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迈入新年之际，距离世卫组织2020年3月11日宣布新冠肺炎为大流行病已近两年，死亡病例的官方数据已近550万人。世卫组织总干事谭德塞博士表示，新型变异毒株引发了“海啸般的病例增长”。美国的死亡人数最多，官方统计有84.7万多人。接着是巴西和印度，分别有近62万和48.2万。这三国都饱受疫情摧残。这些国家的政治领袖非但没有采取切断感染链的有效措施，而且甚至向民众提供反科学的建议；而信息不明、医疗体系相对薄弱令民众叫苦不迭。

早在2020年2月到3月，中国疾控中心就将病毒的情况告知了美国相关机构，而美国总统特朗普向《华盛顿邮报》记者鲍勃·伍德沃德坦白道：“我一直都想淡化疫情，现在我仍然这么想，因为我不想造成恐慌。”尽管早有警告，新冠肺炎经游轮和飞机传入美国本土时，特朗普及其卫生部长亚历克斯·阿扎还是毫无准备。

特朗普的继任者拜登在应对疫情上也只是半斤八两。2021年4月，美国食品药品监督管理局叫停强生疫苗接种，助长了美国国内的反疫苗情绪。拜登政府和美国疾控中心关于佩戴口罩的说法不一，加剧了国内的混乱局势。特朗普支持者和自由派在政治上势不两立、普遍漠视社会保障体系外艰难维生的民众，因此加速了美国的文化分裂。

美国的亲密盟友巴西和印度也效仿了美国的荒唐政策。巴西总统博索纳罗视病毒的严重性为儿戏，拒绝听取世卫组织的指导意见（佩戴口罩、追踪接触者、接种疫苗），奉行害人的政策，在国内一些地方，特别是亚马逊地区，拒不资助对控制疫情传播至关重要的净水供应。“害人”一词并非随意使用。巴西最高法院法官吉尔马·门德斯曾在2020年5月和7月先后使用该词，第一次是指控博索纳罗“在医疗管理方面实行害人的政策”。

印度总理莫迪无视世卫组织建议，准备不足便仓促封城，未能在氧气等基本医疗用品的供应方面向医疗机构，尤其是医护人员（ASHA认证社会医疗工作者），提供必要帮助。相反，政府鼓励民众在公共场合敲锣打鼓，妄想以此扰乱病毒，以不科学的态度对待疫情。与此同时，莫迪政府在竞选期间仍然举行大规模集会，为重大宗教节日大开绿灯，种种问题最终演变为超级传播事件。

对博索纳罗、莫迪等领导人的研究表明，他们非但未能科学应对疫情，还“煽动文化分裂，趁疫情扩大自身权力、打击反政府人士。”

美国、印度等国，其次是巴西，都遭受重创，它们的公共卫生设施受损，而私立医疗系统根本无力应对此类危机。近期奥密克戎变异毒株在美国蔓延，美国疾控中心为鼓励民众接种疫苗竟表示疫苗免费，而“住院很贵”。美国全国护士联合会负责人邦尼·卡斯蒂略回应道：“试想一下，在一个糟糕透顶的地方，公共卫生策略竟是用医疗体系本身恐吓民众。哦不对，其实都不必想象……”

2009年，时任世卫组织总干事陈冯富珍博士表示：“提出收取医疗服务使用费是为了收回成本，防止过度使用医疗服务以及过度消费保健服务。这个目标并未实现。使用费反而伤害了穷人。”使用费或称共付费，以及公共医疗以外的私立医疗费仍在“伤害”穷人。印度是目前新冠疫情死亡人数排名第三的国家，其自付医疗费用位居世界首位。

美国护士工会负责人的犀利言论得到了世界各地医护人员的响应。去年，巴西容迪亚伊圣维森特医院的护士朱莉安娜·罗德里格斯向我透露，她们“工作时心惊胆战”，条件极其恶劣，设备无比简陋，工时又极长。她告诉我，医护人员“热爱工作、甘于奉献、关怀他人”。尽管此前“一线工作者”已经得到了关注，但医护人员的工作条件改善甚微，这也是全球各地掀起罢工浪潮的原因，最近印度德里就发生了激烈的医生罢工事件。

美国、巴西、印度等国抗疫不力，严重违反了所签署条约中关于人权的规定。这些国家都是世卫组织成员，1946年签署的《组织法》规定“享有可达到的最高健康水准是每个人的基本权利。” 两年后1948年的《世界人权宣言》第25条声明：“人人有权享受为维持他和家属健康和福利所需的生活水准，包括食物、衣着、住房、医疗等必要社会服务；在失业、患病、残废、守寡、衰老等不可控的情况下丧失谋生能力时，有权享受保障。”宣言中的“他”虽用词过时，但内容清晰明了。《宣言》尽管不具约束力，但它确立了一个重要标准，无奈总被大国违反。

1978年，世卫组织成员国在前苏联的阿拉木图承诺加强公共卫生基础设施建设。承诺不仅化为泡影，基础设施还因医疗卫生大规模私有化而遭到系统性破坏。公共医疗卫生体系遭到严重侵蚀，这是资本主义国家无力应对公共卫生危机的一大原因，这与古巴、印度喀拉拉邦、委内瑞拉等地对比鲜明，它们用少量资源成功切断了感染链。

最终，在2000年举行的联合国经济、社会、文化权利委员会会议上，联合国各成员国签署了一份文件，重申“健康是行使其他人权所不可或缺的一项基本人权。每个人都有权享有可达到的最高健康水准，从而过上有尊严的生活。”

世界上许多大国出现了一种有害的文化，漠视平民福祉、违反国际条约已成常态。我们需要从根源上重新思考“民主”“人权”等词，狭隘的使用让它们变得廉价。

新年伊始，《新框架》的同仁发表了一篇言辞犀利的社论，号召反抗流氓政府，呼吁重拾希望的新计划。他们在第二点写道：“这并非天方夜谭。在进步政府的领导下，社会得到快速发展的例子有很多，局限性和矛盾也必然存在。不过这需要组织并动员民众建立一种力求变革的政治工具，进行自下而上地更新和约束，从而避免本国权贵阶层和帝国主义的危害，特别是美国外交政策中有明有暗的复仇主义。”