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3年第8期新闻稿：文明的真正考验是没有健康焦虑

2023年02月23日

孩子在罗斯托克住宅区玩耍。这里跟民主德国的所有住宅区一样，都要为儿童留出宽裕的户外活动空间
供图：维基共享资源/德国联邦档案，尤尔根·辛德曼

亲爱的朋友们：

几年前，在尼加拉瓜首都马那瓜，我因患微疾前往德国-尼加拉瓜医院就医。为我治病的是一位和蔼的老医生，我问他这个医院是否与某个德国传教组织合作建立，因为医院名字里有“德国”。他说不是，医院以前叫卡尔·马克思医院，是上世纪80年代与德意志民主共和国（民主德国）也就是原东德合作建立的。当时在工人聚居的旭洛特兰区，30万人苦于无法就医。民主德国与尼加拉瓜桑地诺主义政府合作在那里建了这座医院。民主德国的大规模援助行动帮助该项目筹集资金，东德医疗人员前往旭洛特兰，在医院开建前搭建了临时医疗帐篷营区。建成的医院于1985年7月23日开放。

当桑地诺民族解放阵线（桑解阵）在1979年执政时，革命者们所继承这个国家的每千名活产婴儿死亡率竟高达82人（在如今应该算是死亡率全世界最高了），医疗服务只是一小部分人的特权。此外，当桑解阵开入马那瓜时，索摩查家族政权在其43年统治期间建立的医疗机构都毁于一旦了：1972年的地震摧毁了全城70%的建筑，包括军方和浸信会的医院以及大部分医疗设施。卡尔·马克思医院来自社会主义者的慷慨援助，建立在马那瓜，一个被该国寡头及其美国主使者（美国总统罗斯福在1939年这么说当时的尼加拉瓜独裁者：“也许索摩查是个混蛋，但他是我们的混蛋。”）蹂躏过的社会的废墟之上。社会主义的国际主义，从民主德国的援助到古巴医疗人员的行动，加之桑地诺主义卫生运动的发展，显著改善了尼加拉瓜人民的生活。

在这篇文章中，尼加拉瓜媒体报道了卡尔·马克思医院的建设，它从起初的分诊帐篷很快扩展为功能齐全的医院。
供图：吕迪格·费尔茨医生个人收藏

让我回忆起卡尔·马克思医院的是我们最新的研究文章，由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和民主德国国际研究所联合推出，题为《“社会主义就是最好的预防”：德意志民主共和国的医疗卫生体系》（‘Socialism Is the Best Prophylaxis’: 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s Health Care System）。卡尔·马克思医院的情况来自该研究文章中一节有关民主德国国际医疗援助的简短介绍，其中还包括在美国对越战争期间在越南援建医院、在民主德国对第三世界数千名医生进行培训等等许多事例。但这篇研究文章的重点不是医疗援助。民主德国的社会主义国际主义行动比这个还要广泛，我们将在接下来的一篇研究文章对此进行详细介绍。

这一篇研究文章讲述了民主德国在一个被二战摧毁、资源稀少（以及只相当于西德三分之一的人口）的情况下建立人道、公正之医疗卫生体系的努力。文章的题目中“社会主义就是最好的预防”出自马克西姆·泽特金博士（1883-1965年）之口。他是共产主义者、国际女权活动家克拉拉·泽特金（1857-1933年）之子。泽特金博士的话在民主德国成为一句广为传颂的口号，也是民主德国致力于为民众建立公共医疗卫生体系的主旨，强调医疗卫生重在预防而非应对，不应仅关注伤病发生后的救治。真正的预防保健不应局限于医疗诊治，而应通过持续提升生活和工作条件，注重民众的整体健康。民主德国认识到，必须将医疗卫生作为一种社会责任和优先考虑的政策来理解，包含了工作场所安全、普遍的妇女生殖护理、幼儿园和学校的营养和体检、保障工人阶级休假等等。但泽特金的名言同时强调，预防保健只能在一个消除了利润动机的制度中得以实现。利润动机必将造成对医护人员的剥削、医疗费用膨胀、救命药品受专利保护限制以及人为造成的稀缺性。

民主德国建立了医疗机构网络，它们致力于改善人民的饮食和生活方式，尽早发现和诊治小病，防止其发展为大病。这些建设都是在一个受到严重制裁的国家进行的，其实体基础设施已被战争摧毁，而且许多医生逃往了西方（主要原因是45%的德国医生为纳粹党员，他们知道在西方会得到宽待，而在东德和苏联可能受到起诉）。

医学生在多萝西娅·克里斯蒂安·埃克斯勒本医学院受训。该医院以德国第一位女医生的名字命名，在其30年存续期间吸引了来自60个民族和国家解放运动组织约2000名学生
供图：维基共享资源/德国联邦档案，托马斯·莱曼

民主德国致力于全面医疗卫生的依据有二：一是现代病理学创始人鲁道夫·维尔乔夫（1821-1902年）所形成的社会医学（Sozialhygiene）思想，用于探究健康的社会政治决定因素；二是苏联人民卫生委员尼古拉·谢马什科（1918-1930年在任）创立的苏联谢马什科“单一支付者”医疗卫生体系。

该篇研究文章详细介绍了民主德国医疗卫生系统的要点，包括综合诊所和社区护理系统。在民主德国，一个人要是生病了，会去社区里或单位附近的综合诊所。任何人都能进综合诊所，向工作人员告知病情，找医生看病，医生接着引导患者去诊所中诸多的专门科室之一（如内科、口腔科、妇科、外科、儿科、普通科）。医疗人员由政府聘请并付给报酬，因此能专心诊治患者，不用为了让保险公司或患者多掏钱而开具不必要的检查和药物。在同一家综合诊所工作的医疗人员会共同磋商，制定最佳治疗方案。此外，平均每个诊所有18到19名医生在职，运营时间延长有保障。

在建立基于社会主义综合诊所模式的医疗卫生系统方面，民主德国并非孤例。两年前，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发布的第25期汇编（dossier no. 25）就讲述了印度泰卢固语地区的共产主义者开办的综合诊所，题为《人民的综合诊所：泰卢固共产主义运动的创举》（People’s Polyclinics: The Initiative of the Telugu Communist Movement）。如今这些综合诊所的关键之处在于医疗服务没有金钱交换。在医疗自付费用奇高的印度，这显得尤为令人瞩目。

民主德国的社区护士经常开着轻骑去较为偏远的地区巡查
供图：维基共享资源/德国联邦档案，沃尔夫里德·佩措尔德

这篇研究文章中的一段话令我驻足赞叹：

为了将预防保健工作扩展到农村和分散的村庄，乡村门诊中心陆续建立，每处配备三名以内的医生。这类设施的数量从1953年的250个增加到1989年的433个。在许多城镇，医生在公共医疗机构工作，或临时驻场行医，为居民提供咨询和家访。而流动的牙诊所会前往偏远村庄，为所有儿童提供预防保健。此外，上世纪50年代初就设立了社区护理岗位，社区护士数量1953年为3571名，到1989年增至5585名。得益于这一广泛的乡村基础设施，人口较为稀少的地区也能获得与城市地区不相上下的医疗服务。

2015年，国际劳工组织发布报告指出，全世界56%的农村人口缺乏医疗保障，其中情况最糟的是非洲，拉美、亚洲紧跟其后。然而，在维持了仅41年（1949-1990年）的民主德国，在社会主义制度下却建设了一个乡村医疗卫生体系，通过社区护理系统将所有居民与邻近城镇的综合诊所挂钩。护士熟悉每一名村民，进行初步诊断，要么提供治疗，要么等待医生每周一次的到村看诊。当1990年民主德国解散、并入统一的德国后，社区护理系统被撤销，5585名社区护士被解雇，国家的乡村医疗卫生体系功亏一篑。

我们将于2月28日举办一次线上小组讨论，期待您的参与，共同讨论过去和当下的社会主义制度改造医疗卫生体系、使之服务于人民需求而非利润的实践。

民主德国在医疗卫生上的成就也有赖于德国进步的公共卫生传统，如1921年到1926年运营的自办医疗服务机构“无产阶级医疗所”。
供图：民主德国国际研究中心

往马那瓜的西北方，在莱昂市，诗人阿方索·科尔特斯（1893-1969年）曾在此生活，他在34岁时被宣布已“发疯”并被用锁链锁在房中。另一位尼加拉瓜杰出诗人，埃内斯托·卡德纳尔（1925-2020年）成长在离科尔特斯家不远的地方。卡德纳尔说他儿时从基督教兄弟会学校过来会路过科尔特斯家，有一次他看到了带着锁链的“疯子诗人”。由于缺乏医疗护理，科尔特斯才受到这种屈辱。有一次，在去马那瓜看病的路上，他被赶着经过纳加罗特的一棵千年吉尼扎罗古树，这位“疯子诗人”为古树写下一首美好的希望之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