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24年第15期新闻稿：外交使团馆舍不可侵犯
《无题》阿夫辛·皮尔哈舍米（伊朗）作于2017年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我们生活在一个虚伪时代，在这个时代里，确定性已经坍塌，邪恶无孔不入。当然，还有加沙。我们首先想到的是加沙。自 10 月 7 日以来，已有 33000 多名巴勒斯坦人被以色列杀害，7000 多人失踪（其中 5000人为儿童）。以色列政府粗暴无视全球舆论的声讨。数十亿人对他们赤裸裸的暴力行径感到愤怒，但我们却无法迫使一支决定夷平整个民族的军队停火。全球北方国家政府都是说一套做一套：先是陈词滥调地表示关切，以缓解本国人民的沮丧情绪，然后又在联合国投否决票，并向以色列军队输送武器。正是这种两面派行为增强了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等人的信心，使他们得以逍遥法外。
正是这种有罪不罚纵容以色列违反《联合国宪章》（1945 年通过）和《维也纳外交关系公约》（1961 年通过），于2024 年 4 月 1 日轰炸了位于大马士革的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炸死 16 人，其中包括伊朗高级军官。这种有罪不罚现象具有传染性，在那些因华盛顿的傲慢而自恃妄为的领导人中蔓延开来。厄瓜多尔总统丹尼尔·诺沃亚就是其中之一，他于4月5日派遣准军事部队硬闯位于基多的墨西哥驻厄大使馆，扣押了获得墨西哥当局政治庇护的厄瓜多尔前副总统豪尔赫·格拉斯。诺沃亚政府和内塔尼亚胡政府一样，无视国际社会尊重外交关系的悠久历史，漠视这种行动的危险影响。内塔尼亚胡和诺沃亚等领导人觉得他们可以逍遥法外，因为他们受到全球北方的庇护，而全球北方不管怎样都能逍遥法外。
《无题》（选自《我来自记忆深处》系列）露西亚·奇里博加（厄瓜多尔）作于1993 年
外交惯例可以追溯到数千年前，跨越不同文化和大洲。公元前四世纪，中国的庄子和与他同时代的印度人考底利耶分别著书立说，论述国家之间通过使者建立体面关系的条款。这些条款几乎存在于世界各个地区，有证据表明，因冲突而订立的协议包括互派使者以维护和平。这些古代思想（包括罗马法）影响了欧洲早期的习惯国际法编纂者：胡果·格劳秀斯（1583—1645）、科内利斯·范·比恩克尔斯胡克（1673—1743）和埃默·德·瓦泰尔（1714—1767）。正是这种对外交礼节必要性的全球共识形成了外交豁免的概念。
1952 年，南斯拉夫政府建议由联合国成立的国际法委员会（ILC）编纂外交关系法典。为协助国际法委员会开展工作，联合国任命曾担任联合国巴勒斯坦问题特别调查委员会主席（1947 年）的瑞典律师埃米尔·桑德斯托姆为特别报告员。在桑德斯托姆的协助下，国际法委员会起草了关于外交关系的条款，联合国81个会员国对这些条款进行了研究和修订。1961 年，在维也纳举行的为期一个月的会议上，所有成员国都加入了《外交关系公约》。61 个签署国中有厄瓜多尔、以色列和美国。因此，这三国都是 1961 年《维也纳公约》的创始缔约国。
《维也纳公约》第 22条第1款规定：“使馆馆舍不得侵犯。接受国官吏非经使馆馆长许可，不得进入使馆馆舍。”
《梦想 77》萨夫万·达胡勒（叙利亚）作于2014年
在联合国安理会关于以色列最近袭击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的通报会上，中国常驻联合国副代表耿爽提醒同僚，25 年前，以美国为首的北约轰炸南联盟导致中国驻南联盟大使馆遭袭。当时，美国总统比尔·克林顿为袭击致歉，称其为“孤立的悲剧事件”。以色列和厄瓜多尔都没有为其侵犯伊朗和墨西哥大使馆的行为道歉。耿爽在安理会表示：“国际法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的红线被一次次地突破。人类道德良知的底线被一次次地击穿。”在这次通报会上，厄瓜多尔常驻联合国代表何塞·德拉加斯卡谴责了对伊朗驻叙利亚大使馆的袭击。他说：“没有任何理由可以为这类袭击辩解。”几天后，厄瓜多尔政府就违反了 1961 年《维也纳公约》和 1954 年美洲国家组织通过的《外交庇护公约》，闯入墨西哥大使馆逮捕了豪尔赫·格拉斯，这一行为迅速遭到了联合国秘书长的谴责。
这种侵犯使馆庇护的行为并不新鲜。左翼和右翼激进组织为表达政治观点而袭击大使馆的例子比比皆是。其中包括 1979 年伊朗学生占领美国驻伊朗大使馆，53 名工作人员被扣为人质长达 444 天。但也有一些政府强行进入外国使馆馆舍的例子，如 1985 年南非种族隔离政权派部队闯入荷兰大使馆逮捕一名协助非洲人国民大会的荷兰人，1989 年美国侵略军搜查了尼加拉瓜驻巴拿马大使的官邸。这些干预行动无一不受到制裁并要求道歉。然而，以色列和厄瓜多尔这两个 《维也纳公约》的签署国都没有做出任何道歉姿态。伊朗和叙利亚未与以色列建立任何外交关系，墨西哥在最近的事件发生后与厄瓜多尔断绝了外交关系。
《墨西哥索诺拉沙漠里的女性天使》格拉西埃拉·伊图尔比德（墨西哥）作于1979 年
暴力像一种新的大流行病横扫世界，不仅在加沙，而且向外蔓延到厄瓜多尔周围正在酝酿的冲突，以及刚果民主共和国东部、苏丹和乌克兰持续僵持的丑恶战争。战争使人类精神崩溃，但也唤起了人们走上街头阻止扣动扳机的巨大本能。这种强烈的反战情绪一次又一次地直面怒火中烧的强权，强权逮捕和平缔造者并把他们而非军火商视为罪犯。
《伊朗最后的诗人》帕尔维兹·塔纳沃利（伊朗）作于1968 年
伊朗有着光荣的诗歌传统，这一传统可以追溯到阿布阿卜杜罗·鲁达基（858—941），后因赫瓦贾·沙姆斯·丁·穆罕默德·哈菲兹·希拉齐（1320—1390 ）的诗作而发扬光大。他让我们有了这样的苦恼：“尘世中，没有人熠熠生辉；必须建立另一个世界，创造一个新亚当。”
加鲁斯·阿卜杜尔马利基安（生于 1980 年）继承了波斯语诗歌的这一传统，他的诗作充满了战争及其影响。但是，即使在枪林弹雨和坦克轰鸣中，他的诗作也蕴含着对和平与爱的强烈渴望，一如他的《静止之诗》（2020 年）：
他用枪管搅茶
他用枪管解谜
他用枪管划动思绪有时
他面对自己而坐
把子弹的记忆
从他的大脑中剔除他参加过许多战争
却敌不过自己的绝望这些白色药丸
让他面无血色
他的影子必须站起来
为他取水我们应该接受
没有士兵
从战场上
活着回来
热忱的，
Vij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