Kruttika Susarla 《印度农民全体抗议》 2020年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11月26日，印度北部的农民和农业工人沿着各自的国道向印度首都新德里游行前进，这是全国性大罢工的一部分。他们举着写有抗议口号的的标语牌，反对由印度下议院9月通过、继而在上议院靠口头表决获批的伤农亲企的法律。开展罢工的农业工人和农民还举着旗帜，表明各自归属的各种组织，既有共产主义运动组织，也有农民组织的广泛阵线。他们游行抗议农业私有化，认为它侵害了印度的粮食主权，损害了他们继续务农的能力。

大约三分之二的印度劳工是靠农业获取收入的，农业对印度GDP的贡献率约为18%。9月通过的这三项伤农法令破坏了政府的最低支持价采购（minimum support price）计划，使得85%的农民（拥有的土地少于2公顷）只能听任垄断批发商要价，并且还将导致在粮食农产品价格变化莫测的情况下至今仍可维持农业生产的制度遭到摧毁。150个农民组织联合起来，在新德里游行，他们誓言在城里无限期停留。

Aswath（印度） 《列宁遇见印度》 2020年

印度全国2.5亿人加入了11月26日的这场全国性大罢工，使之成为世界历史上规模最大的罢工。假如罢工者组成一个国家，这将是一个人口仅次于中国、印度、美国、印尼之后的第五大国。从特伦甘纳邦到北方邦，印度各地的产业带均陷入停滞，马哈拉施特拉邦的贾瓦哈拉尔·尼赫鲁港、奥迪沙邦的帕拉迪普港的工人也停止工作。煤炭工人、铁矿工人、钢铁工人放下工具，火车、公交汽车停止运行。非正规部门的工人加入了，医疗保健人员、银行职员也加入了。他们以罢工抗议劳动法律将每日工作时长延至12小时，取消了七成劳工的劳动保障。印度工会中心总书记塔潘·森（Tapan Sen）说：“今天的罢工只是一个开始，接下来的斗争将更加白热化。”

新冠疫情加剧了印度工农阶级的危机，其中也包括比较富有的农民。深感绝望的工农群众顾不上疫情的危险，在公共场所聚集，告诉政府，他们已对之丧失信心。电影演员迪普·西度（Deep Sindhu）参加了抗议活动，并跟一位警官说：“这是一场革命，如果你们夺走了农民的土地，那他们还剩什么？只剩负债了。”

Nehal Ahmed（印度） 《寒冷的夜晚，高昂的精神》 2020年11月，印度德里与哈里亚纳邦交界处的辛古，来自旁遮普地区的农民加入抗议运动，反对莫迪政府通过的农业法律。

政府沿着新德里边界部署警力，在公路设障，准备好全面对峙。当农民和农业工人的游行长队接近路障，并向他们那些脱下农家衣服穿上警服的弟兄喊话时，当局向这些农民和农业工人投掷了催泪弹，发射了水枪。

2020年11月27日，来自旁遮普的一位全印度农民组织资深领导人Dharampal Seel用红旗杆挡开催泪弹罐。

11月26日，即工农总罢工的当天，也是标志着政治主权伟大成果的印度宪法日。1950年印度宪法第19条明确规定，印度公民拥有“言论自由”权（1.a）、“和平非武装集会”权（1.b）、“结社及组织工会”权（1.c）以及“在印度领土内自由移动”的权利（1.d）。为防止这些宪法条款被人淡忘，印度最高法院在2012年的一次庭审案件（拉姆利拉·迈丹事件对内政部）中提醒警方：“公民拥有集会及和平抗议的基本权利，任何主观武断的执法或立法行动均无权剥夺。”警方设立路障、动用催泪弹及装满了以色列发明的、可引发吞咽反应的酵母加泡打粉的水枪，这些行为违反了宪法条文，而这也正是农民在各处对峙时向警察喊话的内容。尽管印度北方已有寒意，警方还是用水和催泪弹将农民们淋湿。

但这并没有吓退他们，勇敢的年轻人跳上水枪卡车，关掉水枪，农民开着拖拉机突破路障，工农阶级奋力反击政府强加于身的阶级战争。工会提出的十二点诉求宪章是开诚布公的，反应了人民的心声。这些诉求包括撤销政府9月推行的伤害工农群众的法律、取消政府大企业私有化进程、为因新冠经济衰退及多年来自由主义政策而陷入经济困难的广大人民提供临时救助。这些诉求都很简单，符合人道且真切，只有铁石心肠者才会置之不理，却用水枪和催泪弹予以回应。

Amrita Sher-Gil（印度） 《休息》 1939年

临时救助、工人社会保障、农业补助等诉求受到全世界工农群众的响应。正是这类诉求触发了危地马拉最近的抗议活动，引发了11月26日希腊的总罢工。

在这场全球疫情中，我们进入了这样一个时期：在资产阶级政府统治的国家，更多人越来越憎恶精英阶层的恶劣行为，社会日益动荡不安。报告相继显示，社会分化越来越极端，这在全球疫情之前早就初现端倪，又因为疫情而扩大加深了。农民和农业工人当然会愤愤不平。来自土地不平等倡议组织（Land Inequality Initiative）的一份新报告表明，仅占全世界1%的农场经营着全世界70%的农业用地，这意味着企业型大农场控制了企业粮食体系，危及25亿以农为生者的生存。考虑到无地状况和土地价值，土地不平等现象在拉丁美洲、南亚及非洲部分地区是最高的，而中国、越南是两个显著的反例，它们的“土地不平等程度最低”。

帕什

上世纪70年代早期，一位名叫阿凡达·辛格·桑杜（1950-1988）的年轻人读到了高尔基的《母亲》（1906），他所在的旁遮普地区正是现在众多农民和农业工人向新德里附近的路障进发的起点。他被劳动妇女尼洛夫娜与儿子帕维尔（也就是帕夏）之间的关系深深打动了。帕夏在社会主义运动中找到立足之地，把革命书籍带回家，渐渐地，母子两人都产生了激进思想。当尼洛夫娜问帕夏关于团结的观念时，他说：“世界是我们的！世界是属于工人阶级的！对我们来说，国家、种族是不存在的。对我们来说，只有同志和敌人。”帕夏说，团结和社会主义的理念“像太阳一样温暖着我们，它是正义天堂里的第二轮太阳，这个天堂就存在于工人的心中。”尼洛夫娜和帕夏一起成为了革命者。贝托尔特·布莱希特在其1932年的剧作《母亲》中重新讲述了这个故事。

阿凡达·辛格·桑杜深受《母亲》小说与戏剧的启发，以“帕什”作为自己的笔名。帕什成为他那个时代最具革命性的诗人，于1988年遭恐怖分子杀害。《我是野草》是他留下的诗作之一：

Bam fek do chahe vishwavidyalaya par

Banaa do hostel ko malbe kaa dher

Suhaagaa firaa do bhale hi hamari jhopriyon par

Mujhe kya karoge?

Main to ghaas hun, har chiz par ugg aauungaa.

随你们的便，向大学投下炸弹吧。

把学生宿舍炸成一片废墟。

向我们的贫民窟扔出白磷弹。

你们又能拿我怎么样？

我是野草，我在哪里都能生长。

这正是印度的工农群众向精英阶层所表达的，也是各国劳动人民向本国精英们所表达的，这些精英的关注点（哪怕在疫情时期）是保住自己的权力、财产和特权。但我们是野草，我们在哪里都能生长。

本周，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将主办人民论坛的两场活动。12月4日，来自委内瑞拉、南非及中国或加拿大的文化工作者讨论了“新冠冲击”时期人民斗争的艺术创作。该讨论强调了反帝国主义海报展，该系列展览一共四期，最后一期已于发稿当日开始，主题是混合战争，展出来自世界18个国家37位艺术家的艺术作品。您可点击这里报名参加。

12月8日，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女权主义工作组讨论了近期启动的研究——《新冠冲击与男权制》以及全球疫情对于性别的影响。您可点击这里报名参加。

热忱的，

Vijay

印度办事处协调员斯鲁加纳·波达帕提（Srujana Bodapati）

        我一直在研究印度银行业自1997年监管放松、并向私营部门开放后发生的结构性变化。目前，我正在撰写印度银行业监管放松所导致的历史进程及政治经济进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