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无题》 乔治·巴赫古里（埃及）作于2015年

亲爱的朋友们：

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2022年11月，联合国大多数成员国将齐聚埃及度假城市沙姆沙伊赫，参加一年一度的联合国气候变化大会。这是《联合国气候变化框架公约》第27次缔约方大会，通常简称COP27。这一国际环境公约1992年确定于里约热内卢，首次大会1995年举行于柏林，协议内容在2005年的《京都议定书》得到延展，又在2015年的《巴黎协定》得以补充。对于可能导致物种大量灭绝的气候灾难，我们已无需多言。摒弃碳基燃料的行动正受到三大因素的阻碍：

1. 右翼势力否认气候变化的存在。
2. 某些能源部门在维护碳基燃料上具有既得利益。
3. 西方国家拒绝对气候问题承担主要责任，不但不愿以资助发展中国家能源转型的方式偿还气候债务，而且继续榨取它们的财富。

有关气候灾难的公共讨论很少引用1992年里约地球峰会及公约。公约指出：“气候变化的全球性要求所有国家根据其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和各自的能力及其社会和经济条件，尽可能开展最广泛的合作，并参与有效和适当的国际应对行动。” 其中“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一表述说明，尽管气候变化是世界各国的共同问题，没有国家能免受其危害，但各国的责任并不一样。一些靠殖民和碳基燃料受益了几百年的国家应为能源脱碳转型负更大的责任。

 《瓦里瓦朗吉》罗杰·莫蒂默（奥特亚罗瓦，即新西兰）作于2019年

关于气候问题的学术研究是清楚的：西方国家为了维持其发展水平，从殖民和碳基燃料中获取了无限好处。曾由美国能源部二氧化碳信息分析中心（现已关闭）牵头的全球碳计划（Global Carbon Project）的数据表明，美国自1750年来无疑就是二氧化碳的最大制造源。仅美国一国的二氧化碳排放量就超过整个欧盟，是中国的两倍、印度的九倍。主要碳排放国都是殖民大国，也就是美国、欧洲国家、加拿大、澳大利亚等，这些国家的人口只占全球人口约十分之一，它们在全球累计碳排放量中却占了一半以上。自18世纪以来，这些国家不但向大气层排放了大部分的碳，还一直透支它们在全球碳预算中的份额。

资本主义以碳基燃料为驱动，通过殖民搜刮进行聚富敛财，使得欧美国家得以提升其国民福利，维持先进的发展水平。7.48亿欧洲人与14亿印度人之间的人均生活水平存在极端差异，且比一百年前增加了七倍。虽然中国、印度等发展中国家对碳基燃料特别是煤炭的依赖度上升到较高水平，它们的人均排放量仍远低于美国，后者的人均排放量接近于中国的两倍，是印度的九倍。2010年的COP16创立了绿色气候基金（Green Climate Fund），旨在帮助发展中国家“越过”碳驱动的社会发展，而有关国家拒不承认其气候帝国主义行为，使得该基金难以得到切实运作。

全球范围内关于气候危机对策的讨论经常围绕所谓“绿色新政”（Green New Deal，GND）的各种形式，比如欧洲绿色新政、北美绿色新政乃至全球绿色新政等，这都是由民族国家、国际组织、环保运动各种分支提倡的。为更好地理解并增进这类讨论，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在阿根廷布宜诺斯艾利斯的办事处召集了生态社会主义优秀学者，反思各种绿色新政，探讨为缓解气候灾难实现真正转变的可能性。讨论的参与者有阿根廷的何塞·塞奥内、美国的西娅·里奥弗兰科斯、巴西的萨布丽娜·费尔南德斯，讨论成果形成了2022年8月第3期笔记《新冠疫情期间的社会环境危机：探讨绿色新政》（The Socioenvironmental Crisis in Times of the Pandemic: Discussing a Green New Deal）。

这三位学者认为，资本主义无法解决气候危机，因为资本主义就是危机的主要成因。全世界规模最大的100家公司要为71%的全球工业温室气体（主要是二氧化碳、甲烷）负责。这些以碳能源产业为首的企业并没有准备好加快能源转型，尽管它们的技术能力仅凭风力发电一项就足以产生相当于全球电力需求18倍的发电量。在大部分公共话语中，可持续性一词的含义已变得空泛，对这些大公司而言无利可图。比如，可再生能源的社会项目并不会为化石燃料企业产生巨额利润。某些资本主义企业关注绿色新政的主要动力在于，这些污染了全世界的大公司希望为资本家主子们捞取公共资金，创造新的私人垄断。但是，正如里奥弗兰科斯在本期笔记中所述，“绿色资本主义”声称要缓解全球变暖、物种大量灭绝、生态系统破坏等资本主义弊病，却无意改变积累与消费模式这一引发气候危机的元凶。这就是所谓“技术修复”，妄想不做任何改变就能改变一切。

《祖先》冈萨罗·里贝罗（玻利维亚）作于2016年

如塞奥内所指出的，绿色新政的主流讨论脱胎于1989年皮尔斯报告《绿色经济蓝图》（Blueprint for a Green Economy）等倡议计划。该报告是为英国政府准备的，提出利用公共资金促进私人企业产生新技术，以解决西方经济中连绵不断的危机。“绿色经济”概念并不是让经济变得绿色，而是借环保理念重振资本主义。2009年，在世界金融危机期间，皮尔斯报告的共同撰稿人爱德华·巴比耶为联合国环境署撰写了一篇题为《全球绿色新政》（Global Green New Deal）的新报告，将“绿色经济”概念重新包装为“绿色新政”。这份新报告再次主张利用公共资金为资本主义制度维稳。

本期笔记产生自一种不同的体系，它是基于在玻利维亚蒂基帕亚召开的两次会议：2010年气候变化和地球母亲权利世界人民会议（World People’s Conference on Climate Change and the Rights of Mother Earth）、2015年气候变化和保护生命世界人民会议（People’s World Conference on Climate Change and the Defence of Life），以及后续的几次聚会：2018年世界水问题另类论坛（Alternative World Water Forum）、2017年人民峰会（People’s Summit）、2020年人民自然论坛（People’s Nature Forum）。我们的立场产生自拉丁美洲的群众斗争，其核心是“美好生活”理念，西班牙语和瓜拉尼语分别是buen vivir和teko porã。与绿色新政只拯救资本主义的诉求不同，本期笔记的重点在于思索社会组织方法变革，也就是说，要推动关于建立新体制的思考。费尔南德斯说，这些理念的建立，必须要有工会组织（其中很多关心碳能源向可再生能源转型过程中的失业问题）和农民协会（其中很多担心土地集中破坏自然、制造社会不公的问题）的参与。

《美人鱼的婚礼》克雷·卡塞姆（埃及）作于2021年

费尔南德斯认为，我们必须变革制度，“但时下的政治条件不利于变革。很多国家右翼势力强大，否定气候科学的力量也很大。”因此，人民运动宜从速提出脱碳议程。摆在我们面前的有四个目标：

1. 西方国家要去增长。仅占全球人口不到5%的美国消耗了全世界三分之一的纸张、四分之一的石油、近四分之一的煤炭、四分之一的铝材。塞拉俱乐部表示，美国“能源、金属、矿物、林产品、鱼类、谷物、肉类甚至淡水”的人均消费都“令发展中国家的居民相形见绌”。正如杰森·希克尔指出的，西方国家必须削减整体消费，减少“非必要、破坏性的消费”，比如化石燃料和武器工业、所谓麦豪宅（译者注：McMansion，以廉价建材和手工大量建造又以高价出售的住宅）和私人飞机的制造、牛肉的工业化生产方式以及“计划性报废”的商业逻辑。
2. 能源生产关键部门社会化。取消化石燃料行业的补贴，建立以脱碳能源为基础的公共能源部门。
3. 为全球气候行动议程（Global Climate Action Agenda）提供资金。务使西方国家履行历史责任，支持专门资助南方国家公平能源转型的绿色气候基金。
4. 改善公共部门。增建服务社会而非私人消费的基本设施，比如增加高铁、电动公交车，减少私人车辆的使用。南方国家必须发展自己的经济，包括利用自己的资源。这里的问题不全在于是否利用这些资源，而是资源开采是否为了国家和社会的发展，而不仅仅是出于资本积累的需要。Buen vivir（美好生活）意味着要解决饥饿、贫困、文盲、健康不良等问题，这些都是要由公共部门来应对的。

不可能有全球通用的气候政策。侵占世界资源的国家必须减少消耗。全球有20亿人无法获得清洁用水，一半人口缺乏足够的医疗保健服务。必须保障他们的社会发展，同时这样的发展必须建立在可持续的社会主义基础上。

热忱的，

Vijay