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大洲社会研究所向您问好。

这是一个令人深感不安的时代。新冠全球疫情本可团结人民，巩固世卫组织等全球机构的地位，重新激发群众对公共行动的信心。巨大的社会财富本应用于改善公共卫生系统，包括监测疫情爆发、改善医疗系统以便疫情爆发时救治病人。但事实并非如此。

世卫组织的研究表明，疫情期间，贫穷国家的医疗支出相对持平，而个人自付医疗支出持续攀升。自2020年3月新冠被宣布为全球性大流行病以来，诸多政府启动特殊预算拨款应急。然而放眼全球，一国无论贫富，卫生部门所得拨款“份额相当小”，大部分支出都用于救助跨国公司和银行，以及为民众提供社会救济。

2020年，全球国内生产总值因疫情损失约4万亿美元。根据世卫组织的说法，“保障疫情准备工作所需资金……每年约为1500亿美元。”换言之，每年支出1500亿美元才有可能预防大流行病再次发生，避免数万亿美元的经济损失和无法估量的人间疾苦。但此类社会投资如今已无可能。这是当今时代令人不安的原因之一。

5月5日，世卫组织发布新冠疫情所致超额死亡（excess deaths）的调查结果。2020至2021年的两年间，新冠疫情死亡人数约1490万。据称，印度的死亡病例高达470万，占总数的三分之一，十倍于莫迪政府公布的官方数字，印度政府后向世卫组织提出异议。两年内全球死亡病例逼近1500万，如此惊人的数字本应警醒世人重建不堪重负的公共卫生系统。然而事与愿违。

援引一项针对全球卫生资金的研究，2019至2020年，卫生发展援助（DAH）增加了35.7%，即137亿美元，远低于330至620亿美元的预期抗疫资金。无外乎全球模式，疫情期间卫生发展援助资金虽用于抗疫，各主要卫生部门的资金却在缩减（疟疾减少2.2%，艾滋病毒/艾滋病3.4%，结核病5.5%，生殖和孕产妇保健6.8%）。抗疫支出也存在明显的地域差异，加勒比和拉美地区的卫生发展援助资金仅为5.2%，死亡病例却占全球的28.7%。

当印度政府忙于与世卫组织争论新冠死亡人数时，由左翼民主阵线领导的喀拉拉邦政府正倾尽全力改善公共卫生。喀拉拉邦有近3500万人口，健康指标常年领跑印度28个邦。左翼民主阵线政府抗疫卓有成效，这得益于其大力投入公共医疗设施，与政府有关的活跃的社会运动组织领导公共行动，以及该邦的社会包容政策极大削弱了种姓和父权等级制度，少数群体亦能享受公共机构的服务。

左翼民主阵线于2016年起在喀拉拉邦执政，随即开始改善不堪重负的公共卫生系统。始于2017年的关爱行动（Mission Aardram）旨在改善急诊、创伤等部门的公共卫生保健，将更多民众从昂贵的私人医疗吸引到公共医疗系统。政府这一行动依托于地方自治政府的架构，以便下放卫生保健系统的权力，更好地适应社区需求。行动还与多个合作社密切合作，其中包括有450万成员的妇女反贫困项目库都木巴什里合作社（Kudumbashree）。公共卫生系统的重振使喀拉拉邦人民逐渐舍弃私人医疗机构，转而青睐政府医疗设施，其比例从1980年代的28%升至2021年的70%。

在推行关爱行动的过程中，左翼民主阵线政府还在喀拉拉邦各地建立家庭健康中心。政府在这些中心开办病后诊所，为受新冠相关长期健康问题困扰的患者提供诊疗服务。诊所的建立鲜少得到新德里中央政府的支持。喀拉拉邦的高级病毒学研究所、国际阿育吠陀研究所、生物360生命科学园的生物技术和制药研究中心等公共卫生研究机构推动传染病知识实现突破性进展，助力传染病新药开发。这些举措无不体现着关爱之心，使人憧憬一个关注公益而非私利的世界。

2021年11月，三大洲社会研究所与26个研究机构通力合作，制定了《拯救地球计划》。该计划章节详尽，所有章节均为深入研究、深刻分析的成果。在重要的健康章节，有十三项明确的政策建议：

以上建议即便仅落地半数，世界也能少些凶险，多些温暖。以第6条为例，在全球疫情开始的早期，支持医护人员等重要工作者就经常为人讨论。我所2020年6月的汇编《健康是一种政治选择》就声援了这些医疗工作者。但此后虽有喧哗，却不见成效，医疗工作者的工资依然微薄，工作条件依旧艰苦。从美国到肯尼亚，医护人员掀起罢工浪潮，但承诺的支持却未得到兑现。医护人员若能在工作场所得到发言权，参与卫生政策制定，医疗灾难就不会重演。

罗克·道尔顿曾在1968年创作了一首关于头痛症与社会主义的诗，我们可从中体味拯救地球需要付出的努力：

热忱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