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哥伦比亚卡利和南非德班所发生的国家暴力事件背景不同，暴力程度与当地情况相关，但都可以用恶劣来形容。安全部队镇压试图表达政治权利诉求的人民的照片比比皆是。事态进展难以追踪，眨眼间焦点便从公众示威转变到庭审现场，从催泪弹渐散的烟雾切换到阴森压抑的监牢。然而，在这些事件的背后，在引发事件的一系列情绪之中，有一种抵抗的气氛，“全民抵抗”，拒绝接受当权者不合理的决策，拒绝用礼貌的语言表达不满。

哥伦比亚政府决议推行一部名称古怪的法律《可持续团结法》（Ley de Solidaridad Sostenible），拟将疫情造成的经济成本转嫁给民众。不出所料，民众以愤怒回击。哥伦比亚政府在4月28-29日面对了一场全国罢工，一如既往地用残酷镇压予以回应，包括动用了恶名昭著的“防暴机动部队”。上街游行的群众怀着怒火、唱着歌曲，这一系列反应的共同之处是对伊万·杜克政府的憎恶。

为了维护权力而施暴的哥伦比亚寡头集团是毫无顾忌的，但当目睹了卡利的抗议群众推倒殖民征服者塞巴斯蒂安·德·贝拉尔卡萨尔的雕像时，想必他们也会心惊颤抖。这次行动说明，抗议群众不仅仅满足于撤回上述法律提案，而是希望推翻主导全社会的僵化等级制度。杜克不把抗议者视为公民，对他来说，这些人就是“破坏分子”。难怪杜克纵容使用恶劣至极的暴力手段，波哥大、卡利、麦德林等城市首当其冲。政府不顾波哥大市长克劳迪娅·洛佩兹、麦德林市长丹尼尔·昆特罗的呼吁，继续进行暴力镇压，用一位在西亚报道过战争新闻的哥伦比亚朋友的话说，街上的战斗场景越来越像伊拉克了。

像伊拉克。或者像最近被某人权组织列为种族隔离国家的以色列。种族隔离的英文单词“apartheid”来自南非荷兰语，意为“间隔”，将白人与其他种族隔开；就以色列而言，是将犹太公民与巴勒斯坦公民隔开。在某人权组织的这份报告之前，联合国西亚经济社会委员会已发布了诸多报告，用“种族隔离”形容以色列针对巴勒斯坦人民的种族主义政策。该人权组织在充分论证后得出基本结论，认为以色列严重剥夺了巴勒斯坦人的生命主张权；“这种剥夺行为极其恶劣，等同于种族隔离和迫害的反人类罪行。”

“种族隔离”和“反人类罪行”这两个术语的关联可参考联合国大会1966年12月的一项决议，该决议谴责“南非政府的种族隔离政策是一种反人类罪行”。1984年，联合国安理会将种族隔离描述为“以反人类罪行为主要特征的制度”。后来，“反人类罪行”这一术语被写入了1998年《国际刑事法庭罗马规约》第七条中。这说明2021年3月3日，国际刑事法庭首席检察官法图·本苏达表示本法庭将就2014年以来在以色列犯下的罪行开展调查也绝非偶然。以色列拒绝与国际刑事法庭合作。

以色列法庭决定采取行动，从东耶路撒冷的巴勒斯坦人社区、有3000名居民的谢赫贾拉社区驱逐六个家庭，尽管以色列法庭对占领区并无司法管辖权。1967年，以色列抢占了东耶路撒冷，该地区成为巴勒斯坦被占领土的一部分。1967年的联合国242决议声明，占领国，即以色列，必须尊重本地区各国的主权、政治独立及“领土不可侵犯性”。1972年，以色列定居者推动以色列法庭驱逐了数千名居住在该地区的巴勒斯坦人，此后50年，巴勒斯坦人一直在反抗驱逐。绰号“马卡夫”的以色列边防警察局明目张胆地使用暴力手段，而随着5月7日全副武装的以色列士兵进入耶路撒冷阿克萨清真寺，暴力行动愈演愈烈，与哥伦比亚防暴机动部队的施暴行为如出一辙。

与残酷镇压同时进行的还有对巴勒斯坦人民任何政治计划的持续打压。以色列把奋起反抗的巴勒斯坦人民称为恐怖分子，这跟南非种族隔离政府及其西方盟友在反种族隔离斗争热潮时期对非国大的称呼是一模一样的。1994年，非国大联盟在南非执政，对根深蒂固的不平等体制和种族隔离体制开展了长期清除行动；去除过去几十年被强烈固化的东西需要几代人的抗争。

2020年8月，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发表了名为《血腥的政治：南非的政治镇压》（The Politic of Blood’: Political Repression in South Africa）的汇编文章。在文章开始时，我们引用了弗朗兹·法农1961年的著作《全世界受苦的人》中的话，该书多次使用“缺乏能力”一词形容殖民地新兴国家的统治阶级。法农写到，当人民创建自己的组织，形成民主参与诉求时，统治阶级缺乏认识群众这种合理行为的能力，反而觉得该行为威胁到了自身的统治。这就是哥伦比亚寡头和以色列种族隔离阶级的主流态度。南非统治阶级的本性也是如此，他们的政治机制决不为本国工人阶级发展独立政治组织留有余地。

2021年5月4日，南非当局逮捕了棚户居民运动组织（Abahlali baseMjondolo，简称AbM）的副主席姆卡佩利·乔治·博诺诺。当局控告博诺诺“策划谋杀”。棚户居民领导的AbM拥有82000名会员，组织占领土地和争取住房的斗争，自2005年成立以来就受到镇压。

2018年，我们因为一篇汇编采访了AbM的领导人斯布·齐科德，他说：

博诺诺只是遭受政治迫害的最新一位AbM成员。全球各地勇敢的活动家们因为创建反对现状的组织而面临恐吓与谋杀。活动家尼古拉斯·格雷罗最近在哥伦比亚卡利遭警方杀害，来自西孟加拉邦东布尔登区纳巴格拉姆村的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党员卡卡利·凯特拉帕尔遭政治谋杀，皆因这种政治迫害所致。格雷罗在抗议浪潮开始不久就在大街上被杀害，而谋杀凯特拉帕尔的是在西孟加拉邦议会选举中获胜的党派成员。这是一种政治清算，是对政治活动家的谋杀，他们的死打击了群众对抗权力磐石的信心。杀手在暗处磨刀霍霍，用直通权贵老巢的手机接收指令。

何其恶劣啊，这样使用权力，这样无需负责的杀戮。5月6日，政府武装部队进入巴西里约热内卢的雅卡雷济纽贫民窟，开枪杀害了至少25名群众，这些人在枪响前已有投降的迹象。联合国呼吁开展调查，但此事并不会有实质进展。巴西1988年宪法取消了死刑，但证据表明，警方认为，对于贫民窟的居民，无需法院审理，死刑是允许的。

这是怎样的世道，政治迫害竟引不起足够的愤怒了？穆因·布鲁索用歌声唤醒在加沙遭受以色列种族隔离压迫的巴勒斯坦同胞们，他在其史诗之作《战斗》（Al-Ma’raka）中得到了这样的慰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