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国首尔》韩杨索（韩国）作于1956—1963年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2023年10月，联合国贸易和发展会议（UNCTAD）发布了年度《贸易和发展报告》。报告中没有什么大出意外。全球GDP增长率继续下滑，并无任何反弹迹象。继2021年疫情后小幅回升6.1%之后，2023年的经济增长降至2.4%，低于疫情前水平，预计2024年仍将维持在2.5%左右。联合国贸发会议称，全球经济正在“失速”，所有常规指标都显示全球大部分地区正在经历衰退。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的最新一期笔记《萧条中的世界：对危机的马克思主义分析》（The World in Depression: A Marxist Analysis of Crisis）质疑使用“衰退”一词描述当前形势，认为它是“掩盖危机真实性质的烟幕”。相反，这期笔记认为，“我们正在经历的长期而深刻的危机是……一场大萧条”。世界上大多数国家的政府都使用了常规手段，试图通过经济增长走出大萧条，但这么做给已经受到高通胀严重打击的民众家庭财务状况造成巨大代价，并抑制了改善就业前景所需的投资。正如联合国贸发会议指出，各国央行“将短期货币稳定置于长期金融可持续性之上。这一趋势，再加上商品市场监管不力以及持续忽视日益加剧的不平等现象，正在使世界经济分崩离析”。我们的常驻巴西团队在最近出版的《资本金融化与阶级斗争》（Financeirização do capital e a luta de classes）合集中进一步探讨了这些问题，这是我们的葡语期刊《全球南方研究期刊》（Revista Estudos do Sul Global）第四期的主题。
不过，也有一些例外情况。联合国贸发会议预计，二十国集团中有五个国家的经济增长率将在2024年的到改善：巴西、中国、日本、墨西哥和俄罗斯。这些国家脱颖而出的原因各不相同：例如，联合国贸发会议在报告中写道，巴西“商品出口的蓬勃发展和农业大丰收推动了经济增长”，而墨西哥则受益于 “2021和2022年东亚出现的瓶颈因素引发较温和的货币紧缩政策和新的投资流入，以增加制造业产能”。这些国家的共同点似乎是没有收紧货币政策，而是利用各种形式的国家干预来确保对制造业和基础设施进行必要投资。
《雅典学校市场评论》法翰·斯基（印尼）作于2018年
经合组织于2023年11月发布的《经济展望》与联合国贸发会议的评估一致，认为“全球经济增长仍然高度依赖快速增长的亚洲经济体”。经合组织估计，在未来两年内，经济增长将集中在印度、中国和印度尼西亚，三国人口合计占世界人口近 40%。埃斯瓦尔·普拉萨德在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MF）最近发表的题为《中国步履蹒跚但不可能衰落》（China Stumbles But Is Unlikely to Fall）的评估报告中写道：“过去三十年，中国的经济表现一直非常出色”。IMF中国部前负责人普拉萨德将这种表现归功于国家对经济的大量投资，以及近年来家庭消费的增长（这与消除极端贫困有关）。与任职于IMF和经合组织的其他人士一样，普拉萨德惊叹于中国为何能够实现如此快速的增长，“而这是在不具备经济学家认为对经济增长至关重要的很多条件（如运作良好的金融体系、强有力的制度框架、以市场为导向的经济以及民主开放的政府体制）下实现的”。普拉萨德所说的这四个因素是受意识形态驱动，具有误导性。例如，在住房危机引发整个大西洋世界的银行危机之后，很难认为美国金融体系“运作良好”，也很难认为大约36万亿美元（占全球流动性的五分之一）存在于没有监督或监管的非法避税天堂。
数据表明，多个亚洲国家经济增长非常迅速，其中印度和中国领跑，而且至少在过去三十年里，中国的经济快速增长持续时间最长。这是无可争议的。有争议的是如何解释为什么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如此之高，为什么中国能够消除极端贫困，以及为什么近几十年来中国一直在努力克服社会不平等的危险。IMF和经合组织都无法正确评估中国，因为它们从一开始就不认为中国正在开辟一条新型社会主义道路。这与西方未能从广义上理解全球南方发展及发展不足的原因。
过去一年，三大洲社会研究所与中国学者合作，分析中国如何摆脱 “发展不足的发展”这一怪圈。我们与中国期刊《文化纵横》合作，推出国际版，择选中国学者在相关主题上的研究成果，并将亚非拉声音带入与中国的对话中。前三期分别探讨了世界地缘政治格局的变化（《重构现代世界体系》，2023 年 3 月）、中国几十年来的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从极端贫困迈向社会主义现代化的中国道路》，2023 年 6 月）以及中非关系（《“一带一路”时代的中非关系》，2023 年 10 月）。
最新一期的主题为《21世纪社会主义的中国视角》（2023年12月）梳理了全球社会主义运动的演变，并试图弄清其未来的方向。在本期国际版中，《文华纵横》中文版编辑杨平和上海社会科学院中国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名誉所长潘世伟认为，社会主义有史以来的新时期正在到来。在二人看来，这一新的社会主义“浪潮”或“形式”，是继十九世纪马克思主义在欧洲诞生、二十世纪许多社会主义国家和社会主义影响下的民族解放运动兴起之后，在二十世纪七十年代中国实施改革开放后开始出现的。他们认为，通过渐进改革和试验，中国已形成了独特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二位作者既评估了中国如何加强其社会主义制度以克服各种国内和国际挑战，也评估了中国崛起的全球影响——即中国能否推动世界社会主义发展的新浪潮。
《野性的呼唤》德尼尔森·巴尼瓦（巴西）作于2023年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研究员马可·费尔南德斯在本期导言中写道，中国的经济增长与西方截然不同，因为中国没有依赖殖民掠夺，也没有掠夺性开发全球南方自然资源。相反，他认为，中国走出了自己的社会主义道路，其中包括公共财政管控、国家规划经济、在关键领域进行大量投资，这不仅带来经济增长和社会进步，同时还促进了科技文化的发展。公共财政、投资和规划使中国得以通过科技进步、改善人力资本和人民生活实现工业化。
中国与世界分享了许多经验，如管控金融、运用科技和工业化。已走过第一个十年的“一带一路”倡议就是中国与全球南方国家开展此类合作的途径之一。然而，虽然中国的崛起为发展中国家提供了更多选项，改善了它们的发展前景，但马可对新一轮“社会主义浪潮”的可能性持谨慎态度，他警告，除非实现工业发展，否则全球南方的饥饿和失业等老问题将无法克服。他写道：
“仅靠与中国（或俄罗斯）的关系无法实现这一目标。必须在进步社会阶层（尤其是工人阶级）的广泛参与下加强国家民生工程，否则就不可能惠及最需要发展成果的人群。鉴于目前全球南方几乎没有国家出现群众运动热潮，全球“第三次社会主义浪潮”的前景仍然挑战很大；相反，似乎更有可能出现进步性质的新一轮发展浪潮。”
这正是我们在七月份出版的汇编《世界需要新的社会主义发展理论》中指出的一点。一个以人类和地球福祉为中心的未来不会自行出现，它只会经过有组织的社会斗争才能出现。
《无足轻重的街道》菲利普·法格贝伊罗（尼日利亚）作于2019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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热忱的，
Vijay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