献给N·桑卡瑞亚（1922—2023）同志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我们这个时代的一个奇特现象是，极右派对自由民主的既有体制安之若素。时不时会有一些心怀不满的政治领袖拒绝接受败选（如唐纳德·特朗普和雅伊尔·博索纳罗），然后号召其支持者诉诸议会外行动（如 2021年1月6日的美国和2023年1月8日的巴西）。但总的来说，极右派知道，他们可以通过自由民主体制达到自己的目的，因为自由民主体制并不敌视其计划。

自由主义政治与极右派政治的致命亲密拥抱可以从两方面理解。首先，极右派势力可以轻而易举地利用本国的自由主义宪法和制度来为己所用，而无需大肆取而代之。如果极右派政府能够以这种方式解释自由主义宪法，如果这种宪法结构下的机构和人员并不反对极右派的这种解释，那么就没有必要推翻自由主义结构，可以从内部将其掏空。

其次，这种亲密但致命的拥抱发生于文学理论家艾贾兹·艾哈迈德所称的“残酷文化”中，此概念定义了野蛮资本主义的社会世界。为了生存，工人被迫服务于资本，从事越来越没有保障和极度分化的工作，他们发现金钱才是“共同本质”（Gemeinwesen），而人则是金钱的工具和奴隶。卡尔·马克思在1857/58年也敏锐觉察到这一点。工人们失去了真正的社会关怀，被迫在漫长而艰难的工作日地狱与漫长而艰难的失业炼狱之间飘摇不定。国家不提供社会福利，工人领导的基层机构崩溃，于是产生了“残酷文化”——家庭和街头皆出现的一种寻常暴力。这种暴力往往在不引人注意的情况下发生，并强化了传统权力结构（例如以父权制和本土主义为轴心）。极右势力的力量源泉就是这些“残酷文化”，偶尔会导致针对社会少数群体的惊人暴力行为。

野蛮资本主义使生产全球化，解放了财产所有者（包括个人和公司），使他们甚至不必遵守缴纳公平份额税款等自由民主准则。野蛮资本主义的这种政治经济结构产生了新自由主义社会秩序，其根源在于对工人和农民阶级实行紧缩政策，通过延长工作时间分化劳动群众，侵蚀他们管理的社会机构，从而减少他们的闲暇时间。世界各地的自由民主国家都会对国民进行时间利用调查，以了解人们如何分配时间，但这些调查几乎都没有关注工人和农民是否有闲暇时间，如何度过这些闲暇时间，闲暇时间的减少是否是所在国家社会总体发展的一大关切。我们离《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组织法》（1945 年）中敦促“运用文字 与图象促进思想之自由交流”以及“给教育之普及与文化之传播以新的推动”的要求还很遥远。关于人类困境的社会讨论被压制，而旧形式的仇恨却予以许可。

正是对移民、恐怖分子和毒贩（他们都被视为反社会分子）的仇恨唤起了一种尖刻的民族主义。这种民族主义不是植根于对人类同胞的爱，而是对外来者的仇恨。仇恨伪装成爱国主义，国旗越做越大， 唱国歌的声量也越来越高。这一点在如今的以色列表现得淋漓尽致。这种新自由主义、野蛮、极右的爱国主义散发着刺鼻的味道——愤怒和怨恨、暴力和沮丧。在“残酷文化”中，人们的视线脱离自身问题，从低工资和挨饿家庭，从缺乏教育机会和医疗保障，转移到野蛮资本主义势力编造的其他虚假问题上，把人们从自身的真正问题上转移开。满怀爱国主义反对饥饿和绝望是一回事。但野蛮资本主义势力却把这种形式的爱国主义扔进了火坑。人类渴望体面，所以全世界数十亿人走上街头、封锁船只、占领建筑，要求以色列结束对加沙的战争。但是，这种痛苦被绝望和怨恨、被自由主义和极右派邪恶的亲密拥抱所掩盖。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第 70期汇编（2023年11月）《我们对拉美新进步主义浪潮有何期待？》是一份关于拉美政治格局的研究报告。丹尼尔·贾杜埃（智利圣地亚哥雷科莱塔市市长、智利共产党领导人之一）为该书撰写了前言。贾杜埃认为，野蛮资本主义加剧了资本与劳动之间的矛盾，加速了地球的毁灭。他认为，过去几十年里“政治中心”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执政，“却没有解决人民最迫切的问题”。随着社会民主力量转而捍卫野蛮资本主义和新自由主义紧缩政策，左派被拖向中央，以捍卫民主制度和社会福利结构。与此同时，贾杜埃写道，“右派势力中重新出现了高度战斗性的言论，其极端程度甚至超过了近一个世纪前的法西斯主义时代”。

这期汇编追踪了整个拉美政治的风云变幻，左派在哥伦比亚总统选举中的胜利与右派在秘鲁的牢固掌权形成了平衡，然后确定了一个非常重要的观点：拉美大部分地区的左派已经放弃了社会主义的最终目标，转而以更加人性化的面貌管理资本主义为己任。正如汇编中所说：

如今的左派已经表明，在新的社会计划方面，他们无法取得霸权地位。坚决捍卫资产阶级民主本身就是一种征兆，表明不存在分裂和革命的前景。某些左派领导人不愿支持委内瑞拉现政府就反映了这一点，他们认为委内瑞拉政府不民主——尽管委内瑞拉与古巴一样，是左派成功挺过这些危机没被打败的少数国家之一。这种温顺的立场和未能致力于反对帝国主义的斗争标志着重大挫折。

事实证明，自由民主不足以阻挡极右派的野心。尽管自由派精英对极右派的粗鄙感到震惊，但他们并不一定反对极右派将群众从阶级政治转向绝望政治。对右派的主要批判不是来自自由主义机构，而是来自田野和工厂，这一点从反饥饿和反优步式散户化模式经营的动员中可以看出。从哥伦比亚（2019—2021年）反对紧缩、争取和平的大规模示威，到危地马拉（2023 年）反对法律战的示威，几十年来被自由主义机构封锁的人民再次走上街头。选举胜利固然重要，但仅靠选举既不能改变社会，也不能改变政治控制权，因为在世界上大多数国家，政治控制权仍被精英阶层牢牢掌控。

贾杜埃的前言既指出了政治中心的弱点，也指出有必要发起政治工程，从而加大动员，防止其陷入挫败感：

重建具体的地平线（即社会主义），并达成左派团结，是识别和解决我们所面临困境的关键挑战。为此，我们必须摆脱压迫者语言，创造一种真正具有解放意义的语言。整合与协调已不够。真正理解卡尔·马克思所说的世界的物质统一性，对于实现各国人民的完全团结和整个地球的联合行动至关重要。

全球化进程耗尽了世界各地工人阶级力量储备，其中包括没有保障的工人和农民阶级。主要革命政党发现，在民主制度被金钱权力所控制的背景下，他们很难扩展甚至保持自己的力量。然而，为应对这些挑战，贾杜埃所提到的社会主义的“具体地平线”正在通过持续的组织建设、动员群众、政治教育，包括思想之争和情感之争（当然，其中一部分就是三大洲社会研究所的工作和这期新汇编，希望各位能阅读并传阅讨论）来精心打造。

热忱的，

Vijay

附注：我们又将迎来新的一年，我再次向各位请求物质资助。机构发展需要资源。希望您能和我们一起，为我们的项目提供力所能及的捐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