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孩童之死》马哈茂德·萨布里作于1963年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总有一天，全世界将会摆脱新冠病毒。到那时，我们会回顾这几年的痛苦时光，这些带有刺突蛋白的病毒让数百万人倒下，控制着社会生活的节奏。我们会时常争论病毒的源头及其全球性的迅速蔓延，这种病毒传播说明，由于现代交通手段，人类的联系是何等地紧密。地球村仍将继续缩小，我们将越来越紧密，病毒和疾病将会引来越来越庞大的宿主数目，这是大势所趋，不可逆转。从近代早期以来的历次瘟疫算起，对于人类已经经历过并且未来仍会出现的那些传染病，内卷化并非解决之道。根除新冠等病毒的危害，我们仍苦无良策。必须着眼于自我保护。

我们会从上一次大流行病中吸取教训？还是松一口气，带着胜利的骄傲走向下一场灾难？1918年，在一战即将结束时，流感疫情席卷各国，部队士兵将病毒带回家中，约有5000万至一亿人因此丧生。历史学家劳拉·斯宾尼在她2017年的著作《苍白骑士：1918年西班牙流感及其如何改变世界》（Pale Rider: The Spanish Flu of 1918 and How it Changed the World）写道：当瘟疫结束后，“伦敦、莫斯科、华盛顿特区并未竖起墓碑、纪念碑。关于西班牙流感，只有个体记忆而没有集体记忆。它并未以历史性灾难得到铭记，而是被分解成数百万个离散而私人的悲剧。”

虽然莫斯科并没有竖起抗击流感瘟疫的纪念碑，但当时新成立的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迅速开展了公共卫生基础建设。苏联政府咨询了医疗权威，系统地制定了人民应对流感疫情的措施及公共卫生计划。苏联卫生专家、医疗组织者、国家健康教育的创立者A·V·默尔克认为，“就现代理念而言，虽然不可忽略其生物学及自然科学基础”，医学“在本质和目标上属于社会问题”。正基于此，苏联号召各医学院校培养“未来医生”，他们需要有“正规的自然科学知识准备”和“用以理解社会环境的充分社会科学背景”，“要有能力研究导致疾病发生的职业条件、社会条件，而且不但能治疗疾病，还能提出预防办法”。苏联是第一个建立公共卫生系统的国家。

《苏联人民以及资本主义下东方人民的生活》RiaM（苏联）作于1927年

公共卫生理念由来已久，但早期的公共卫生思想并不重视全体民众的健康，而是更关注消除疾病。如果这意味着穷人首当其冲，那也无所谓。这种贵贱有别的传统公共卫生理念在当今时代依然存在，尤其是在资产阶级政府的国家中，这些政府关心利润更甚于关心人民。然而，自19世纪以来，社会主义公共卫生思想（社会机构与国家机构必须着力于疾病预防以及打破感染链）发展壮大起来，如今又一次展现在世人面前。

1918年流感瘟疫之后，在奥地利维也纳成立了一个疫病防治委员会。这类行动成了1920年国际联盟卫生组织的重要组成部分。但由于世界大部分地区都受制于殖民统治，且资产阶级统治的国家中私人药企有极重的话语权，国联的议程也十分狭隘。即使是1946年联合国成立的首个专业机构世界卫生组织同样受限于殖民主义和资本主义思想，尽管世卫组织的三位发起人，中国的施思明、巴西的杰拉尔德·宝拉·索萨、挪威的卡尔·伊望，并不来自殖民列强国家。

在1945年联合国成立之后的三十年，各国以及世卫组织内部实现医疗保健民主化的斗争日益加深。第三世界国家在1961年创立了不结盟运动，1964年在联合国内组建了77国集团，这些国家推动了建立国际公共卫生体系、向公共卫生而非医疗私有化倾斜资源的议程。这一讨论在1978年9月于苏联阿拉木图召开的国际初级卫生保健会议上达到顶点。《阿拉木图宣言》包含了世界各国政府所有就维护公共卫生所做的最佳声明。除了强调公共卫生的总体重要性之外，宣言还指出了帝国主义集团国家与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分歧。我们需要重温一下宣言的第七条，它申明公共初级卫生保健：

1. 反映着并产生于国家及其群众的经济条件及社会经济和政治特点，并建基于社会、生物医学及卫生服务研究有关结果的实施及公共卫生经验之上；
2. 提出群众中的主要卫生问题，并相应地提供促进、预防、治疗及康复服务；
3. 至少包括有：对当前流行的卫生问题以及预防及控制方法的宣传教育；改善食品供应及适当的营养；安全饮用水的适量供应及基本环境卫生；妇幼卫生保健、包括家庭计划；主要传染病的免疫接种；当地地方病的预防及控制；常见病伤的妥善处理；以及基本药物的提供；
4. 4. 除卫生部门外，还涉及到国家及群众发展各有关部门及有关方面，特别是农业、畜牧、食品、工业、教育、住房、群众工作、交通及其他部门；并要求所有部门的协作；
5. 要求并最大限度的推动个人自力更生并参与初级卫生保健的规划、组织、工作及管理，充分利用当地、本国及其他现有资源；为此目的而通过适宜的宣传教育以提高群众能力以便参与；
6. 应有连贯的、相互结合、相互支持而有效的转诊制度从而导致循序渐进地为所有人等改善全面的卫生保健，而重点则是对之最感需要的人们；
7. 在当地的及转诊的体制中依靠包括有医师、护士、助产士、助理人员，还包括在切实可行的情况下，群众卫生人员以及必要时的传统医，经适当的社会及业务培训后以医疗队的形式开展工作以满足群众中反映出来的卫生需求。

《阿拉木图宣言》的内容几乎无需修改。它需要的是被重新提上议事日程。

资产阶级政府在应对新冠疫情时的冷漠麻木表明，有必要对他们的犯罪行为开展调查。上星期，诺姆·乔姆斯基和我一起回顾了来自巴西的新闻，但这样的新闻未必不可能来自印度、南非乃至美国。以下是我们的声明：

关于巴西马瑙斯市氧气供应短缺的警示，地方政府及联邦政府的官员早就收到了，而一周后这一灾难就导致部分新冠病人因窒息而死。像巴西这样的现代国家在收到警示时本不该坐视不管，任由本国公民平白无故地死去。

最高法院的一位法官以及副检察长曾要求巴西政府采取行动，但贾伊尔·博尔索纳罗政府却不为所动。正如副检察长何塞·莱维·多·阿马拉尔对此做出的详细报告所示，这一事件的方方面面都揭示了私有化的腐败和政府的无能。地方卫生官员在1月初就知道氧气供应将会紧缺，但他们的警示丝毫没有引起重视。距这一抗疫必需供给品全城告急的六天前，负责供应氧气的私人承包商通知了政府。哪怕收到了承包商的消息，政府也无动于衷。它后来说，对新冠病情的早期治疗没有效果。这是违背一切科学建议的。博尔索纳罗政府的迟钝与无能使得总检察长奥古斯托·阿拉斯呼吁进行特别调查。正当博尔索纳罗举棋不定时，委内瑞拉政府出于团结的考虑，向马瑙斯运送了氧气。

巴西政府徇私、无能、冷漠的害人行径导致的这一最新事态令巴西卫生保健工会于2020年7月向国际刑事法庭控告贾伊尔·博尔索纳罗的诉讼案更显有力。但问题是，该负责的不仅仅是博尔索纳罗，甚至不仅仅是巴西。问题的症结在于奉行新自由主义的政府，美国政府、英国政府、印度政府等等，那些关注追逐利润的企业、亿万富翁远远多过在意本国公民乃至本国宪法的政府。我们在巴西等国所见的事实是反人类的罪行。

是时候组建公民法庭，调查鲍里斯·约翰逊、唐纳德·特朗普、贾伊尔·博尔索纳罗、纳伦德拉·莫迪等人的政府在打破新冠病毒感染链方面的彻底失败了。该法庭应该收集事实资料，确保这些国家无法篡改犯罪事实；该法庭应该向国际刑事法庭提供切实的依据，对这一在缓解自身政治危机的同时犯下的反人类罪行开展法律调查。

我们都应该愤怒，但愤怒这措辞都不够强烈。

《地球上最后一个女子》 娜塔莉娅·巴巴洛维奇（智利）作于2011年

最近一份报告显示，博尔索纳罗政府曾采取放任病毒传播的策略，这都将属于公民审理委员会的证据。我们一定要拒绝遗忘，我们必须铭记，必须将《阿拉木图宣言》中蕴含的那些思想发扬光大。

热忱的，

Vijay

跨区域办事处 译者 丹妮拉·施罗德（Daniela Schroder）

我负责三大洲社会研究所新闻稿等文件的英译西工作，同时在做博士研究，主题是智利女权主义、反独裁妇女运动的出版物。我还参与了8M女权主义协调员的动员及政治组织工作。我新养的宠物，一只名叫Lucha（斗争）的猫，在这些工作中陪伴着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