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第3期新闻稿：“当人民没有食物可吃时，他们会吃掉富人”

2023年01月19日

Maruja Mallo (Spain), La Verbena (‘The Fair’), 1927.

《集市》马鲁亚·马洛（西班牙）作于1927年

亲爱的朋友们：

1月8日，大批身着巴西国旗色衣服的人突然出现在首都巴西利亚。他们闯入国会、最高法院、总统府等联邦办公大楼，损毁公共财产。这次由前总统博索纳罗的支持者实施的袭击实属意料之内，因为闹事者多日来一直在社交媒体上策划“周末示威”。一周前，即1月1日，当卢拉正式宣誓就任巴西新任总统时，此类骚乱并未发生。这些匪徒似乎专等到城市安静下来，卢拉不在的时候。尽管闹得沸沸扬扬，这种袭击不过是极端懦弱之举。

与此同时，落选的博索纳罗却远离巴西利亚。在新总统就职仪式之前，他就逃离巴西（大概是为了逃脱起诉），在美国佛罗里达州奥兰多寻求庇护。哪怕博索纳罗不在巴西利亚，他的追随者也就是博索纳罗主义分子在全城处处留下印记。早在去年10月博索纳罗在选举中输给卢拉之前，《世界外交论衡月刊》巴西版就表示，巴西将经历“没有博索纳罗的博索纳罗主义”。这一预测背后的事实是，作为博索纳罗的政治工具，极右翼的巴西自由党在参众两院占有最多席位，而右翼的毒害性影响仍顽固存在于巴西的民选机构乃至政治气候之中，尤其是在社交媒体上。

《戛纳一夜》梅奥（埃及）作于1948年

对首都公共安全负责的两位长官，即联邦区公安总长安德森·托雷斯、联邦区行政长官伊巴内斯·罗沙与博索纳罗走得很近。托雷斯在博索纳罗政府任司法公安部部长，罗沙在选举中公开支持博索纳罗。当博索纳罗主义分子策划袭击首都时，这两位似乎都对自己的职责置之不顾：托雷斯在奥兰多度假，罗沙则在这场未遂政变前一个工作日下午请假半天。由于参与了此次暴力事件的共谋，托雷斯已被撤职查办，罗沙被停职。联邦政府对一千多名提起扰乱安全控诉并实施逮捕，卢拉称这些人是“丧心病狂的纳粹分子”。铁证如山，这些“丧心病狂的纳粹分子”终究难逃法网。

1月8日当天遍布巴西利亚的标语标牌比较少涉及博索纳罗，更多是关于这些暴徒对于卢拉及其亲民政府潜在作为的仇恨。有这种情绪的还有大型企业，主要是农商企业，它们对卢拉提出的改革火冒三丈。此次袭击事件的部分原因也在于：有关方面故意大造谣言，并且发起“法律战”，利用司法系统剥夺卢拉所在劳工党的议会席位，一些群众受此误导，认为卢拉是罪犯（尽管法院已裁定此为不实），不满情绪越来越强烈。此事也是巴西权贵阶层发出的警告。此次巴西利亚袭击事件性质之恶劣，堪比2021年1月特朗普支持者袭击美国国会大厦事件。这两个事件中，极右翼势力对拜登总统搞“社会主义”、卢拉搞“共产主义”的风险有着莫名恐慌，这表明对新自由主义紧缩政策进行的微调都会招致权贵阶层的反感。

《工人们》卡迪克·钱德拉·派恩（印度）作于1965年

美国、巴西政府办公机构于2021年、2023年接连遭袭、秘鲁2022年发生政变，这些都不是偶然事件，需要检视其背后的模式。三大洲社会研究所自五年前成立时就开始进行这类研究。我们在2018年3月发表的第一篇文章《现世之殇》（In the Ruins of the Present）对此模式进行了初步分析，我将在下面做进一步的延展。

当苏联于1991年解体、第三世界计划因债务危机而破灭时，美国推动的新自由主义全球化议题风行一时。该方案的特点是，国家取消资本监管，社会福利政策受到侵蚀。新自由主义框架有两大后果：首先，社会不平等现象猛增，亿万富豪和贫穷人口在两头同时增多，南北国家之间的不平等情况恶化。其次，谎称历史已终结，因而政治已终结，只留下管理的所谓“中间派”政治势力（在巴西美其名曰centrão，即中间派联盟）发展壮大。大多数国家都成为新自由主义紧缩政策议程和“政治终结”思想的受害者，这种思想越来越反民主，为技术官僚掌权辩护。然而，敲骨吸髓的紧缩政策自身却导致了新的街头政治，这一趋势的先声就是1980年代的反对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骚乱和面包暴动，后来汇聚成“反全球化”抗议活动。美国推动的全球化议程所导致的新矛盾揭穿了“政治终结论”的骗局。

《马背上的奇幻人物》莱昂诺拉·卡林顿（墨西哥）作于2011年

2007-2008年由全球金融危机引发的经济大衰退使得经营紧缩政策的“中间派”们的政治依据进一步失效。《2022年世界不平等报告》（World Inequality Report 2022）是对新自由主义危害的控诉书。今天的财富不平等程度与20世纪早期一样严重：全球最贫穷的一半人平均每个成年人只拥有4100美元，而最富有的10%平均拥有771300美元，财富差距约为190倍。收入不平等同样严峻，最富有的10%吸收了52%的全球收入，最贫穷的50%只占有8.5%的全球收入。如果看超级富豪，情况就更为严重。1995年至2021年，顶端1%的财富得到天文数字的增长，而底层50%只“增长了骇人听闻的2%”，如该报告作者所言。在同一时期，顶端0.1%的全球财富份额从7%增长到11%。这些令人发指的财富（大多未缴税）使得全球人口中这一小撮人在政治生活、信息方面拥有极不相称的权力，越来越挤压着穷人的生存能力。

世界银行《全球经济展望》2023年1月的报告预测，到2024年末，世界92个贫穷国家的GDP将比疫情前夕的水平低6%。预计这些国家在2020至2024年间的累计GDP损失大致相当于其2019年GDP的30%。当最富有国家的中央银行收紧货币政策，贫穷国家的投资资金正在枯竭，债务成本增多。世界银行表示，这些贫穷国家的总债务“为50年来最高”。其中被“全球债务市场拒之门外”的国家约占五分之一，而2019年是十五分之一。疫情期间，这些国家（除中国之外）“遭受了8%以上的剧烈投资收缩”，甚至比2009年经济大衰退造成的投资缩减更严重。该报告预计，这些国家2024年的投资总额将比2020年低8%。世界银行就此现实给出了如下预测：“投资乏力削弱了潜在生产增长率，减少了经济体增加中位收入、促进共同繁荣、偿还债务的能力。”换言之，贫穷国家将进一步深陷债务危机和持续的社会困境。

《夜之侵袭》罗伯托·马塔（智利）作于1942年

世界银行已经发出警示，但攀附于富豪阶级和紧缩政治的“中间派”势力断拒绝脱离新自由主义灾祸。当中左翼或左翼领导人试图解决本国的社会不平等和财富分配两极化顽疾时，他们会招致“中间派”乃至北方国家富有债权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及西方国家的仇视。在佩德罗·卡斯蒂略于2021年7月赢得秘鲁总统大选后，有关势力甚至无法容忍他仿效北欧式社会民主形式的计划，在他尚未就任时就启动了政变阴谋。富豪阶级绝不允许终结饥饿、扫除文盲的文明政治，耗巨资赞助智库和媒体去打击正义事业，支持极右翼危险势力将社会动荡的责任从逃税的超级富豪和资本主义制度转嫁到贫苦群众和边缘化人群身上。

巴西利亚的荒唐骚乱与秘鲁政变均源于同一个进程：南方国家“中间派”政治势力受到赞助并被推上权力宝座，确保本国国民滞留在队伍末尾，而北方国家逃税的富有债权人仍居于前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