每年2月21日，三大洲社会研究所会参加“红色图书节”（Red Books Day）。去年，在《共产党宣言》发表（1848年2月21日）172周年之际，六万多人前往公共场所阅读这份宣言。由于疫情的影响，今年的活动大多在线上举办。欢迎大家查询所在地可能会举办红色图书节活动的出版社和机构，并积极参与。如果附近没有活动，请自己举办活动，或者利用社交媒体讨论自己喜爱的红色图书以及它们对你们的斗争具有的意义。我们希望，红色图书节会像五一劳动节一样成为日历上的一个重要节日。

胡志明的常见形象是拿着一包好彩香烟，手边有一本书。他热爱阅读，热爱交谈，这两个爱好帮助他形成了对于世界的动态理解。你在读这篇新闻稿时，手边是哪一本红色书籍呢？你会参加红色图书节，把本期新汇编加入红色图书阅读清单里吗？

热忱的，

    我负责把三大洲社会研究所的各种出版物从西班牙语和英语翻译成巴西葡萄牙语。我还负责News on China的编辑工作。我在继续从事精神分析研究，以单独或集体的形式与患者见面，目前因为疫情这项工作正在线上进行。我特别关注集体精神分析与关键社会状况等主题以及关于精神分析与性别的辩论。今年我会着手研究养育劳动对于女性的心理影响。最后，我花时间打理家庭，照顾三岁的女儿，我与伴侣共担这些任务，以便继续做好工作和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