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58年，中国爱国卫生运动“除四害“工作队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全球债务总量已达天文数字级的277万亿美元，自2019年以来增长15万亿。这一总金额相当于全球GDP总量的365%。最贫困国家的债务负担最重，新冠疫情导致的债务拖欠是从它们开始的，最近期的是赞比亚的债务拖欠。各种推迟还债的计划（比如二十国集团中止偿债计划）以及各种援助计划（比如通过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新冠疫情财政援助与债务减免计划）当然也是会不了了之的。二十国集团没能将众多的私人债权人和多边债权人拉入协议，其方案只涵盖了偿债金额的1.66%。

对于实在无力履行偿债义务的国家而言，其债务负担堪称灾难，在新冠疫情下的经济衰退期尤其如此。上月，联合国贸发会的斯蒂芬妮·布兰肯伯格告诉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对最弱势的发展中国家进行债务减免是不可避免的，大家都意识到了这一点，但问题在于减免条件是什么。”

由于利率大致较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催促各国借款，但这就引发了另一个重要问题：政府该用借来的钱做什么？全球疫情产生的不同影响告诉我们，拥有健全公共卫生系统以及大量装备精良的公共卫生工作者的国家在打破传染链方面比公共卫生系统惨遭蚕食的国家表现更为出色。由于这个事实得到政界的广泛认可，各国理所当然会更多地将新的借款花在重建公共卫生系统上。但目前的情况并非如此。

Egon Schiele（奥地利） 《一家人》1918年

捷报传来：一些企业和国家研发了候选疫苗，比如辉瑞公司和莫德纳公司的两款m-RNA疫苗，以及加马列亚的Sputnik V疫苗、科兴生物的CoronaVac疫苗。这些以及其它候选疫苗的报告显示了积极的结果，为我们很快获得某种新冠疫苗燃起了希望。科学家对私营药企的声明表示怀疑，这些药企发布了新闻公告，但并未公开其临床试验结果。他们的疑问包括：这些疫苗能否预防感染，能否阻止死亡，能否阻止传播，最后还有，保护期限是多久。

我们沮丧地看到，“疫苗民族主义”损害了疫苗研发的希望。占有全球人口13%的富国已经获取了34亿剂潜在疫苗，而其他国家才预订了24亿剂疫苗。有7亿人口的最穷国家没有获得疫苗协议，只有指望COVAX疫苗，这是由世界卫生组织与疫苗联盟（Vaccine Alliance）、流行病防备创新联盟（Coalition for Epidemic Preparedness Innovations）合作研发的。COVAX的协议可提供5亿剂疫苗，可为2.5亿人接种，涵盖了最穷国家总人口的20%。与之形成对比的是，美国协议采购的疫苗数量足以涵盖其人口的230%，最终可控制18亿剂（约相当于全世界近期供应量的四分之一）。

印度和南非向世界贸易组织提出了一个合理建议，即豁免与新冠肺炎防控治疗相关的知识产权，这就意味着《与贸易有关的知识产权协定》（简称TRIPS协定）或将暂停实施。大多数贫困国家要求在疫情期间能以公平的渠道和可负担的价格获得药物及医疗用品，世卫组织TRIPS委员会对此予以支持。该提议遭到美国、英国、日本、巴西的反对，它们提出一个莫名其妙的理由：在全球疫情期间暂缓知识产权保护将抑制创新。实际上，几个疫苗生产大厂（辉瑞、默克、葛兰素史克、赛诺菲等）垄断了疫苗研发，而这些疫苗的生产通常是利用公共补贴的（比如莫德纳就接收了用于疫苗的24.8亿美元公共资金）。药企等领域的创新通常都有公共资金的支持，其所有权却归属私人。

月冈芳年（日本） 《新形三十六怪撰之痘鬼神》 1890年

5月14日，140位世界各国领袖签署了一项宣言，要求所有测试、治疗、疫苗都不设专利，并应将疫苗免费、公平地分配至较为贫穷的国家。中国等几个国家已经采取了这一办法，其想法是，将一种以上疫苗的配方上传到一个公共网站，各国政府可凭此引导公共部门的药企在本国免费或廉价分配疫苗，或者让私营药企制作并廉价发放疫苗。全球疫苗运输冷冻速递能力的不足导致了疫苗生产多样化需求的产生。公营药企的产能是一个非常紧迫的问题，因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在过去五十年里敦促各国将公共部门私有化，仅依赖少数几家跨国药企。签署该项宣言的政府首脑表示，现在应该扭转这一趋势，重建公共部门的药品生产线。

按目前的状况，全球三分之二的人在2022年结束前都得不到疫苗。

“疫苗民族主义”和“人民疫苗”之间的斗争反应了全球北方国家和全球南方国家关于债务问题的斗争以及人类发展广泛领域的斗争。宝贵的资源必须用于打破病毒传染链的测试、追踪及隔离；必须用于公共卫生基础建设，包括对要给数十亿人注射双剂量疫苗的专业医疗人员进行培训；必须用于组织区域性药品生产，当然还必须用于对人民的临时救助，比如收入资助、食品供应以及对男权暴力这一“影子疫情”的社会防范。

达尔维什

跟尤格什·杰恩（Yogesh Jain）、普拉比尔·普卡亚萨（Prabir Purkayastha）等医生和科学家谈论疫苗的话题，使我想起2002年对巴勒斯坦的一次访问，这是马哈茂德·达尔维什（Mahmoud Darwish）为渥雷·索因卡（Wole Soyinka）、若泽·萨拉马戈（José Saramago）、布雷滕·布雷特巴赫（Breyten Breytenbach）等作家组织的活动，他在欢迎来客时讲述了关于希望的思考：

我们患上了一种无药可医的病：希望。希望解放和自由。希望我们过上既非英雄也非受害者的普通生活。希望我们的孩子能安全地去上学。希望孕妇能在医院里生下健康的孩子，而不是在军事检查站前生下死婴。希望诗人看见的是嫣红的玫瑰，而不是殷红的血液。希望这片土地终将回归原本的面目：爱与和平的土地。

11月29日是声援巴勒斯坦人民国际日。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将坚定地拥护和声援巴勒斯坦人民的解放斗争。我们希望公开呼吁，释放一切巴勒斯坦政治犯，包括巴勒斯坦妇女委员会联盟主席西塔姆·萨芬（Khitam Saafin）、解放巴勒斯坦人民阵线领导人之一卡利达·加拉尔（Khalida Jarrar）。以色列关押巴勒斯坦人的监狱爆发过严重的新冠疫情。

Kamal Nicola（巴勒斯坦） 《坚定》巴勒斯坦红新月社  1980年

以色列人权医生组织（Physicians for Human Rights Israel）在《柳叶刀》杂志发表了名为“在巴勒斯坦被占领土与新冠疫情作斗争“的短文。他们在讲述恪尽职守的巴勒斯坦医疗工作者时，认为他们的努力被”巴勒斯坦卫生系统面临的独特限制条件妨碍了“。这些限制包括：东耶路撒冷、加沙及西岸地区之间的分隔、“以色列施加的限制条件“以及全体巴勒斯坦人本性被禁锢的现状。西岸和东耶路撒冷地区三百万巴勒斯坦人只有87张配备呼吸机的特护病床（加沙地区的两百万巴勒斯坦人的特护病床数更是少得可怜），以色列还迫使巴勒斯坦人面临供水供电危机。

现状惨不忍睹，何以解忧，唯有斗争，唯有希望。

热忱的，

Vij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