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第2期新闻稿：我为什么相信我所相信的中国革命
《天际线》刘红杰（中国）作于2021年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去年年底，一位同事给我写了封信抗议我写的一些中国相关文章，特别是2023年最后一期新闻稿。本篇新闻稿是我对这封信的回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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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局势让左派惊慌失措。很高兴您直接向我提出中国社会主义的问题。
众所周知，我们处在一个相当危险的时代。美国与其他大国的关系日趋紧张，全世界由此面临1991年以来最严重威胁。乌克兰战争和加沙的种族灭绝就说明了我们面临的危险。在此期间，我担心美国试图使伊朗卷入冲突，以色列威胁要升级与黎巴嫩真主党的紧张局势，然后促使德黑兰迈出引发美国轰炸伊朗的一步。针对中国的“新冷战”将把这些冲突推向新高。台湾已然成为杠杆。我希望头脑清醒者占上风。
众所周知，所有社会主义社会都是随着生产力的发展而形成于阶级斗争过程。中国也不例外。你忆及比尔·辛顿的《大逆转：中国的私有化1978—1989》一书出版于1990年。在比尔2004年去世前一年左右，我曾在马萨诸塞州康科德与他多次讨论中国问题。在美国，没有人像比尔和他的整个家族（包括曾在中国致力于奶牛养殖现代化的妹妹琼和妹夫希德·恩格斯特）那样了解中国，当然还有他们的朋友伊莎贝尔·克鲁克、埃德加·斯诺、海伦·福斯特·斯诺，以及后来的翻译家、哈里·德克斯特·怀特的女儿琼·平卡姆（译者注：琼·平卡姆著有《中式英语之鉴》一书，哈里·德克斯特·怀特曾担任美国财政部长助理、财政部首席国际经济学家、1944年布雷顿森林会议美方代表）。
20世纪90年代至21世纪初，人们对中国惊恐不安。几十年前我去中国的时候，农村地区的贫困让我不解。但同时，我也震撼于一个民族的尊严，这个民族深受伟大斗争历史的鼓舞，而1949 年中国革命就是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获得胜利，他们知道自己正在建设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比尔坚守毛泽东思想，清楚认识到社会主义事业的矛盾，他在《对镜猜谜：中国革命的美国观》（Through a Glass Darkly: U.S. Views of the Chinese Revolution）一书中对此有所论述。
在江泽民（1993—2003年）和胡锦涛（2003—2013年）时期，贫富差距已经很大。在《贫穷国家：全球南方的可能历史》（Poorer Nations: A Possible History of the Global South，2013年版）一书中，我还是带着某种悲观情绪论述了中国革命，尽管我深知在贫穷国家（自革命在西方失败以来，继俄罗斯之后，唯一可以尝试建设社会主义的国家）建设社会主义的困难。几年后，我读到了傅高义（Ezra Vogel）对邓小平的精彩评价：《邓小平时代》（Deng Xiaoping and the Transformation of China，2011年版），该书将邓小平 1978年的决策置于整个革命进程的背景之下。这本书让我更加了解邓小平的改革。我从中得到的一个重要启示是，邓小平要正视经济停滞问题，让市场推动生产力的发展。否则，中国这个贫穷落后的国家会在社会主义中陷入绝望。中国必须开创新路。当然，邓小平的改革转向借助市场之力，有可能会招致危险局面。比尔的悲观正是对这一现实的回应。
“农民画”作品之一，射阳县农民画院（中国江苏）作于2017年
到 20世纪90年代末，包括中国共产党党刊在内的各方开始讨论如何发动群众来解决日益严重的贫富分化和贫困问题。在 2005年10月召开的中共十六届五中全会上，中国共产党宣布了“建设社会主义新农村”的“重大历史任务”，用“三农”这个新词来指农业、农民和农村地区。这一任务旨在通过国家投资改善农村基础设施，提供免费义务教育，发展合作医疗，同时摒弃医疗市场化。从2009年起，新医改在全国范围内摒弃市场化路线。我感兴趣的是，这场运动由群众而发，而非官僚主义驱动，成千上万的中共干部参与推进这项任务。这是十年后扶贫攻坚战的先行先试。
随着任务铺开，我非常感兴趣的是，拥有“红色资源”的地方（如广东省的海陆丰革命老区，位于中国第一个农村苏维埃政权的核心地带）都被列为重点行动地区。值得注意的是，西方学者并没有关注这些新变化，他们专注于中国的太平洋海岸线，而非研究中国内陆农村的状况，除了伊丽莎白·佩里教授和《中国农村发展政策：探索社会主义新农村》（China’s Rural Development Policy: Exploring the ‘New Socialist Countryside’, 2009）一书的作者苏敏子（音）教授等少数真诚之士。而大多数中国问题评论家都忽视了这些少数例外。
社会主义新农村建设使中国共产党更具活力，并默契形成与纯自由市场力量相抗衡之势，由此产生的动力助推习近平在2012年底当选为党的总书记。习近平对中国农村地区的关注来自于他在中国西北欠发达地区度过的部分青年时光，以及他在20世纪80年代末担任福建宁德地委书记期间的经历，当时宁德是福建省最贫穷地区之一。习近平在这一时期的领导力得到广泛认可的一点是，他帮助该地区减少了贫困，改善了社会指标，使年轻人不那么容易流向城市。
中国的发展需要以牺牲自然环境为代价吗？2005年，习近平在浙江湖州提出了“两山”理论，即经济发展和生态建设必须齐头并进。从 2013 年到 2020 年，中国的颗粒物污染下降39.6%，平均预期寿命延长两年，就是最好的证明。2023年，习近平宣布新生态战略，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其中包括农村环境整治计划。
你的一些说法让我印象深刻，特别是“现在的一项国家政策是强制返乡”，我认为这值得特别思考，因为它是更广泛的“社会主义新农村”政策的一部分。诚然，自2017年以来，习主席一直在谈论乡村振兴的必要性，各省（如广东）也确实制定了高校毕业生到农村去的行动计划，并参与其中，使农村像城市一样具有吸引力。不过，这不是靠强制手段，而是靠创新方案。
《马与牧人系列 3》张海龙（中国）作于2022年
青年处于这些计划的前沿，其中许多人是作为扶贫攻坚战政策的一部分而下乡的300 万干部（值得注意的是，有 1800名干部在执行扶贫攻坚任务时牺牲）。中国农村地域辽阔，习近平和毛泽东一样，对党员体验中国农村现实的重要性非常敏感，他本人在“文革”期间也被派往中国西北农村。2002 年，习近平在回顾这段经历时写道：“15岁来到黄土地时，我迷惘、彷徨；22岁离开黄土地时，我已经有着坚定的人生目标，充满自信”。中国在政策中也映现这种态度。很多在体制内工作的党员 在农村呆一段时间不好吗？如果你想让他们更好地了解中国的现实，那就不是坏事。
过去十年间，我曾多次去中国，足迹遍布城乡。习近平推行的双循环战略（在“社会主义新农村”政策推动下）引起了我的兴趣，我一直在与多位学者合作，依托他们各自的领域，从实证角度详细了解中国的各项努力。这就是我们一直以来工作的基础，其中一些成果发表在《文化纵横》国际版上，还有一些发表在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关于中国消除极端贫困的研究报告中。这是政治宣传吗？我希望不是。我希望在中国革命向前发展的过程中，我们越来越能够对其进行理论评估。革命完美吗？并非如此。但它需要的是了解，而非陈词滥调。在西方，谈到中国，陈词滥调比比皆是。
《青年画家》阿布都克里木·纳斯尔丁（中国）作于1995年
例如，关于中国穆斯林（2500万，占中国总人口的1.8%）受压迫的指控。记得 2000年代我在中亚，当时基地组织和塔利班对该地区产生了严重影响，包括通过乌兹别克斯坦伊斯兰运动（IMU）办事处。IMU制定了接管整个新疆地区的政策，这就是为什么一些维吾尔族人转而支持朱玛·纳曼干尼（译者注：IMU创始人之一）领导的原因。
与基地组织关系密切者（如生前是基地组织舒拉委员会成员的买买提明·买买提）领导的“突厥斯坦伊斯兰党”（Turkistan Islamic Party，2008年由“东伊运”更名）就是在与基地组织的往来中成形。公共场所爆炸事件趋于司空见惯，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也不例外。艾买提·亚库甫（化名阿卜杜勒·沙库尔·特基斯塔尼）于 2010年从买买提明·买买提（2008 年北京奥运会期间爆炸案策划者）手中接过领导权，他对2008年和2011年的喀什恐怖袭击以及 2011年的和田恐怖袭击负责。2013年，该组织转移到叙利亚，我在土耳其和叙利亚边境遇到了他们中的几个人。他们现在的基地在伊德利卜，是基地组织在当地的重要组成部分。这就是他们的特点：不是单纯的突厥民族主义，而是基地组织式的伊斯兰原教旨主义。
当时，可以采取几种方法来应对暴乱。美国及其在该地区的盟友倾向于使用暴力，包括袭击怀疑由这些暴乱分子控制的地区，并展开大规模逮捕，其中一些人最终被关押在美国管理的黑牢。包括买买提明·买买提和艾买提·亚库甫在内的许多叛乱分子都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交界地区遭到美国无人机袭击而丧生。耐人寻味的是，中国并没有这么做。几年前，我曾采访过“利比亚伊斯兰战斗组织”（ Libyan Islamic Fighting Group）的前成员，他们已经远离暴力和基地组织的意识形态。他们的组织是备受争议的奎利亚姆基金会（总部设在伦敦），由诺曼·贝诺特曼等人领导，沿用了埃及“忏悔”计划和阿尔及利亚 “和解”计划的方法。这些计划主要试图采用认知和行为两种方法来去激进化（分别是改变意识形态和停止暴力）。前利比亚圣战分子急于在利比亚（失败）和西方（他们中的许多人在西方重新定居）采用这种方法，而不是采用有针对性的暴力和大规模逮捕。但他们遭到了拒绝（德国除外，该国于 2012 年制定了“哈亚特计划”）。西方所选择的暴力方式的问题在于将所有穆斯林妖魔化，而不仅仅是试图将那些卷入有毒政治的穆斯林去激进化。
就中国而言，政府并没有对新疆的激进组织及其所处的社会发动正面战争，也没有将所有穆斯林妖魔化，而是试图开展各种形式的去激进化活动。回顾中国伊斯兰教协会与中国共产党于 2019 年在北京举行的会议有助于我们了解，该会议以《坚持我国伊斯兰教中国化方向五年工作规划纲要（2018—2022年）》为基础，力图使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这个项目很有意思，尽管存在不够清晰的问题。伊斯兰教中国化是项目的一部分，另一部分是使伊斯兰教与社会主义社会相适应。对于现代世界来说，后者是一种明智的社会学方法：使广义上的宗教与现代价值观相容，就中国而言，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如反对性别歧视）相一致。
《信仰》刘小东（中国）作于2012年
前者更难理解，我还没有真正领会。说到宗教必须符合现代价值观，尤其是社会主义价值观，我完全赞同。如何做到这一点呢？是禁止某些习俗（如法国禁止戴头巾），还是与宗教团体领袖（他们往往是最保守的）展开辩论和讨论？当面对根源在国外（如阿富汗、乌兹别克斯坦甚至叙利亚）而非国内（如新疆的矛盾）的暴乱时，我们该怎么办？这些都是亟待解决的难题，但美国国务院及其亲信（包括在弗吉尼亚州兰利的中情局总部附近为更可疑的“智库”工作的可疑人士）推崇的种族灭绝等荒谬言论，不能成为我们左翼内部讨论的定义。我们需要对当前的问题有更深入的了解，这样才不会陷入拜登-内塔尼亚胡的提问路线，即归结为“你是否谴责哈马斯”的辩论。
《工地上的母亲》唐小禾、程犁（中国）作于1984 年
您在邮件中写道：“毫无疑问，过去几十年来，普通中国人，尤其是城市居民的生活水平有了显著提高”。事实上，所有数据——以及我自己的旅行所见——都表明，不仅城市居民“尤其”如此，全国各地都是如此，而且在中国最西部和最北部地区也日益如此。例如，国际劳工组织数据显示，中国的年实际工资增长率为4.7%，远远高于其他全球南方国家，当然也高于印度（1.3%）和美国（0.3%）。从2013年到2021年的短短八年间，中国4.98亿农村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了超过72.6%，而 9.14 亿城镇居民的人均可支配收入增长53.5%.在此期间，城乡居民可支配收入差距缩小了5%，农村居民可支配收入增速连续十二年（2009-2021 年）超过城镇居民。
2012年至2020年，定点扶贫使9899 万农村人口摆脱极端贫困，使每一个极端贫困家庭都得到救助。在这一创举过程中，中国共产党将基层干部培训和发展与数字技术相结合，从而提升了地方的现代治理能力，使党员干部能够更准确、更高效地为人民服务。
相比之下，使用不包括公共服务的基尼指数（忽略农村房屋租金补贴等项目），印度的收入不平等程度比中国高 24%。
那些研究中国贫富分化数据的人往往关注中国的亿万富翁。这一点明显体现在你的邮件中，邮件指出中国“充斥着国家补贴所产生的百万甚至亿万富翁”。事实上，中国的超级富豪阶层正在崛起，其中许多人“投资海外”。当然，改革时代为一些人致富创造了社会条件。然而，这一数字正在下降：2023 年，在全球2640名亿万富翁中，中国约有562人，低于上一年的607人。在参加中国共产党第二十次全国代表大会的2296名代表中，只有18名是私营企业高管，其中大部分来自中小企业，少于2012年参加第十八次全国代表大会的34人。
如您所知，习近平在2021年提出了“共同富裕”政策（这是中国共产党在 1953年首次使用的词汇），让许多亿万富翁感到震惊。从那时起，他们就开始寻找出路（如你所说的“海外投资”）。然而，中国有非常严格的资本管制，只允许向海外汇款50000美元。过去几年，一系列非法活动已经开始，帮助富人转移资金，包括通过管制较宽松的香港地区。但国家在打击腐败的同时，也一直在打击这种行为。2023年8 月，警方逮捕了上海一家移民公司负责人，该公司为非法转移外汇提供便利。马云（金融科技公司蚂蚁金服集团）、许家印（房地产开发商恒大集团）和包凡（投资银行华兴资本）受到的压力表明了中国共产党目前对亿万富翁的立场。
您写道，虽然中国人的生活水平有所提高，但“社会主义并未提上中国的议程”。如果不是中国共产党推行的社会主义议程，中国如何能够消除极端贫困并降低贫富差距，尤其是在全球不平等加剧的时期，而资本主义的全球北方和全球南方大部分地区的社会民主议程却未能取得这些成就？正如我们在新冠大流行期间所看到的那样，中国的大型银行由国家控制，这样就能有效地管理大规模资本，从而解决社会问题。当然，中国的阶级斗争仍在继续，这种阶级斗争影响着中国共产党（拥有多达9800万党员）。
《当风吹过夏天》王紫华（中国）作于2022年
我不仅给出一些事实厘清我们的讨论，还努力将这些事实与我认为最有吸引力的社会主义理论结合起来。根据这一理论，社会主义不是一个事件，而是一个过程，而这一过程（植根于阶级斗争）在曲折中发展，是一种反反复复的紧张关系，这种紧张关系往往因迫切需要提高贫穷国家的生产力而更加突出。重要的是要伴随着这种进程，而不是采取全知全能的立场。
热忱的，
Vij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