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2年第32期新闻稿：我们能就中国进行成熟对话吗？

2022年08月11日

《无题》王秉秀（中国大理白族自治县双廊白族农民画社）作于2018年

亲爱的朋友们：

当美国立法机构领导人南希·佩洛西窜访中国台北时，全世界的人们都屏住了呼吸。她的访问是一种挑衅行为。在1971年联合国大会决议之后，美国政府已在1978年12月承认中华人民共和国，取消了之前与台湾的条约义务。尽管如此，卡特总统还是在1979年签署了《与台湾关系法》，允许美国官方人员与台湾保持密切联系，包括对台军售。这一决定是值得玩味的，因为台湾在1949年至1987年处于戒严状态，需要固定的武器供应来源。

佩洛西台北之行是美国对华持续挑衅行动之一。这一行动包括前总统奥巴马的“重返亚洲”政策、前总统特朗普的“贸易战争”、建立四方安全对话（QUAD）和美英澳军事同盟（AUKUS）等安全合作关系、将北约逐步改造为对付中国的工具等。这一行动仍在继续，因为拜登总统认为必须削弱中国，因为它是“唯一能够整合其经济、外交、军事、科技力量”对美国主导的世界体系“构成持续挑战的竞争对手”。

中国没有动用军事力量阻止佩洛西等美国国会领导人窜访台北。但是，等他们离开后，中国政府宣布将停止与美国在八个重要领域的合作，包括取消军事交流、暂停气候变化等一系列事项的政府合作。这就是佩洛西之行的后果：对抗增多，合作变小。

事实上，在西方媒体，在南方国家的亲西方媒体，任何支持与中国增进合作的人士都会被抹黑为中国“代理人”或者“虚假信息”传播者。2022年8月7日，我在南非《星期日时报》（The Sunday Times）撰文回应了其中一些指控。本期新闻稿在此转载该文。

《木卡姆》哈孜·艾买提（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作于1984年

一种新的怪现象正在全球政治话语体系中弥漫，这是一种扼杀理性思考的毒雾。这种毒雾由白人至上主义、西方优越主义等丑陋思想酝酿已久，正在蒙蔽着人类的思想。这种毒雾引发的普遍症状就是对于中国的深深疑虑及仇视，不仅是针对中国的政府、领导人乃至政治制度，而是对中国这个国家、中华文明乃至与有关中国一切的仇视。

这种怪现象使我们无法就中国进行成熟对话。“专制”“种族灭绝”等各种判词满天飞，却无人在意求证事实。中国是一个14亿人口的国家，一个历史悠久的文明，自1839年英国挑起鸦片战争后，遭受了百年屈辱（与全球南方一样），直到1949年中国革命胜利，中国的领袖毛泽东坚定地宣布，中国人民已经站起来了。从那以后，中国社会发生了深刻的变革，它利用其社会财富解决饥饿、文盲、困苦、父权制等古老问题。正如一切社会实验一样，中国也出现了一些严重问题，但这是任何集体行动都会产生的问题。但如今的怪现象不是在讨论中国的成就和问题，而是将中国简化为一种东方主义的讽刺画形象——一个意图进行种族灭绝、觊觎全球霸权的专制国家。

这种怪现象有其明确的源头。它主要来自美国，其统治精英对中国人民取得的进步，特别是在机器人、通信、高铁、计算机技术等领域的进展感到极为担心。对于那些坐享几百年殖民掠夺成果、受到知识产权法保护的西方企业来说，中国的这些进步对它们长期享有的优势构成了生存威胁。西方担心自身的脆弱，担心欧洲融入欧亚经济发展计划，因而对中国发动了信息战。

这股意识形态浊浪侵袭着我们，影响了我们就中国的世界角色进行认真、均衡对话的能力。比如，在非洲有着长期残酷殖民史的西方国家如今经常叫嚣“中国在非洲殖民”，却丝毫不承认自己的殖民史以及法、美两国在全非洲盘根错节的军事存在。所谓“种族灭绝”的指控总是指向全世界的有色人群，比如苏丹的达尔富尔、中国的新疆，却从未指向对伊拉克发动非法战争、致使逾一百万人死亡的美国。深受欧洲中心主义浸淫的国际刑事法庭接连起诉非洲领导人犯有种族灭绝罪、反人类罪，却从未控诉过一个西方领导人发动无休止的侵略战争。

《无题》德珍（中国西藏自治区）作于2013年

如今这一新冷战的毒雾笼罩着我们。最近，南非《独行者日报》（Daily Maverick）、《邮政卫报》（Mail & Guardian）指责我为“中国和俄罗斯的宣传”助力，与“中国的党国体系”联系紧密。这些指控的根源是什么？

首先，西方知识界一些人企图将对西方攻击中国的任何异议都说成是虚假信息和宣传手段。比如，我在2021年12月来自乌干达的报道揭穿了一个虚假指控：中国对乌干达的一项贷款旨在控制其唯一的国际机场，是一种用心险恶的“债务陷阱”。这种说辞多次受到美国一些知名学者的抨击。通过与乌干达政府官员的交谈以及财政部长马蒂亚·卡萨伊贾的公开声明，我发现，乌干达政府对此项交易缺乏了解，但所谓中国霸占恩培德国际机场的说法绝无可能。尽管彭博社关于这项贷款的报道完全基于谎言，他们却没有背负“替华盛顿办事”的骂名。这就是信息战的威力。

第二个关于我与中国共产党联系的指控，其依据只是我与中国学者有来往，在北京的知名智库中国人民大学重阳金融学院担任一个无薪职务。然而，很多对我进行这类荒唐指控的南非媒体的主要资助来自乔治·索罗斯的开放社会基金会（Open Society Foundations）。索罗斯给基金会取的名字源自卡尔·波普尔1945年所著的《开放社会及其敌人》（Open Society and Its Enemies）一书。波普尔在该书中提出了“无限宽容”原则，主张最大限度的对话，用“理性争论”来应对反对意见。在不能容忍我与中国学者对话，却热烈欢迎与美国官员交流的抹黑活动中，所谓的理性争论何在？南非的自由派鼓吹“文明冲突”而非“文明间对话”，造成了多大的文明隔阂？

全球南方国家可以从中国的社会主义实践学到很多东西。中国在新冠疫情期间根除了绝对贫困，受到联合国的盛赞，启发我们应对各自国家中的类似顽疾（为此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发布了关于中国扶贫方法的详细研究报告）。世界上没有哪个国家是完美无缺、无可挑剔的。但制造针对一个国家的偏执态度，用美国式围墙将其孤立，这在全社会是危险的。我们不应竖起高墙，而应推倒它们。美国煽风点火的根源是自己对于中国经济发展的焦虑，我们不应该像傻瓜一样被利用。关于中国，我们应该进行一种成熟的对话，而不是与我们无关的强权利益强加给我们的话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