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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15年2月16日早晨，戈文·潘萨莱和乌玛·潘萨莱在印度西部马哈拉施特拉邦戈尔哈布尔市的家附近散步。两名摩托车手拦住他们问路，但夫妇俩并不认路。一名车手冷笑一声后拔枪射击。乌玛中弹但幸免一死，她的丈夫戈文不久后于2月20日在医院去世，殁年82岁。

戈文·潘萨莱家境贫寒，但有幸能够上学，求学期间接触到了马克思主义。1952年，19岁的潘萨莱加入印度共产党。在戈尔哈布尔市上大学期间，他常常泡在共和书摊，如饥似渴地品读印共下属人民出版社引进的马克思主义著作和苏联小说。成为律师后，潘萨莱与服务贫民社区的工会、组织合作。他废寝忘食地阅读，研究马哈拉施特拉邦的历史，以求破除种姓制度、宗教原教旨主义等糟粕传统的良方。

不懈斗争、徜徉书海的经历促使潘萨莱投身文化发展和思想解放。他和仁人志士一同创立工人信托基金（Shramik Pratishthan），不仅出版书籍，还举办研讨会、讲座。信托基金每年组织的纪念马拉地语作家安娜布·萨蒂的文学节广受欢迎。1987年，潘萨莱创作了书籍《谁是希瓦吉》（Shivaji Kon Hota?），英文版由左翼文字出版社（Leftword Books）发行。他破除了印度极右派对希瓦吉形象的操纵，在他们的作品中，这位17世纪的印度教勇士被塑造成穆斯林的死敌。据说历史上的希瓦吉对穆斯林十分友好，潘萨莱因此帮他重获清白。

除潘萨莱外，还有众多左翼作家、政治人物遇刺。在世界范围内，左翼书店遭袭击，左翼出版社遭恐吓，无一国幸免。正如秘鲁前外长赫克托·贝哈尔在我们最新的汇编中所言，右翼知识分子在当代重要议题争辩上根本不具备思想实力。他们提不出事实或理论来为顽固偏执、气候破坏、社会不公、歪曲历史等进行合理辩护。相反，在公开恐吓、暴力等伎俩之外，右翼知识分子鼓吹蒙昧主义、偏激思想。随着新法西斯主义政客、政党粉墨登场，那些抄起枪支棍棒的渣滓可以堂而皇之地攻击杀害潘萨莱等人。

为戈文·潘萨莱等人伸张正义困难重重，同样的还有突尼斯的乔克里·贝莱德、南非的克里斯·哈尼、印度的高里·兰凯什、巴西的玛丽埃里·佛朗哥、约旦的纳赫德·哈塔尔等人。这些有志之士不惧艰险，为美好的未来世界奋斗。

潘萨莱的儿媳梅加·潘萨莱博士向三大洲社会研究所表示：“我国的言论自由空间不断萎缩。记者、艺术家、知识分子、农民时常遭袭。我们必须奋力拓宽公共领域。政府对宗教原教旨主义势力的庇护着实令人担忧。我们必须高呼，打破暴力下的缄默。”

国际左翼出版社联合会发表了一份有力声明，呼吁为戈文·潘萨莱伸张正义：“七年过去了，警方仍未收集到确凿证据。全球有目共睹，印度的仇恨犯罪、谋杀作家等攻击印度文化的罪行愈发猖獗。国际左翼出版社联合会与受害者家属同心戮力，为捍卫世俗主义、社会进步、社会正义等进步和人道理念大声疾呼。”

戈文·潘萨莱遇刺几年后，新德里的左翼文字出版社开始构思红色图书日，以赞颂进步书籍、相关创作者和出版机构。潘萨莱逝世次日是一个重要纪念日。1848年2月21日，马克思和恩格斯发表了《共产党宣言》，几个月后人民之春革命席卷欧洲。该宣言不仅在当今时代读者众多，2013年还被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列入世界记忆名录。教科文组织的这一项目旨在保护人类遗产，避免“时间的摧残”和“集体性遗忘”。鉴于此，左翼文字出版社和印度左翼出版社协会向全球发起号召，在每年的2月21日举行红色图书日。

在2020年2月21日首届红色图书日，韩国、委内瑞拉等全球各地有三万人参加了宣言的公共诵读会。2月21日恰巧还是联合国设立的国际母语日。参与者均使用母语朗读宣言，当天以韩语开始，以西班牙语结束。朗读者最多的地方无疑是印度泰米尔纳德邦，当地的巴拉蒂·普塔卡拉亚姆出版社和印度共产党（马克思主义）组织了上万参与者。朗读活动在“劳动的胜利”雕像下开始，该雕像1959年建成于金奈滨海海滩，正是1923年印度首次庆祝五一劳动节的地方。朗读宣言的声音遍布全球，包括尼泊尔的共产主义农民组织者、巴西无地农民运动的营地、古巴哈瓦那的学习小组。宣言还首次以南非11种官方语言之一的塞索托语朗读，在爱尔兰都柏林的康诺利书店以盖尔语朗读，在黎巴嫩贝鲁特一家咖啡馆以阿拉伯语朗读。巴拉蒂·普塔卡拉亚姆出版社为这次活动推出了由M·西瓦林甘操刀的泰米尔语新译本，普拉扎克提出版社和《新特伦甘纳报》推出了A·甘地的泰卢固语新译本。

红色图书日之后，受印度左翼出版社协会之邀，一批出版社着手组建国际左翼出版社联合会。在过去两年里，国际左翼出版社联合会已推出四本系列书籍：《列宁150年》《马里亚特吉》《切》《巴黎公社150年》。为了纪念巴黎公社150周年，27家出版社在2021年5月28日以二十多种语言发行了一本书，完成了出版史上的一大壮举。国际左翼出版社联合会将于今年5月和8月出版亚历山德拉·柯伦和泰鲁思·弗斯特的重要文稿集。与此同时，联合会还在制定出版社间交换书籍的原则，团结抵抗攻击作者、出版商、印刷社、书店的行为。

红色图书日虽由国际左翼出版社联合会发起，但我们希望它能成为全球共庆的年度文化活动。所有人都可以登陆红色图书日网站发布自己当天的活动信息，或浏览由印度青年社会主义艺术家组织策划的红色图书日全球海报展。今年我们不主张所有人同读一本书，在公共场合或网上阅读任何红色图书都无妨。如在泰米尔纳德邦，今年的阅读材料是恩格斯1880年的《社会主义：乌托邦与科学》。也可以阅读以追求解放的人类精神为主题的宣言或诗歌。

在马埃斯特腊拉山上，卡斯特罗及其战友常常挑灯夜读任何能找到的书。从墨西哥登上格拉玛号时，他们的物资有枪支、食物、药品，但没有多少书。他们只能传阅手上的书：库尔齐奥·马拉巴特1949年讲述纳粹占领那不勒斯的《皮囊》、爱弥尔·左拉1890年的恐怖悬疑小说《人面兽心》，甚至还有一套爱德华·吉本1776年的《罗马帝国衰亡史》，切·格瓦拉差点因为这套书在空袭中遇难。

游击战士萨鲁斯蒂亚诺·德拉克鲁兹·恩里克斯（又称小克鲁兹）用古巴传统的瓜希拉风格创作歌谣。他坐在篝火旁，边弹吉边唱他的诗。切·格瓦拉在他1968年的《古巴革命战争回忆录》中写道：“这位才华横溢的同志用歌谣记录了革命全过程，他在每个休息站抽着烟斗进行创作。山里纸张稀缺，他便在脑中创作。小克鲁兹在1957年9月的水松战役中中弹牺牲，因此作品未能传世。”小克鲁兹自称马埃斯特腊拉山的夜莺。在这个红色图书日，我准备想象他的歌谣，哼唱他被遗忘的曲调，以纪念小克鲁兹、戈文·潘萨莱等人，正是他们不断努力让世界更加适宜人类和自然。

附言：今年我要读的红色图书是武元甲的《难忘岁月》，由河内外文出版社1975年出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