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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称，疫情打乱全球大多数儿童（超过80%）的正常教育。虽然这项调查结果令人震惊，但是在传染性新冠病毒肆虐时，关闭学校无疑是必要之举。这会对教育造成什么影响？疫情爆发前的2017年，至少有8.4亿人用不上电，这意味着很多儿童无法接受线上教育。而占全球人口三分之一的26亿人无法上网，即使有电，他们也不能在线上课。进一步研究表明，缺少在线学习必需设备（如电脑、智能手机等）者占比更加惊人，达到了20亿。因此，由于停课停学，全球上亿儿童在近两年间失学。

这样的宏观数据可以作为例证，但也存在一定的误导性。无法用电和无法上网的人群大多生活在非洲、亚洲、拉丁美洲的一些地区。例如，疫情爆发前，撒哈拉以南非洲、西亚、南亚有五分之一的儿童没有上过小学。在北非和西亚，三分之一的女孩不能上学，而与之相比，男孩的失学比例仅为二十五分之一。据估算，在人口约20亿的南亚，四分之一的儿童没有受过教育，而在人口约12亿的非洲和人口约3亿的西亚，五分之一的儿童无法上学。针对十岁以下儿童阅读水平的研究可以让我们进一步认识到这种不平等状况。在中低收入国家，53%的小学毕业生仍不能阅读理解简单诗歌。在贫穷国家，这一占比高达80%，远超高收入国家的9%。

高、低收入国家的地理分布也揭示了这种由来已久的鸿沟。2021年8月出版的汇编43《新冠冲击与巴西教育：一年半之后》（CoronaShock and Education in Brazil: One and a Half Years Later）重点探讨了这个话题，我们也在关于巴西教育现状及未来的七篇论文中对此做了总结。地域、性别的不平等早在疫情前就已经存在，疫情封锁使之雪上加霜。

目前尚无好转迹象。今年年初，世界银行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指出，新冠肺炎疫情出现以来，三分之二的发展中国家削减了教育预算。这对很多地区而言是灾难性的打击，因为当地学生主要依托公立教育而非私立教育。早在疫情之前，教育投入差距就已非常显著：高收入国家的政府为学龄儿童平均花费8501美元，而贫穷国家政府的这一花费仅为48美元。疫情对发展中国家经济的不利影响使差距进一步拉大，恢复希望渺茫。这样一来，用于弥合电力、数字、工具鸿沟的资源会越来越少。例如，缺乏建造智能手机借阅图书馆的资金，用于训练教师在停学两年后引导学生重返课堂的资源也会减少。鉴于低收入国家的疫苗接种率依然很低，为了防止疫情传播，只能继续关闭学校。

最近，印度政府发布的《2021年教育状况报告》指出，很多儿童去年都没有上学，只有不到四分之一接受了在线教育。由于疫情期间中产阶级家庭经济状况恶化，私立学校的学生人数减少，公立学校的学生人数增加。随着政府公共教育支出的减少，学生和公立学校工作人员将面临巨大压力，教师尤甚。

印度学生联合会（SFI）的一项研究发现，不平等现象会一直持续到高等教育阶段。在印度用手机上网的人群中，女性为21%，男性为42%，性别差距高达50%。政府数据显示，在部落特别聚居区，仅有3.47%的学校能够使用信息通信技术。更有甚者，关闭大学宿舍给年轻女性带来了尤为沉重的打击。对她们来说，不跟家人同住有助于逃避男权制的压迫，包括早婚和生育压力。

与此同时，印度南部由左翼民主阵线（LDF）执政的喀拉拉邦形势大好，民众受教育比率达90%。左翼民主阵线政府增加了该邦的教育经费，允许地方自治政府自主决定经费开支。早在疫情爆发前，喀拉拉邦的左翼政府就建造了高科技教室。疫情刚一开始，又创建了开展在线教育必需的配套设施。疫情期间，450多万名学生无需借助电脑、智能手机，而是通过观看政府的“面向学生的多功能信息通信技术资源”（VICTERS）电视频道每天早8：30到晚5：30播出的节目《第一声上课铃》来学习。对很多家庭来说，收看电视比使用较贵的数字技术更容易。喀拉拉邦的例子表明，将现有的社会资源集中于教育也能取得成绩。

教育不只关乎设备和教室，还应包括教育形式以及教育内容。伟大的教育家保罗·弗莱雷诞辰一百周年之际，我们在汇编34《保罗·弗莱雷和南非的人民斗争》（Paulo Freire and Popular Struggle in South Africa）中谈到了他的这一教育理念。喀拉拉邦在诸多方面的成功是社会主义文化的产物，它相信每一个孩子，重视提高工农阶级的文化而不是加以贬低。

巴西的情况是，在过去37年里，无地农民运动组织（MST）让10多万人具备了读写能力。该组织采用了弗莱雷的教学法和拉丁美洲和加勒比教学研究院（Latin American and Caribbean Pedagogical Institute ，简称IPLAC）研发的 “我能做到”（ Yo Sí Puedo）古巴教育模式。1960年9月，菲德尔·卡斯特罗承诺将识字率提高到100%时，这个模式应运而生。八个月内，古巴通过扫盲运动几乎实现了全面扫盲。25万名志愿者中，有一半在18岁以下，他们自愿去往农村地区，趁晚上和周末用粉笔在黑板上教农民识字。志愿者根据古巴人现有的知识，教他们读书写字以巩固这些知识，而不是把他们当成文盲，只告诉他们该做什么。莱昂内拉·雷利斯·迪亚兹（Leonela Relys Diaz）是扫盲运动的第一批青年志愿者，她在2000年开发了“我能做到”课程。如今，这个课程选取了颇具文化特色的预录式视频，还配备了热情主动且训练有素的当地协调员，帮助民众增强信心、提高技能。2003年以来，委内瑞拉也使用了该计划，帮助148万成年人学会了读书写字，在两年内扫除了文盲。

疫情期间，当其它国家削减教育资金时，左翼民主阵线领导下的喀拉拉邦、古巴的教育计划、无地农民运动组织的扫盲运动等社会主义项目蓬勃发展。无地农民运动组织扫盲项目的口号是“随时学习”，但这句话并非处处得到响应。

疫情期间，肯尼亚内罗毕大学决定关闭文学系。该系曾领后殖民研究的风气之先，改革了具有殖民特色的英语文学系，让师生在吸收非洲思想底蕴之后深入研究肯尼亚的艺术文化。作家恩古吉·瓦·提昂戈是该系奠基人之一，他给基贝拉工人社区带来艺术，也把基贝拉的审美风格引进了大学校园。瓦·提昂戈因此在1978年遭到解雇和监禁。文学系关闭的消息传来，他写下了《国际卖破烂基金组织》（注：原文为International Mitumba Foundation，Mitumba在斯瓦希里语中意为“二手货”，这里用来嘲讽国际货币基金组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