汇编34《保罗·弗莱雷与南非的人民斗争》的封面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2011年，瑞典小说家贺宁·曼凯尔（Henning Mankell）前往印度，在新德里发表纪念萨夫达尔·哈什米演讲（Safdar Hashmi Memorial Lecture）。曼凯尔讲述了他在莫桑比克的一段往事，他过去每年都会在那里生活一段时间。莫桑比克于1974年脱离葡萄牙赢得独立后，上世纪80年代，南非种族隔离政权和罗得西亚殖民者军队支持了一支反共势力，要与莫桑比克解放阵线政府为敌。此战的目的是摧毁南非和津巴布韦民族解放力量的根据地，这些解放力量是在莫桑比克解放阵线政府允许下进行活动的。

这场强加给莫桑比克的战争是残酷的，破坏是巨大的。曼凯尔访问了一处边境地区，入侵部队及其反共盟军在那里焚毁村庄。走在进村的小路上，他看到一位年轻人迎面走来，那人身形瘦削、衣衫褴褛。年轻人走近时，曼凯尔看到了他的脚。曼凯尔告诉德里的听众：“苦难深重的他在脚上画了一双鞋。就这样，当他一无所有时，为了维护自尊，以泥土和草叶为颜料，在脚上画了一双鞋。”

对曼凯尔来说，这位年轻人的行为是在抵抗希望之光的湮灭，尽管他很可能是去参加解放阵线的支部会议，他们将讨论斗争的现状，准备保卫自己的土地。1981年，当南非进攻莫桑比克时，莫桑比克解放阵线主席萨莫拉·马谢尔（Samora Machel）在马普托独立广场的一次公开集会上拥抱了南非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奥利弗·坦博（Oliver Tambo），并说：“我们不想要战争。我们是和平的使者，因为我们是社会主义者。一方要和平，另一方要战争。我们该怎么做？我们让南非选择。我们并不害怕战争。” 这些话，也许就曾在曼凯尔见到的那位年轻人的耳边响起过。

在这场民族解放斗争中，马谢尔曾说过，革命进程不仅仅是为了战胜葡萄牙人，或是战胜南非种族隔离国家，或是战胜罗得西亚殖民者国家，而是为了“创造具有新思想的新人”。正是这场反殖民主义斗争造就了一个人民引以为豪的社会，哪怕他们暂时缺少一些生活必需品，譬如鞋子。

Richard Pithouse  2020年 南非德班卡托庄园Abahlali baseMjondolo组织的eKhenana土地占领区的弗朗茨·法农政治学校

争取尊严是一项基本斗争，它是民族解放思想的核心部分。这是弗朗茨·法农和保罗·弗莱雷这两位思想家工作的前提，他们的著作脱胎于民族解放和社会主义传统，继而又反过来影响了这些斗争。难怪我们三大洲社会研究所约翰内斯堡（南非）办事处撰写了两篇关于这两位重要人物的汇编：2020年3月的《弗朗茨·法农：金属的光泽》以及现在2020年11月的《保罗·弗莱雷与南非的人民斗争》。本研究所的工作之一就是“为了前进，先要回头”，即回到传统的源头，认真研究其重要经验，加以借鉴，从而推动当前的斗争。弗莱雷在起草其经典著作《被压迫者教育学》（Pedagogy of the Oppressed ，1968）时受到了法农所著《地球的不幸》（The Wretched of the Earth ，1961）的影响，两人都强调了集体学习和斗争的重要性，认为这是在群众中形成批判意识的工具。他们关于集体学习与斗争相辅相成的总体定位成为了本研究所的方法，这在2019年2月的汇编《新知识分子》中有所阐述。

《被压迫者教育学》各语种版本的封面

弗莱雷的《被压迫者教育学》是这位巴西知识分子在流亡智利时所写。在1964年美国支持的巴西军事政变初期，他在巴西的监狱中被监禁了七十天，之后逃往智利。在这本书中，弗莱雷不仅参考了自己在巴西斗争中的经验，而且还借鉴了他所读到的阿尔及利亚解放运动的情况（通过法农）以及他参与非洲葡萄牙殖民地区民族解放运动的经验。

弗莱雷写道，被压迫者并不是为了知识而学习知识，他们表达了对世界的一系列愿望，包括创造一个活着有尊严的世界，比如有鞋穿。弗莱雷引用了切·格瓦拉的那句极富感染力的名言：“指引真正的革命的是大爱的情怀。”这也成为了弗莱雷方法论的基石。“革命热爱生命、创造生命，”弗莱雷写道，“为了创造生命，它有责任阻止某些人束缚生命。”这不是抽象的“爱”，而是非常具体的爱。弗莱雷写道：在巴西存在着“行尸走肉”、“影子人类”，他们面临着饥饿与病痛、愚昧与屈辱等“无形战争”，要把他们从资本主义制度的掌控中解放出来，就必须打败这个制度的受益者，正是这个制度剥夺了被压迫者的基本需求。被压迫者的奋起反抗，即我们所说的革命，是要改善绝大多数人的生活，但也必然会损害资本家的生活。弗莱雷不相信理想主义，只有对现实世界中学习和斗争的深刻领悟。

或许，正是弗莱雷对社会生活实际进程的深刻把握影响了一代又一代的南非自由斗士。我们最新的汇编《保罗·弗莱尔与南非的人民斗争》记录了弗莱尔的思想在黑人意识运动、教会、工人运动及解放斗争中心的影响。1968年与史蒂夫·比科（Steve Biko）、巴尼·皮蒂亚纳（Barney Pityana）等人一起创立南非学生组织的奥布里·莫科佩（Aubrey Mokoape）为本汇编接受了三大洲社会研究所的采访，讲述了弗莱雷的“意识化”（conscientisation）思想推动黑人意识运动之社会主义议程的情况：

推翻这个政府的唯一办法是让人民群众了解我们的行动计划，掌握这一过程，换句话说，就是要意识到自身的社会地位，换句话说……就是要连点成线，意识到如果没钱支付……孩子的学费、医学院的学费，就无法拥有宽裕的住房，交通出行就会发生困难，这些事一连串地接续下去，它们其实都是相互关联的。它们都嵌入在系统之中，你的社会地位不是孤立的，而是系统性的。

有尊严地生活，有爱地生活，就意味着要改变一个无力解决自身问题的制度。教育，换言之，“意识化”，正是学习与斗争相辅相成的过程，它是为了形成一种不满足于温和改良的意识与良知。我们并不是为了有鞋穿，而是为了一个难以想象没鞋穿的制度而奋斗。

Mongane Wally Serote（左二）、Nadine Gordimer（中）、Dennis Brutus（右二） 由阿玛兹南非文学博物馆提供

南非桂冠诗人蒙格尼·维利·瑟罗特（Mongane Wally Serote）在索韦托求学期间，在黑人意识运动中经历了“意识化”，之后他加入了非洲人国民大会。1969年，瑟罗特遭到逮捕，被单独监禁了九个月。他最终流亡国外，先是去了博茨瓦纳，在那里加入了非洲人国民大会的军事分支“民族之矛”（uMkhonto weSizwe），然后与塔米·米耶勒（Thami Mnyele）等人组建了梅杜艺术团（Medu Arts Ensemble）。后来，瑟罗特又去了伦敦，在非洲人国民大会的文化艺术部工作。他于1990年返回南非。

1977年，瑟罗特等人在博兹瓦纳的哈博罗内成立了佩兰达巴文化努力组织（Pelandaba Cultural Effort），并出版了Pelculef期刊。在1977年10月出版的创刊号上，瑟罗特发表了诗作《不再陌生》（no more strangers）。这首诗的节奏就体现了瑟罗特和战友们一生斗争的强音。这里摘录其中一个片段，它就烙上了弗莱雷的“意识化”的印记。

我们曾经是，现在依然是

索韦托的孩子

兰加、卡吉索、亚历山德拉、古格莱图、尼安加

我们

一个有着漫长抵抗史的族群

我们

敢于挑战那高高在上者

因为，自由、只有自由才能满足我们的渴望——

恐惧确实让我们懂得 掌握历史的是我们自己

同理还有自由。

…

铭记那种命如草芥 万念俱灰的感觉

铭记我们渴求的那一道道死亡阴影

如今 我们走到了这里

…

必将由我们

去坚定不移地争取自由

而且——

我们将告诉自由

我们现在已不再陌生

塔米·米耶勒为蒙格尼·维利·瑟罗特诗集《投入》（Tsetlo）所做封面，1974年

必须是我们，我们不等其他人。只能是我们，我们要自己做鞋。终究是我们，我们将昂首阔步。我们将取得胜利。

热忱的，

Vijay

跨区域办事处协调员 赛琳娜·德拉·克洛赛（Celina della Croce ）

过去几个月，我一直致力于汇编、研究报告、新闻稿等出版物的编辑、翻译、协调工作。当全球疫情来袭时，我们的团队迅速着手研究新冠疫情对于全世界劳动人民的影响，研究疫情与性别、与地缘政治、与改变未来的关系。我与出版物的团队一起努力培养我们在三大洲社会研究所思想之争中编辑、翻译其创作及干预活动的能力。我还编辑了最近推出的书籍《切》的部分内容，并在最近推出的关于性别与新冠冲击的合作项目中协助进行了撰稿、编辑、翻译等工作。我利用闲暇时间与同志们一起组织活动，谴责美国在玻利维亚去年政变后的帝国主义行径，参加了通识教育课程、读书小组，在疫情期间还与家人朋友远程问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